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水利工程发展

春秋战国间，各国已很注意水利的兴修，或者沿河建筑堤防，或者开凿运河。运河的开凿，水利工程的修建，不但便利交通，而且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时各国政府继承过去政权的办法，把水利的兴修作为国家公共职务，设有“司空”等官职来管理（《荀子·王制篇》）。

堤防的普遍建筑 我国堤防的建筑起源很早，到春秋时代，黄河、济水等大河流旁已筑有部分堤防，例如黄河旁边周地有名堤上（今河南洛阳西南）的，济水旁边齐地有名防门（今山东平阴东北）的。战国时代堤防的建筑，比以前更普遍了，建筑的工程比以前更完固了。他们对于防止堤防的溃决，已有重要的经验，或者说“巨防容蝼，而漂邑杀人”（《吕氏春秋·慎小篇》）；或者说“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韩非子·喻老篇》）。魏国魏惠王时有个著名的大臣白圭（名丹），他不仅是个投机取巧的大商人，而且是个防止堤防溃决的专家。据说他经常巡视堤防，“塞其（蝼蚁的）穴”（《韩非子·喻老篇》），因为蚂蚁（特别是白蚁）在堤防作巢穴，经历一二十年后，巢穴扩大，堤防有空腔，就会被大水溃决，必须经常进行检查，挖塞所有的蝼蚁巢穴。白圭自己也曾夸言：“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告子下篇》）

战国时代所建筑的堤防，规模也较前为大，在许多大河流上都已建筑有比较长的堤防。但是，战国时代已形成了七大国割据并列的局面，大国建筑大规模的堤防只是为了本国的利益，所谓“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当时齐和赵魏是以黄河为界的，赵魏两国的地势较高，齐国的地势低下，黄河泛滥时齐国所遭受的灾害就较严重，因而齐国首先沿着黄河建筑了一条离河二十五里地的长堤防，以防止黄河的泛滥。自从齐国沿黄河筑了长堤防，“河水东抵齐堤，则西迄赵魏”，使得黄河泛滥的水流冲向赵魏两国去，于是赵魏两国也沿着黄河建筑了一条离河二十五里地长堤防。从此，在黄河两岸，堤防间五十里宽阔地带，河水也就时来时去。当时黄河两岸，据说河水“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汉书·沟洫志》载贾让奏言）。

战国时代各国大规模的建筑堤防，虽然“各以自利”，不免产生像孟子批评白圭“以邻国为壑”那样的弊害，但是对于本国人民生命财产的保障，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堤防可以防止水灾，保护农业生产，还可以与水争地，开辟耕地。

《管子·度地篇》载有筑堤方法：“今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周（“周”原误作“道”），禾稼不伤。岁埤增之，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民得其饶，是谓流膏。”这是一段有韵的经验之谈，被假托为管仲所说的。很明显这是春秋战国期间齐国沿黄河筑堤的经验。所说“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是说遇到不生草的沙滩，筑堤防就得把泥土装在麻袋里堆积，用以防止堤防的泥土流失。所说“夹水四周，禾稼不伤”，是说堤防以内的耕田，四周要掘有水道间隔，使庄稼不受积水的伤害。因为黄河夹带泥沙，河底不断积泥而升高，因而堤防要逐年增高，即所谓“岁埤增之”。堤上还要种植荆棘，夹种柏杨，使堤防牢固而不被冲决。《度地篇》还讲到了常年保养堤防的方法，冬天要巡视，春天待农暇加以修补；遇大雨要设法防护，见到水的冲击要加固挡住。因为“浊水蒙壤，自塞其行”，“岁高其堤，所以不没也。春冬取土于中，秋夏取土于外，浊水入之不能败”。所说“浊水”即指黄河之水，春冬雨季河水旱浅，可以从河中取土筑堤，使河底加深，堤防加高；等到秋夏河水上涨，浊水流入就不致造成祸害。这可以说是齐国长期治理黄河的主要经验。

特别值得我们提出的，就是当时所有沿大河的农民作了极艰苦的防泛工作，像我们前面所举的黄河沿岸农民就是例子。在这样艰苦的斗争中，在“起堤防”和“排水泽”方面，都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使得水利工程的建筑技术不断提高。

运河的开凿和水利工程的兴办 公元前四八六年，吴国曾在邗（今江苏扬州西北）筑城，在长江淮河间开凿运河，称为邗沟。从今扬州向东北穿凿到射阳湖（在今江苏淮安东南），再经射阳湖到末口（在今淮安北五里）入淮（《汉书·地理志》江都县注、《左传》哀公九年杜预注）。这是运河最早开凿的一段。公元前四八二年，吴国又从淮河继续开一条运河通到宋鲁两国间，北面通沂水，西面通济水（《国语·吴语》）。这条运河该即《禹贡》和《汉书·地理志》的菏水，它沟通了济水和泗水，而泗水下流注入淮水，越淮水可以和邗沟相连接。这样就把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连结了起来。春秋末年吴国开凿这些运河，固然为了便于争霸，有其政治上军事上的目的，但客观上也便利了交通和农业灌溉。

