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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政治体制:士大夫的理想时代

【摘要】:陈寅恪之宋于文化上的“造极”之说,或更切合实际。宋代国家干预较少,没有政府发起的土地调整。宋可以称为全面开放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活跃的程度与连续发展的时间,可说是空前绝后。宋之内政稳定,不仅有赖于强有力的官僚制度,也得益于科举制参与创造的较为公平、活跃的社会气氛。

今人常以两位大师的话来概括宋对后世的影响。严复说:“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陈寅恪以为:“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后者所言“文化”,可有极大范畴,而前者所谓“人心政俗”,所涉更广,举凡政权与社会诸种层面,无不在其中。不过严复所谓“今日现象……为宋人所造就”,倒也未必——元以降有不少方面,未必沿袭了宋代的优胜之处。陈寅恪之宋于文化上的“造极”之说,或更切合实际。“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儒学的传承者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活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到了十一世纪前后的北宋时代才成为现实。北宋,既是儒学的繁荣时代,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宋亡之后,这种盛况也不再出现。在社会经济方面,其“造极”也有所表现。宋代国家干预较少,没有政府发起的土地调整。但得益于税收方面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其阶层分化的发展趋势较为缓慢。而三百年间商品经济始终繁荣,这又不是任何朝代可以比拟的。城市化程度、识字率诸方面,也冠绝两千余年的皇朝史。宋可以称为全面开放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活跃的程度与连续发展的时间,可说是空前绝后。这是一个在各个层面都向平民社会发展的时代。

先就政治层面而言,一度盛称的宋代皇帝“集权”、“专制”的说法,正在不断被学术界所辨析、纠正——不是说不存在“集权”,而是其集权之强度,实未必胜过其他朝代。难道有宰相的时代,皇帝的集权程度会胜过无宰相的时代?至于“独裁”的极端说法,更可以摒弃。宋的皇帝当然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以皇帝为中心,层层向外,由决策中心(帝、相)而朝廷(中央政府),而外官,无不受内部或外在力量的制衡。任何政治力量都受其他力量的制约,同时又严重依赖其他力量,所有政治力量勾连成一张紧密的权力网——有时或紧密到呆滞的程度。

“皇帝专制”未必是宋代的特出之处,而宋之“中央集权”倒确实值得强调。众所周知,自中唐至五代二百余年,中央力弱而地方势大,实为肇乱之端,宋代每事必“惩五季之乱”—吸取五代教训,收地方之权而归中央,为至要之务。故自立国之初,便汲汲于削藩镇,加强对州、县的控制。自宋而始,卑如一县尉、丞,亦出自中央之任命。由是中央始有绝对之权威,而割据称乱之事遂不复见,迄其末年,内部仍体现强大凝聚力。

政权建设的成果,与科举制的成熟、兴盛密不可分。真宗朝之后,出身科考者长期占据官场的半壁江山。这不仅造就了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文官政治,并且,科举制以才取人的原则,令政权与社会有充分交流,社会也因此拥有最重要的阶层流动、区域间交流的方式。宋之内政稳定,不仅有赖于强有力的官僚制度,也得益于科举制参与创造的较为公平、活跃的社会气氛。当然,在它的推动下,儒家经典被不断汲取出精华部分,形成愈益完善的世界观与道德规范,同样在社会各分子之间,起到黏合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