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海上贸易：广州和泉州崛起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故而宋代贸易最盛者，是东面海港的对外贸易。其中广州贸易额最高，杭州因更接近核心地区，地位最为重要。逐渐地，泉州地位崛起，至南宋贸易额已超越广州，成为全国第一大港。为保证海上贸易有序进行，并维持政府对贸易的控制，政府又于沿海设巡检司，以缉捕海盗、迎送商船、查禁走私。海上贸易对民间的影响，可从两方面来看。也曾有人提出，通过海外贸易，宋所获

宋与所有周边政权，都存在贸易关系，如宋辽之间置榷场，各售对方所需之物，每岁交易额数十万贯，与金、夏之间，亦置榷场互市。然而宋代与境外的经济交流，因西北疆域较之唐以前大幅退缩，传统的丝绸之路，已在其控制之外。另外，由于经济重心之南移——尤其向东南移动，对外贸易亦需随其腹地之迁移而转变方向、通道。故而宋代贸易最盛者，是东面海港的对外贸易。

贸易港口的分布，深刻揭示了宋初统一的重要性。几乎所有的港口都分布在五代时南方的割据政权。两浙以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市）为最主要港口，其次为温州、秀州（今浙江嘉兴市）、江阴军。福建以泉州为主，其次则福州、漳州。两广则以广州为首要港口，以钦州、潮州、琼州（今海南海口南）为辅。这些港口在唐代已有相当好的基础，在十国时期，又于割据者手中续有发展，带来可观的收益。宋初统一之后所获得的这些优良港口，其各方面的条件是北方原有的以密州（今山东诸城市）、登州（今山东蓬莱市）为主的港口体系所不能比拟的。

入宋以后，东南诸港总体的成长趋势不变，但相互之间的地位却有起落。全国范围内，统一之初，全国最大的三个港口为杭州、明州、广州。其中广州贸易额最高，杭州因更接近核心地区，地位最为重要。逐渐地，泉州地位崛起，至南宋贸易额已超越广州，成为全国第一大港。两浙路诸港之间的地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杭州的重要性不断下降，秀州华亭县的青龙港一度发展迅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但因航道的淤塞，来秀州的蕃舶，交易移往上海港，其连续的发展过程被打断，而明州港则保持良好的上升趋势，北宋后期，成为对日本、高丽贸易的唯一指定港口，南宋时已稳居两浙诸港之首。南宋后期，全国最重要的港口，已变成明州、泉州、广州，分居沿海诸港的北、中、南部，依托本路其他港口，形成更合理的布局，使海外贸易得以长久持续发展。

花纹独特的青瓷（南海一号博物馆）

斗笠碗（南海一号博物馆）

菊花瓣型的斗笠碗，可能销往日本（南海一号博物馆）

唐、宋政府一贯对海外贸易抱支持的态度，因其中有利可图。而相比之下，宋代对海外贸易的管理要严格得多。在蕃舶云集的最主要港口，从宋太宗朝始置“市舶司”，作为颁发贸易凭证和抽税的负责机构。在次一级港口，则驻有市舶司的派出机构市舶务。有了专门机构之后，政府对舶来品的管理，可以达到很细致的程度。按照货物的类型，有不同的抽税比例，少则十几分之一，多则十分之二甚至十分之四。对某些货物，实行政府专卖，比如犀象珠玉、牛皮筋角、高级香料，政府将其中部分变卖与商家，许其在境内贩售。经抽税及专卖，政府岁入可达数十万至百余万贯，收入最高时，达到全国岁入总数的百分之三。为保证海上贸易有序进行，并维持政府对贸易的控制，政府又于沿海设巡检司，以缉捕海盗、迎送商船、查禁走私。