图九 邗沟、菏水、鸿沟位置图

这时不仅中原和南方地区，从关中到巴蜀，比较大型的水利工程也兴办起来了。公元前三六〇年，魏国瑕阳（今山西临猗西）人曾从岷山（即蒙山，在今四川芦山北）开导羌地的青衣水，使东和沫水（今大渡河）相合，到今四川乐山入于岷江（《水经·青衣水注》引《竹书纪年》）。这是受到魏国兴修水利的影响，蜀国聘请魏国水利专家前往进行水利建设，因而魏国史官特为记载。

最著名的水利工程，要算是岷江水利工程了。岷江沿途高山深谷，水流湍急，每年夏秋，水量骤增，灌县以下常要泛滥成灾。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3]，是个杰出的水利专家，他总结了过去治水的经验，因势利导，兴修了这个把水害改变成为水利的工程。相传在李冰主持下，在今灌县西边的岷江中凿开了与虎头山相连的离堆，在离堆上游修筑了分水堤和湃水坝，把岷江分为郫江（即内江）和检江（即外江）两支，并筑有水门调节两江水量^[4]，从此把岷江的水流分散，既可免除泛滥的水灾，又便利了航运和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由于堤岸修筑在沙和卵石冲积很深的河床上，不容易修筑永久性的堤岸，于是因地制宜，创造了用竹笼装满卵石、累叠成分水堤的方法，使堤岸能够经受洪水冲击的考验。^[5]这个“穿二江成都中”的水利工程（《史记·河渠书》、《华阳国志·蜀志》、《水经·江水注》），就是目前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开端，二千二百多年以来一直有着巨大的灌溉效益。

其次要数到秦的郑国渠了。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韩国企图减轻秦国的军事压力，派了水工名叫郑国的，进说秦国使用人力，修建引泾水灌溉的水利工程。从仲山（今陕西泾阳西北）引泾水向西到瓠口（即焦穫泽）作为渠口，利用西北微高、东南略低的地形，沿北山南麓引水向东伸展，经今三原、富平等县，穿过许多纵流的小河，从今大荔东南^[6]，注入洛水（即北洛水），称为郑国渠。这样把许多纵流的小河如冶谷水、清水等截断，引向灌溉总渠中，小河的水就成为灌溉的水源（详见《水经·沮水注》）。郑国渠全长三百多里，灌溉田亩四万余顷。相传人们利用泾水含沙而有肥效的特点，在一段平坦河床下游，利用木料筑成圆廪，填进巨石，成为“石囷”，用大量“石囷”排列成堰骨^[7]，使泾水到此减低流速，沉淀部分粗沙，引进细沙入渠，既可用来灌溉，又可冲压、降低耕土层中的盐碱含量，收到改良土壤的效果，从而使每亩（相当于今零点七四亩）增产到一钟，即六石四斗（每斗相当于今二升）。从此关中成为沃野，常获丰收。

图十 都江堰图

这是四川省灌县都江堰的水利工程图。目前都江堰的水利工程，是以灌县西北岷江中的都江鱼嘴为起点的。都江鱼嘴是用竹篾编成竹笼，里面装满巨大的鹅卵石，一层层堆砌筑成的。它把岷江水流分成两支，使水害改变成了水利。

图十一 郑国渠位置图

战国前期的魏国和战国后期的秦国，开凿运河，兴修水利，主要用以灌溉农田，同时也有助于促进水上运输，这对生产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魏国在战国初期、秦国在战国后期所以会富强，这也是原因之一。

运河开凿工程技术的进步 春秋战国间运河开凿工程的发展，是和当时开凿运河工程技术的进步分不开的。这时运河开凿工程技术的进步，一方面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出现了比较锋利的铁工具。这些铁工具既然提高了开凿河道的工作效率，也便利了开凿技术的改进，不仅可以大规模地挖掘泥土，开凿运河，而且可以把阻碍水流的小山的岩石凿平。一方面由于农民在水田的水利灌溉上取得了不少的治水经验，并且已经创造了调节水利的方法。

春秋战国间著作的《考工记》，曾经列举出当时农田大小沟渠不同的名目，有所谓“浍”（大沟）、“洫”（中沟）、“遂”（小沟）、“”（田间小沟）等（《考工记·匠人》）。人们不仅知道修筑沟渠和堤防都必须依据地势，而且懂得采取一再改变水流方向的方法，可以增加水速，把静水输送到远地；水流方向改变，增加水速，水的冲击力量加强，可以利用这个原理作深渊。^[8]这时运用沟渠来调节水利的方法已相当进步，人们不但注意水的流通、水的蓄藏，还注意及时地调节水量。《荀子》曾经指出“司空”这个官职的具体任务就是“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要做到“岁虽有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耕耘”（《荀子·王制篇》）。当时对于农田水利的调节是采用了这样的方法：用潴（池塘）来蓄水，用防（堤防）来防泛滥，用沟来流通水，用遂来均匀各块田间的水，用列（即）来留住必要的水，用浍来泻去多余的水，即所谓“以猪（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写（泻）水”（《周礼·稻人》）。这些水田的水利工程和调节水利的方法，大规模地运用起来，也就发展了大规模的运河开凿工程技术。这时运河开凿工程的技术，和堤防建筑工程的技术一样，是人民由于生产和生活上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

