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两宫冲突与光宗的禅位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据说孝宗对光宗很满意，以为“英武类己”。孝宗成为“太上”以后，李氏数度不敬，孝宗尝欲废之，谋及史浩，为所劝阻。光宗以为天谴，忧惧不宁，遂致“心疾”。李氏干涉的还不止于政事，光宗与父亲的关系，也在她的掌控之中。绍熙四年九月，光宗已有半年不到重华宫，群臣趁他生辰之际，坚请“过宫”。光宗犹豫将行之际，被皇后拉回。不外乎是将宋光宗与唐高宗、中宗建立联系，直接想到“武韦之乱”。

孝宗勤勉多年，始终未等到令他振作的时机，看着高宗在德寿宫逍遥，未免羡慕。高宗的明智之举，自己或也可模仿，乘在世时让儿子登基熟习政事，若有不妥，自己尚在后台，可予支持。淳熙十四年高宗崩，孝宗或者感到震动：余下的岁月不多了。此后他坚持为高宗执三年之丧，不肯按惯例“以日代月”草草了事。他离政事越来越远，确乎算是“倦勤”。淳熙十六年，孝宗终于决定，传位给年逾四十岁、在东宫等了十八年的太子惇——是为光宗。

据说孝宗对光宗很满意，以为“英武类己”。不过对于儿媳却相当不满。当他就禅位问题征求知枢密院事黄洽的意见，黄洽直言：太子不错，太子妃恐怕不足以母仪天下。孝宗深有同感，但在太子即将成为皇帝之时，废了太子妃，却是一件大事，孝宗无法下定决心。匆匆决定传位之时，无暇多作考虑。光宗顺利登上皇位，孝宗搬进德寿宫（改名重华宫），专心执丧。

宋光宗李皇后像

光宗皇后李氏，出身将门，似乎高宗为其择配之时，又欲恢复北宋皇室与将门联姻的传统。但李氏的父亲李道，与北宋诸后家不同，是南渡之初“群盗”出身，先后属宗泽、桑仲、岳飞，积功至承宣使、知荆南府，实在算不上望族。高宗信了术士皇甫坦的相术，以为李氏有贵相，遂为皇孙纳之，事后深感懊悔。孝宗成为“太上”以后，李氏数度不敬，孝宗尝欲废之，谋及史浩，为所劝阻。自己在位时没有行动，等做了太上，却要废皇后，这对皇帝的干涉太大，有失禅位本意。再说光宗惟一存活的儿子扩，即是李氏亲生。孝宗终于英雄气短。而后，李氏便在两宫煽起愈来愈大的风波。

宋光宗赵惇书法

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光宗初次祭天，李氏乘他出行，将其宠妃黄氏置于死地，光宗不胜骇愤。祭祀时，正值大风雨，不能成礼而归。光宗以为天谴，忧惧不宁，遂致“心疾”。自此，他的举动便不太正常，而政事也无从理会，“多取决于后”。

李氏干涉的还不止于政事，光宗与父亲的关系，也在她的掌控之中。皇帝有疾，次年正月“理所当然”地不去朝拜太上。此后，原定的每月一“过宫”，间隔被大大拉长。二十个月去了四次，终于不肯再去。绍熙四年九月，光宗已有半年不到重华宫，群臣趁他生辰之际，坚请“过宫”。光宗犹豫将行之际，被皇后拉回。中书舍人陈傅良扯住皇帝衣裾，皇后怒骂，傅良大哭，宫中乱成一团。宰相以下，百官纷纷祈请，太学生二百余人上书，闹了两个月，皇帝终于拗不过众人，往重华宫定省，于是“都人大悦”。

形势的和缓只是暂时现象，绍熙五年正月初一，皇帝最后一次去了重华宫，此后便再不出门，无论群臣如何苦谏，一概不理。三月，太上皇重病，皇帝仍然没有反应。如此有悖常理的反应，终于将舆论引向了最激烈的地步。宰相以下，“廷臣多论谏者”，仅兵部尚书罗点，即“与侍从列奏谏请帝过宫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朝野上下，充满各种谣言，“中外忧危”，“人情汹然”，“道路流言，汹汹日甚”，“朝论益震汹”。皇帝却受到皇后的强力控制，群臣进谏，皇帝“闻其语则悟”，但一见到皇后，“辄复疑”。群臣无奈，说动皇子扩赴重华宫探视弥留之际的太上皇。拖到六月九日，太上驾崩，终于没有等来皇帝。