海上贸易对民间的影响，可从两方面来看。从社会习俗看，舶来品中最主要的是香料，使宋人形成了使用香料的习惯，尤其在城市中，中产之家多用之，文人贵戚尤其有此嗜好。或祭奠礼佛，或和入食物，或用以清心养神，或用以熏染衣被。北宋时，政府一年从市舶务抽取三十万贯到七十万贯，大多是以香料为主的实物。依百分之十的税率，大约每年会有价值数百万贯的香料在市面流行。下等四贯一斤，上等的笃褥香，每两三十贯至八十贯之间，但上不设限。某海商携二钱龙涎香至开封，开价三十万贯卖与宫中。《清明上河图》中将一个香药铺置于最显眼之处，可清晰地看到“刘家上色沉檀拣香”的店招。而《东京梦华录》谈起马行街的香药铺席，就用“不欲遍记”一句带过，说明香药铺席实在太多，记不胜记。若从进口商品的角度来看，宋代的海外贸易，称之为“香料贸易”，并不为过。

若从产业角度来看，首先自然是港口附近大量人群从事海外贸易。正史中较少相关记载，但在宋人留下的文集与笔记小说中，颇多因海外贸易而致巨富的例子，甚至说“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其次则是由泛海贸易直接促成造船业的发展。与唐代不同的是，由中国诸港口经马六甲海峡至印度洋、红海的航道，至宋代已是中国船只占据首要地位。这不仅反映中国商人的贸易热情，也取决于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达。宋船甲板平整，底尖如刃，采用贯通首尾的龙骨支撑整个船身，船只的吃水量和坚固程度远胜于波斯、阿拉伯船。宋船又率先应用隔舱设计，极大提高了船只的抗沉性。宋船普遍使用指南针，使其对航路的控制，远非它国船只可比。而其形制极为庞大，普通船只载重上百吨，如在广州海域发现的南宋船只“南海一号”，排水量达六百吨，载重约八百吨，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船。对海船的大量需求，推动了沿海造船业的发达。当时福州所造船（“福船”），因使用木材坚致、船形庞大坚固，声誉卓著。再次，则是生产主要出口产品的行业——陶瓷业，在近海路空前发达。两广、福建、两浙宋代窑址数百，年产瓷器数亿件，有很大一部分供应出口。尤其是福建路，上百个窑址的出现，与泉州港的兴起同步，改变了一路的产业结构。

《清明上河图》（刘家上色沉檀拣香店局部）

南海一号模型图

瓷器、丝织品、茶叶，构成了宋代主要的出口产品。这些货物——尤其是瓷器，在航路所及的各个地区，受到普遍欢迎。故而，不仅是东南亚地区，远至东非，都是宋代瓷器的市场。东非沿海肯尼亚、坦桑尼亚地区一直有宋瓷的大量发现，甚至在非洲内陆的津巴布韦，亦有出土。宋的产品，在西太平洋与印度洋海域拥有广阔市场。此外，宋的书籍在高丽和日本很受欢迎。更受欢迎的是铜钱。宋作为当时铸钱最多的国家，在国内形成一套非常成熟的货币体系，高丽、日本、交趾等国，因受本国铸币水平所限，希望获得大量宋钱，行用于国内。但钱的大量流出，致使宋本国的货币体系受到扰乱，市面流通铜钱减少，尤其在南宋，更会导致某些地区的市面只见纸币而缺乏铜钱，从而导致纸币贬值。因此，宋一直禁止铜钱流出，甚至立下法令，对私带铜钱出境者予以重罚，沿海的巡检司也以检查出海船只是否携带超额铜钱出境为重要职责。但显然收效有限。

至于进口货物，除香料以外，尚有药材、犀象、珠玉等，大多产于东南亚和西亚。除了某些战略物资如硫黄、牛皮筋角等，对于宋来说，并无国内缺乏的大宗必需物资若粮食、其他食品、纺织品等。也曾有人提出，通过海外贸易，宋所获的物资几乎无关国计民生者，市舶司或可取消，海外贸易或可不必鼓励。然而这不仅关涉到百万贯以上的收入，也会影响社会对进口香料和药物的消费依赖，故未被采纳。但这个提法，确实反映了海外贸易再难在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国际分工基本未产生，海外亦难觅有大量商品化的基本物资的产地。作为供给方，中国能够提供的产品固有很大发展潜力，但作为接受方，能从海外得到的物资，种类并不多，长期入超，难以为继。宋之海外贸易固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其所受当时世界环境的限制，终使其无法在经济总量中占更重要的地位。

宋代海上贸易：广州和泉州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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