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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9
楚悼王起用吴起实行变法 吴起,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一度做过鲁国的将,旋即入魏,被任为西河郡守。公元前三九〇年左右,因为魏武侯的大臣王错的排挤,吴起由魏入楚,被楚悼王任为“宛守”(《说苑·指武篇》,宛是南阳郡治所,今河南南阳),防御魏、韩。一年之后,被提升为令尹,主持变法。
吴起“损有余、补不足”的变法措施 吴起变法的要点,是“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说苑·指武篇》)。就是要剥夺一些旧贵族的“有余”,来补充军政开支的“不足”。他认为,楚国的“贫国弱兵”,是由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这些大臣、封君“上逼主而下虐民”,因此他主张对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减削官吏的禄秩(《韩非子·和氏篇》),精简“无能”、“无用”的官,裁汰“不急之官”(《战国策·秦策三》),节省这些开支用来供养“选练之士”。这个措施革除了一些世袭封君的特权,精简了国家机构,增强了军事力量。
吴起“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的另一个措施,是把旧贵族迁移到荒凉地区去。他根据楚国地广人稀的特点,认为多余的是土地,不足的是人民,而过去楚国旧贵族把人民集中到地少人多的地区来,这是“以所不足,益所有余”,应该加以纠正。因而他下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吕氏春秋·贵卒篇》)。这是迫使旧贵族带同所属人员去充实广大的荒凉地区,这样就有力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并有利于开发荒凉地区。
吴起整顿楚国吏治 吴起为了整顿楚国官场的歪风,提出下列三点主张:
(一)“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战国策·秦策三》记范雎语)。就是说,不能因个人的“私”妨害办理政务的“公”,不能让坏人的“谗”掩盖忠臣的“忠”,要求大家能够为“公”而忘私,“行义”而不计毁誉,一心为君主政权效力。
(二)“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战国策·秦策三》记蔡泽语)。就是要整顿楚国官场的歪风,禁止私门请托。
(三)“破横散从(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战国策·秦策三》记蔡泽语)。就是不准纵横家进行游说。
同时,吴起还改革了“郢人以两版垣(用夹板填土筑墙)”的简陋建筑方法,开始建设楚都郢(《吕氏春秋·义赏篇》)。
吴起变法的成效 吴起在变法过程中,曾遭到楚国旧贵族的反对,贵人“皆甚苦之”(《吕氏春秋·贵卒篇》),甚至连改变“两版垣”的简陋建筑方法也“见恶”(《吕氏春秋·义赏篇》)。还曾遇到当时楚国流行的道家的攻击。当吴起出行巡视的时候,屈宜臼就曾用道家学说当面反对他的变法。屈宜臼认为“善治国家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攻击吴起的变法“是变其故而易其常”;还认为“兵”是“凶器”,“争”是“逆德”,攻击吴起富国强兵的主张是“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而且咒骂吴起是“祸人”,说“非祸人不能成祸”,并攻击支持吴起变法的楚悼王“逆天道”,说“楚国无贵于举贤”(《说苑·指武篇》;《淮南子·道应篇》同,惟“屈宜臼”作“屈宜若”)。这样把“兵”看成“凶器”,把“争”看成“逆德”,那是道家的看法。说明当吴起在楚国变法时,不仅有许多旧贵族反对,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还有道家的反对。但是,吴起没有被反对者吓倒,还是坚决地实行变法,初步取得了成效。
楚国经过了吴起变法,也就强盛起来。吴起曾“南收扬越,北并陈蔡”(《战国策·秦策三》载蔡泽语,今本“收”误作“攻”,从王念孙《读书杂志》据《史记·蔡泽列传》改正),“却三晋,西伐秦”(《史记·吴起列传》)。他“南收扬越”,取得了很大成果,扩展了南方许多土地。《后汉书·南蛮传》说:“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纵横家所编造苏秦对楚威王游说辞,说楚“南有洞庭、苍梧”,该是吴起“南收扬越”以后的情况。从此楚就占有江西南部和湖南、广西间的苍梧。[1]与此同时,吴起还向北战胜魏国。公元前三八三年赵国侵卫,卫几亡国,求救于魏。次年,魏救卫攻赵,卫便反攻,夺得刚平,进攻中牟,取得赵河东地。再次年,赵求救于楚,楚又救赵攻魏,“战于州西,出于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一直攻到了黄河两岸(参见《史记·赵世家》、《战国策·齐策五》)。这是吴起在楚变法后所取得的大胜利。
吴起被杀害 但是就在胜利的这年,楚悼王去世了。吴起到治丧的处所,便遇到许多贵族的联合进攻。吴起伏在王尸上,贵族的箭射中了王尸。按照楚国的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结果“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吕氏春秋·贵卒篇》、《史记·吴起列传》)。有的贵族如阳城君便逃奔出国(《吕氏春秋·上德篇》)。而吴起也被车裂肢解而死(《韩非子·和氏篇》、《难言篇》、《问田篇》,《墨子·亲士篇》,《淮南子·缪称篇》,《战国策·秦策三》)。
吴起在楚国变法时间较短[2],成效不大。吴起死后,楚国虽然也成为“战国”之一,在政治制度上有些改革,但是军政大权始终掌握在贵族昭、景、屈三家之手,政治上比较腐败。《吕氏春秋·察今篇》曾竭力说明变法的好处、不变法的坏处,并举“刻舟求剑”等故事来比喻不变法的愚蠢,从而总结全文说:“荆(楚)国之为政,有似于此。”因为吴起死得早,变法的时间短,所取得的成效就和秦国卫鞅变法不同,韩非就曾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韩非子·问田篇》)
[1] 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说:“《正义》云:苍梧山在道州南。按此乃楚粤穷边处。交州苍梧,则粤地也。”《山海经·海内经》说:“南方有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逸周书·王会篇》说“仓吾翡翠”,叙述在长沙之后,仓吾亦即苍梧。可知苍梧既为山名,又为渊名,同时又作部族名和地区名,在今湖南、广西之间。从长沙发现有春秋晚期楚国墓葬来看,洞庭湖周围地区当在春秋晚期已为楚国领土,不全是吴起在楚当政时所开拓的。蒋超伯《南漘楛语》卷五《吴起非商鞅比》条说:“按今南赣诸郡及楚粤毗连等处,皆吴起相楚悼王时所开。”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2] 《韩非子·和氏篇》说吴起在楚变法,“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楚”。这里说“期年”,应该是十年。据《吕氏春秋·观表篇》说:吴起“去魏入荆,而西河毕入秦”。魏武侯七年秦已侵魏的阴晋,九年魏伐秦又失败,十年便在河东的安邑王垣筑城,以防秦东侵。吴起离魏入楚,疑在魏武侯六年即楚悼王十二年前后,去楚悼王去世尚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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