这时运河开凿工程的技术，总的说来，不外乎下列四项：

第一，利用附近原有的湖泊作为水库。从春秋末年起一直到战国时代，多数运河的开凿都利用附近原有的湖泊作为水库。吴国所开凿的邗沟，是利用射阳湖作为其水库的。吴国所开凿的菏水，又是利用菏泽作为水库的。魏国所开凿的鸿沟，是利用圃田泽作为其水库的。秦国所开凿的郑国渠，是利用焦穫泽作为其水库的。这样的利用附近原有的湖泊作为水库来开凿的方法，在不能用人力大规模兴建水库前，应该是水利工程中比较进步的方法。

第二，调节水量的“水门”的建设。《华阳国志》载李冰所建设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这类水门的建设，在当时已很普遍。当时所开凿的运河和湖泊的接连处，都设有水门来“安水藏，以时决塞”。所以《荀子》把“安水藏，以时决塞”作为“司空之事”。当汉代汴渠决口时，据说其“水门故处皆在河中”（《后汉书·王景传》），可知鸿沟原来也是设有水门的。水门的建设，对于水量的调节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也是治水工程中的一大进步。

第三，在中流作“堰”方法的运用。李冰在兴建都江堰工程时，曾经在今灌县西的岷江中流建筑大堰，扼住了岷江的咽喉，使水分向左右流，即《华阳国志》所谓“壅江作堋”，《水经·江水注》所谓“壅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就是现在都江堰的内外金刚堤，使岷江经此分为内江、外江，从而提高水位，并使内外江水量相当稳定。还设有内外江纵横的“马槎”，用以控制内外江的水量。当时采用这种“中流作堰”方法的，不止都江堰一处，所有沟渠工程常常采用这个方法。孟子曾说，“今夫水，……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孟子·告子上篇》），正是由于当时治水有作堰“激而行之”的方法，孟子才会这样说的。而且作堰的方法，能够因地制宜，都江堰用竹笼装满卵石筑分水堤，郑国渠用“石囷”列成堰骨，取材不同，方法一致。

第四，淤灌压碱方法的创造。郑国引用泾水作渠，“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汉书·沟洫志》）^[9]。就是利用“石囷”作堰，使泾水流速变慢，沉淀部分粗沙，引进具有肥效的细沙入渠，用来灌溉含有盐碱的耕土，可以起冲压、降低耕土中盐碱含量，改良土壤和增加肥力的作用。

[1] 《史记·河渠书》曾说：“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褚少孙所补《史记·滑稽列传》说：“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吕氏春秋·乐成篇》则说这个工程是魏襄王时邺令史起修建的。建成之后，“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

[2] 《史记·河渠书》说：“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这些沟渠都是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先后所开凿的。

[3] 据《史记正义》引《风俗通》，李冰为秦昭王时人；而《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认为李冰是秦孝文王时人；《水经·江水注》从《风俗通》之说。据《史记·河渠书》和《华阳国志》，李冰尚有“解沫水之害”的水利工程；据《华阳国志》，李冰更有疏通文井江（即今邛水）和洛水的工程。

[4] 宋人《堤堰志》说：“蜀守李冰凿离堆、虎头，于江中设鼻七十余丈，……指水一十二座，大小钓鱼护岸一百八十余丈，横潴洪流，以分岷江之水。”见《蜀中广记》、《灌江备考》等书所引。

[5] 据《元和郡县志》记载：犍尾堰（即都江堰）“李冰作之以防江决，破竹作笼，圆径三尺，长十丈，以石实之，累而壅水。”

[6] 郑国渠故道久已淤塞，关于它的流经路线，存在不同的说法。杨守敬《嬴秦郡县图》和《前汉地理图》所画郑国渠，从今泾阳、三原、高陵以北，转而折向东北，过蒲城、白水以西，从白水县以北进入洛水。这是不符合地理形势的。蒲城、白水地势远比泾阳、三原、高陵为高，渠水不可能由低处流向高处。《史记集解》引徐广说：“出冯翊怀德县。”怀德县在今大荔东南。这样渠水由西北流向东南，是比较合理的。

[7] 《重修泾阳县志·水利志》说：郑国“来至秦北山之下，视泾河巨石磷磷，约三四里许，泾水流注其中，湛以作堰。于是立石囷以壅水，每行用一百余囷，凡一百二十行，借天生众石之力，以为堰骨；又恃三四里许众石之多，以堰势，故泾水至此不甚激，亦不甚浊”。

[8] 《考工记》：“凡行奠水，磬折以参伍。”郑注引郑司农云：“‘奠’读为‘停’，谓行停水沟，形当如磬，直行三，折以五，以引水者疾焉。”《考工记》：“欲为渊，则句于短。”郑注：“大曲则流转，流转则其下成渊。”

[9] 《汉书·沟洫志》颜注：“注，引也。‘阏’读与‘淤’同，……填阏，谓壅泥也。言引淤浊之水，灌碱卤之田，更令肥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