舆论本已愤愤至极，而太上皇大殓之时，皇帝仍不至，无以成服。宰执请出高宗皇后吴氏，代皇帝行礼。内外更是一片惶然。宰相留正劝皇帝立皇子扩为太子，以安人心。多次上奏之后，皇帝从宫内批答，同意立储，旋即又批出，说自己做皇帝厌了，想“退闲”。留正自以为得罪了皇帝，急忙上疏辞职，又赶到城外“待罪”，等候贬黜。

宋高宗皇后吴氏像

但立朝之人，也不乏刚决者。工部尚书赵彦逾劝说知枢密院赵汝愚：皇帝既然有此一说，那不如仰体圣意，更立新君。然而，以臣立君，有何正当性可言？若被人冠以“篡逆”之名，其危殆难以想象。关键的环节，一是要获得军方的支持，免除即时的危险；二是请出皇帝的长辈，赋予合法性。赵彦逾策动了殿前都指挥使郭杲、知阁门事韩侂胄说服了太皇太后吴氏主持大局。

七月四日，太上皇崩后二十六日，重华宫中行禫除之礼，郭杲事先在皇宫与重华宫布兵以防不虞，群臣在太皇太后主持下，扶立太子为皇帝（即宁宗），“尊”光宗为太上皇。次日，韩侂胄陪同新皇帝去见毫不知情的新“太上皇”，令他知晓这个事实，并奉劝他移往新建的泰安宫。太上皇、太上皇后坚不肯迁。皇帝遂改太上皇所居福宁殿为泰安宫，自己在宫内另建福宁殿居住。太上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愤慨，但对于失去皇位的事实，却是无力扭转了。

光宗过宫的事，到底关涉什么根本的问题，以至于宰相以下全体一致，以捍卫太上皇的利益？显而易见，所有人都感觉到，事情这么进展下去，将会发生大事件，会有不可测之事，会使皇朝的根本动摇。最直接的危机，便是“久亏子道，众口谤讟”，因违背基本的人伦而导致皇帝在人间的影响力丧失，削弱他的权威。而后，种种“天变”被联系到皇帝的行为。据说“太白昼见犯天关，荧惑、勾芒行入太微”，预示着“乱兵入宫”；重臣接连死亡，也是预警。更进一步，皇帝的行径很可能成为军、民反对他的理由，或有传檄声讨、起兵作乱的可能。

不过，从天变到民变的连线，并不是唯一有决定性的指向，甚至它还不算是很直接的。更有可能的祸事，是内变。光宗的怪异行径，可以解释为他精神失常。但当他有时回归正常之时，也仍然不敢去探视父亲：“疾平，犹疑畏不朝重华宫”。这“疑”与“畏”，来自何处？唯一的来源，就是一直控制着他的李后。大臣上书指出：“今日迁延某事、明日阻节某人，即有奸险乘时为利，则内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谁有能力迁延、阻节重要政务？谁有可能导致“内外之情不接”？当然只有皇后。宰相以下，都与皇帝不融洽，为过宫之事几乎反目，“威福之柄下移”到何处？当然只有皇后手中。官民在朝内朝外、都内都外乱传谣言，表面上不外乎是一个有病的皇帝，管不住一个国家。但值得担忧的仍是核心层发生什么重大变故。何等的变故呢？不外乎是将宋光宗与唐高宗、中宗建立联系，直接想到“武韦之乱”。而李氏也确实处处霸道，光宗得疾之后，李氏封三代为王，家庙之制逾于太庙，亲属推恩者二百人，门客亦得补官，在宋朝，这是从未有过的大胆举动，本身即为文官集团所无法容忍，任其发展，恐怕更有不可测之事。各种常规的方法用尽之后，文官集团被迫釜底抽薪，强行剥夺了她的权力。此次突发事件，朝廷内外出奇地一致，少数与她同一立场的，主要是几个内侍。

