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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央集权官僚机构的建立

【摘要】:相国和将军的官制 春秋、战国间,各国经过政治改革,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在国君之下,有一整套官僚机构作为统治工具。这个官僚机构,是以相和将为其首脑的。战国时代各大诸侯国先后形成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出现了以相、将为首的官僚机构,这在中国古代政治历史上是一种进步现象。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王朝,便是沿袭战国时代的制度的。

相国和将军的官制 春秋战国间,各国经过政治改革,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在国君之下,有一整套官僚机构作为统治工具。这个官僚机构,是以相和将为其首脑的。这个官僚组织的重要特点,就是官分文武。《尉缭子·原官篇》说:“官分文武,王之二术也。”这与西周春秋时代各国卿大夫同时掌握政权和兵权的制度是不同的。这样“官分文武”,既然适应当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需要,因为处理政务需要一定的政治能力,指挥战争需要一定的军事才能;同时又便于把权力集中到国君手中,因为文武分职之后,大臣的权力分散,可以起相互监督的作用,这就便于国君进一步的集权。

相是官僚机构的“百官之长”(《荀子·王霸篇》、《吕氏春秋·举难篇》),称为相邦或相国(据铜器铭文,相国都称相邦,或许传世古书上的相国都是因汉代避刘邦讳而改的),又称丞相,也统称为宰相(《韩非子·显学篇》)。[1]本来“相”是诸侯朝聘宴享时辅导行礼的官,“宰”是卿大夫的家臣,家宰总管一家的政务,邑宰掌管一邑的政务。但是在春秋时代某些国家已有总领百官的冢宰、太宰或相,例如齐国在齐景公时已设有左右相。但是这些冢宰、太宰或相,还是某些强大的卿大夫的世袭官职。到春秋晚期,当晋国进步的卿大夫开始使用官僚管理政务的时候,“相”就成为官僚机构的首脑。例如赵在赵简子时,解狐曾推荐其仇人给简子为相(《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篇》)。韩在韩康子时也已用段规为相(《国语·晋语九》)。

将军原是春秋时代晋卿的称号,因为春秋时代卿大夫不仅有统治权力,而且有宗族和“私属”的军队亲自统率着。到战国时代,由于统治范围的扩大、官僚机构的庞大复杂,由于常备兵的建立和征兵制度的推行、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方式的改变,在官僚机构中不得不文武分家,产生了文官的首长——相,和武官的首长——将。以魏国为例,魏文侯时曾先后以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而另有乐羊、吴起、翟角为将。以齐国为例,齐威王时曾先后以邹忌、田婴为相,而另有田忌、申缚为将。

秦国设相位,是较迟的。卫鞅在秦主持变法,由左庶长升为大良造,大良造便是当时最高的官职。直到公元前三二八年(秦惠王十年)张仪做秦相,秦才开始正式设立相位,这是仿效三晋的制度的。[2]公元前三〇九年(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史记·秦本纪》)。但是秦国在初设相位时,为相的张仪、樗里疾、甘茂等还统率军队作战。秦国在设相位后,大良造就成武职,白起屡建战功,封为列侯,官职还是大良造。秦设立将军的官职,是在秦昭王时。秦昭王初立时以魏冉为将军,警卫首都咸阳,从此秦才有将军(《史记·穰侯列传》)。

战国时代只有楚国始终没有设相位,仍沿袭春秋时代的官制,以令尹为最高官职。楚悼王时用吴起变法,吴起做的是令尹(《淮南子·道应篇》)。楚考烈王时黄歇(春申君)执政,也做的是令尹(《史记·楚世家》)。一直到战国末年李斯上书韩王时,楚的执政者也还是令尹[3]。楚国在战国时代也没有设置将军,只有柱国或上柱国的官职,其地位仅次于令尹[4]。公元前三〇八年(楚怀王二十一年)秦国进攻韩的宜阳,楚派柱国景翠往救,柱国还是最高的武官(《国策·东周策》)。柱国本来是国都的意思[5],原是警卫国都之官,到对外战争时也就成为最高统帅了。

战国时代各大诸侯国先后形成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出现了以相、将为首的官僚机构,这在中国古代政治历史上是一种进步现象。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王朝,便是沿袭战国时代的制度的。秦汉时代的中央政府组织,在皇帝之下设有三公,三公是左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不仅丞相的官制是沿袭战国时代的,就是太尉和御史大夫的官制也还是从战国时代的官制中发展而来的。

尉和御史的官制 原来春秋时代晋国的上中下三军都设有尉,因为中军地位最尊,中军的尉又称元尉(《国语·晋语七》)。元便是大的意思。到战国时代,赵国有中尉,其官职是“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史记·赵世家》),和《礼记·月令篇》所说太尉的职责“赞桀(杰)俊,遂贤良,举长大”,是相同的。后来赵国在将军下又设有国尉(《史记·廉颇列传》)、都尉(《战国策·赵策三》)。秦国到秦昭王时也在大良造之下增设国尉一级(例如白起初为左庶长,后升左更,再升国尉,最后升为大良造)。秦国在统一全中国后,以太尉经常掌管全国军事,便是沿袭国尉这个官职而来的。

御史这官职,在战国时代本是国君的秘书性质。别国使臣来献国书时,往往由国君的御史接受(《战国策·韩策一》、《赵策二》)。国君在宴会群臣时,往往是“执法在傍,御史在后”的(《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语)。两国国君相会,也往往有御史在旁记录(《史记·蔺相如列传》记秦赵渑池之会)。御史由于担任秘书工作,负责记录和接受、保管文件,就成为国君的耳目,带有监察的性质。到秦统一中国后,三公中的御史大夫,还是秘书兼监察性质,当是沿袭战国时代的官制而发展起来的。

七国官制的不同 战国时代各国官制,由于沿袭各国春秋时代的制度,很不相同。大体上三晋是一个系统,齐国是另一个系统,秦、楚又各自有其系统。燕国由于史料缺乏,不够清楚。除楚国始终没有设置相、将以外,各国在相、将以下的官职是不同的。

魏国设有司徒(《吕氏春秋·应言篇》)、持节尉(《战国策·魏策四》)、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傅(《史记·魏世家》)、太史、主书(《吕氏春秋·乐成篇》)、廪(《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虞人(《战国策·魏策一》)等。

赵国设有司寇、中尉(《史记·赵世家》)、左司马(《战国策·赵策一》)、内史、左右司过、师(《史记·赵世家》)、左师(《战国策·赵策四》)、田部吏(《史记·赵奢列传》)、宦者令(《史记·蔺相如列传》)等。

韩国设有司空(《吕氏春秋·开春论》)、少府(《战国策·韩策一》)、史(《战国策·韩策二》)、廪吏(《韩非子·内储说下篇》)等。

齐国设有司马、太史(《战国策·齐策六》)、太傅(《战国策·齐策四》)、右师(《孟子·离娄下篇》)、士师(《孟子·公孙丑下篇》)、大士(《说苑·臣术篇》)、士尉(《吕氏春秋·知士篇》)、博士(《说苑·尊贤篇》)、工师(《孟子·梁惠王下篇》)等。

秦国设有大良造、左更、中更(《史记·秦本纪》)、左庶长(《史记·商君列传》)、庶长(《史记·秦本纪》)、内史(《战国策·秦策三》、《史记·秦始皇本纪》)、长史(《史记·李斯列传》)、师、傅(《史记·商君列传》)、博士(《史记·秦始皇本纪》)、侍医(《战国策·燕策三》)、执法(《战国策·魏策四》)等。

楚国设有莫敖(《战国策·楚策一》)、司马、典令、太宰(《战国策·韩策一》)、左徒(《史记·楚世家》)、新造(《战国策·楚策一》)、大工尹、集尹、尹(《鄂君启节铭文》)等。

在上述各国官职中,主管土地和人民的司徒,主管刑法的司寇,主管军政的司马,主管土木工程的司空,主管手工业的工师,主管山泽的虞人以及太史、太师、太傅等,都是沿用春秋以前的官制。