光宗退位与宁宗之立，是宋代政治中的一个极端案例。它展示的是，在这个文官政治非常成熟的时代，当内廷与外廷对立之时，文官集团的反应。在强势皇权之前，文官集团还是在寻找限制皇权的方式，这就是他们鼓吹的“与士大夫共天下”的表现。限制的方式，在日常的政治运作中，即是按程序行事，以此限定皇帝对政事的参与度。孝宗关心出纳细节而被质疑，就是因为臣僚对皇帝应该关心哪一类、哪一层面的事务，有一定共识。遇到越出常轨的事，限制的方式也就显得特殊了。在谏光宗过宫的过程中，这些方式得到全面体现：大臣和台谏苦谏、太学生伏阙上书，挑动民间舆论，宰相逃避职守而跑到城外待罪，还有人当堂大哭。最后两种，已是很不正常、很严重了。但仍不奏效。于是群臣共谋，用了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逼皇帝退位。此事在徽宗朝末年发生过一次，但当时因急于逃离开封，皇帝本人尚有一定的退位意愿。在光宗朝末重演时，却完全是群臣在策划和实行了。这种共谋，与个别权臣决定皇位更替自然有全然不同的性质，表达了文官集团的集体意志。

宋神宗向皇后像

不过，文官集团仍然需要从皇宫中进一步获取正当性。当嘉王——后来的宁宗——受师傅和朝臣的怂恿到北内参见祖父的时候，他已经站在父母的对立面了。一个年轻、正常的当然继承人，号召力可能要远远超过他那位已届老迈的父皇，所以嘉王是文官们的首要资本。可是，在孝宗充分阐扬的孝道大旗下，这么挑动父子对立当然是所有参与者德行的污点。但他们还有可以弥补这一缺陷的环节，即高了两辈的高宗吴皇后。文官们动用一切力量把她请出来，使皇位完成了顺利交接。皇宫最年长和最尊贵的女性，作为皇室利益的代表，站到了前台。这个过程中，太皇太后是被动的，赵汝愚、赵彦逾为首的文臣集团动用“传统”与“礼法”的名义，苦劝她出面。由是出现了奇怪的一幕：太皇太后在儿子的灵位前，宣布她替孙子执儿子之丧，并将皇位由孙子交到曾孙手中。但她又是有清醒意识的，她也认同“天下可忧”的看法，愿意出来为皇室尽力。当天垂帘，执行了这一重大使命之后，第二天就撤帘，把一切权力交给宁宗，也交还给文官集团，政变确立其合法性，文官政治暂时回归了正常。

这不是没有先例可循的，明显是借用了高宗以来大力鼓吹的元祐故事——太皇太后高氏垂帘之事。此外有一种历史资源，即元祐孟皇后对于高宗稳固其地位的不可或缺的作用。神宗向皇后之于初政的徽宗、仁宗曹皇后之于病中的英宗，都曾有类似作用。更往上溯，真宗刘皇后在仁宗少年时，垂帘十一年。不难理出一条太后在非常时期代皇帝行使权力的脉络。刘后垂帘时期，是宋代文官集团与太后的第一次磨合，尚显得不太成熟。此后，手法逐渐圆熟。英宗病中由曹太后垂帘，一旦疾愈，宰相韩琦立即命人“撤帘”，迫得太后仓皇退走。年迈的高太后长期代哲宗执政，是作为反变法派的一位忠实盟友来推翻新法，哲宗亲政，立即全面推翻祖母成纲，适可见当时在朝文官拥护高氏，也正是保护自己。总之，自仁宗亲政直至宁宗登基，一旦有太后临朝之事，主动权一般在士大夫一方。他们为维护皇统和政权的稳定，屡屡借用宫中尊眷，但一旦恢复正常，又希望她立即退居后台，回到士大夫与皇帝共治的状态。宁宗登基之时，情形之特殊，超过此前历次，因为不仅是立一位新皇帝，还牵涉到更严重的事件——废黜在位皇帝。而文官集团借用惯例，还是那么圆满地化解了危机，体现其强大的力量，当真足以自满了。

但是，皇位的危机解除以后，新的危机立即出现了。废立之举，被作为借口，使文官集团本身遭受了打击。而它所引发的君弱臣强的局面，又成为此后几乎是连续的权臣政治之发端。

宋代两宫冲突与光宗的禅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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