秦汉时代九卿的由来 秦汉时代的中央政府组织,在三公之下,设有九卿:(一)奉常(掌管宗庙祭祀礼仪),(二)郎中令(掌管宫内传达和警卫),(三)卫尉(掌管宫门的警卫),(四)太仆(掌管车马),(五)廷尉(掌管司法),(六)典客(掌管外交),(七)宗正(掌管国君宗族),(八)治粟内史(掌管租税),(九)少府(掌管山海池泽,供养国君)。这九卿制度,大体上是从战国时代的官制发展而成。

战国时代,赵、韩、齐、秦、楚等国都已有郎中(《战国策·赵策三》、《赵策四》、《韩策三》、《燕策三》、《楚策四》、《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外储说右上篇》),是国君的侍卫。秦制郎中令下有谒者,战国时代魏、齐、秦、楚等国都已有谒者,是为国君掌管传达的。卫尉这个官职,秦在战国时代已设置(《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八年)。太仆这个官职,春秋时代各国早已设置,战国时代魏、韩、齐、秦等国也都有仆(《吕氏春秋·长见篇》、《处方篇》,《史记·滑稽列传》,《韩非子·说林上篇》)。廷尉这个官职,秦在战国时代已设置(《史记·李斯列传》)。典客这个官职,在战国时代也已设置,齐国有主客的官(《史记·滑稽列传》),主就是典的意思。内史这个官职,战国时代赵、秦已有(《史记·赵世家》、《秦始皇本纪》、《战国策·秦策三》),内史的职务是“节财俭用,察度功德”(《史记·赵世家》),和秦汉时代的治粟内史性质是相同的。少府这个官职,战国时代韩国已有,当时韩有少府所造的强弓劲弩(《战国策·韩策一》)。秦制少府下有佐弋,掌管弋射,战国时代秦、卫两国都已有佐弋(《史记·秦始皇本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秦制少府下还有尚书,战国时代魏国已有主书(《吕氏春秋·乐成篇》),齐、秦两国已有尚书(《新序·刺奢篇》、《战国策·秦策五》),也作掌书(《吕氏春秋·骄恣篇》)。汉代初年少府有所谓六尚:尚衣、尚冠、尚食、尚浴、尚席、尚书。战国时代韩国已有典衣、典冠(《韩非子·二柄篇》)、尚宰、尚浴(《韩非子·内储说下篇》)。

[1] 相的职权,据《荀子·王霸篇》说:“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饬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丞相之称,秦赵两国都曾应用。《史记·秦本纪》载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战国策·赵策三》载建信君说:“秦使人来仕,仆官之丞相。”相国之称较为普遍,相和相国往往并用。

[3] 《淮南子·道应篇》、《说苑·指武篇》都说吴起官至令尹,而《史记·吴起列传》称他“相楚”,不过以他国制度比拟而已。《楚世家》说:“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而《春申君列传》说:“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也不过以他国制度比拟而已。《韩非子·存韩篇》载李斯上韩王书说:“杜仓相秦,起兵发将,以报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这事已在战国末年,楚的执政官还是令尹。《战国策·楚策三》载苏子对楚王说:“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数。”《齐策二》载陈轸对楚上柱国昭阳说:“愿闻楚国之法,破军杀将者,何以贵之?”昭阳说:“其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珪。”陈轸说:“异有贵于此者何也?”昭阳说:“惟令尹耳。”陈轸说:“令尹贵矣,王非置有两令尹也。”可知楚怀王时的最高官职是令尹。

[4] 《战国策·东周策》载秦攻宜阳之役,赵累对周君说:“君谓景翠曰:公爵为执圭,官为柱国,战而胜则无以加矣。”可知战国时代楚国柱国的职位相当于他国的将军。《史记·楚世家》载楚怀王十七年汉中之役,“秦大败我军,……虏我大将军屈丐、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但在屈丐被虏后四年,秦伐宜阳,楚派柱国景翠往援韩,柱国还是最高的武职,可知《楚世家》所说的“大将军”,只是以他国制度比拟罢了。

[5] 《战国策·齐策三》记国子说:“安邑者,魏之柱国也;晋阳者,赵之柱国也;鄢郢者,楚之柱国也。”高诱注:“柱国,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