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随即出现的贾似道专权，在后人的评价中，似要严重得多。宝祐二年李曾伯参知政事，而后是贾似道的飞升登顶。开庆元年，蒙军三路侵宋，嘉熙以后宋的最大危机来临，而贾似道证明自己真正能力的时机也到了。宋方史料对于贾似道在鄂州围城战的作用，大抵无正面评价，认为是高达在实际指挥，似道只是因人成事。贾似道率先捐地万亩，又鼓励理宗弟荣王等争相献卖，但官民并不愿积极跟进。贾似道此计亦为其亲信所效仿。......
2023-08-29
士大夫理想时代宋：独断与近习用事
【摘要】：“兼听”是让朝臣不相党附，而是互相牵制，各听命于他；“独断”则可表述为“躬揽权纲，不以责任臣下”。秦桧是为了自己“独相”，而对孝宗来说，如此手法，有利于他“独断”。故而终孝宗一朝，朝臣与近习的斗争贯穿始终，其实质却是力争将皇帝的权力限制在既有的框架内，维持“士大夫政治”。孝宗之“独断”，以及由此宠任近习，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他对士大夫的能力有所不满。
北伐暂时失败，宋孝宗转而内顾。他潜心于治国，牢牢抓住政权，在他的时代，皇帝的权威非绍兴十二年之后的宋高宗可比。对于一个英明的皇帝应如何处理政事，他的理解是“兼听、独断”。“兼听”是让朝臣不相党附，而是互相牵制，各听命于他；“独断”则可表述为“躬揽权纲，不以责任臣下”。
在时人眼中，他在位时期所任命的宰相、执政，多是君子，其中不乏享有重名厚望者，如史浩、陈俊卿、虞允文等，而无能或立身不正者很少见。但是，孝宗对他们无所假借，一言不合，便即罢去。其在位二十七年间，任宰相者前后十七人，参知政事三十四人。秦桧专政，给予他深刻的教训，也给他启发。孝宗频繁易置宰执，与秦桧不令执政长期在位是同样的道理。秦桧是为了自己“独相”，而对孝宗来说，如此手法，有利于他“独断”。但他对宰相的态度，无从表现“兼听”的原则，有些宰相正因与他意见不同而被罢免。如史浩以帝师之尊，隆兴初因反对北伐而罢。北伐失败，孝宗对于他的异见仍耿耿于怀，并未即时召还他。乾道中，甚至有两年多时间，不置宰相，而令参知政事暂摄宰相职事。这显示皇帝在刻意拉开他与宰相的地位差距。
对宰相的不信任，使皇帝常常绕开正常程序，绕开三省或枢密院，直接出“密旨”办理大小事务。他借口说，宫中一饮一食，都要等着走程序，那事情什么时候才能办完？事实上，他直接插手的事当然不是一饮一食，而是“三衙发兵户部取财”等国家大事。皇帝也绕过宰相，直接决定人事、司法事务，“进人皆以中批行之，脏吏已经结勘，而内批改正”。这些复杂的政事，若不借助政府，就必须借重“近习”，后者往往是宦官，有时是外戚，也可能是长期服务于皇帝身侧的特殊人员，比如“从龙”之臣，跟着他从建王府走入朝廷的侍从。这些人在外廷被接受的程度相当有限，但对皇帝绝对服从，比起宰相以下诸大臣，他们更受信任，和皇帝更为接近。再多疑的皇帝，也须有人与他议政，更须有人为他不循常规地办事。孝宗的多疑、急躁，使得他的时代，政事又出现“外廷事务内廷化”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北宋真、仁时期的制度建设中，正是要力斥的。高宗在这方面尤为审慎，极少由皇帝本人做出决断或不按常规渠道处理政事。孝宗的新裁，自然受到外廷士大夫的抵制。
士大夫的攻击目标，集中于权势最盛的几名近习。难得一见的是，孝宗甫即位，便着力提拔他的从龙之臣。同样难得一见的是，大臣的抵制自始便很激烈。中书舍人张震与给事中金安节、周必大先后驳回敕命，台谏官先后论列，参知政事张焘也极力劝阻。结果是：台谏“夺言职”，给事中、中书舍人罢职，参知政事“辞去”。而两位从龙之臣，曾觌与龙大渊，仍如孝宗之愿迁官。
此事警告朝臣：新皇帝是一个强势的人。但群臣并不因此退缩。对抗近习，实际针对的正是他们背后的皇帝。皇帝参决朝政，必须维持在一定的限度，不可事事插手，以致扰乱正常程序、令朝政充满随意性。孝宗初即位，数次亲自过问户部出纳细节，户部侍郎周葵进言：这么小的事您也关心，真是出人意表！一定是曾觌、龙大渊辈想从中图利谋私吧？“孝宗色为动”。孝宗何至于为了近习来探问户部细事？总是为了本人更了解户部运作详情。周葵矛头直指孝宗近习，然其本意，却正在抵制孝宗过于“亲庶务”。
宋孝宗赵昚草书苏轼《后赤壁赋》（局部）。《后赤壁赋》抒发了作者自己超然物外、道化升仙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优美景色。宋孝宗所欣赏的也许就在于此。
北宋以来士大夫一直谋求建立皇帝、朝廷之间的权力平衡，这种平衡时常因为皇帝（如徽宗）、宰相（如秦桧）的个人因素被打破，但它在具体操作中，却还是可以通过规范的程序来体现，是有章可循的。孝宗屡次试图打破它，但群臣只要有可能，是不会不奋起维护的。故而终孝宗一朝，朝臣与近习的斗争贯穿始终，其实质却是力争将皇帝的权力限制在既有的框架内，维持“士大夫政治”。那些名公卿，如陈俊卿、虞允文、周必大、龚茂良、史浩，先后都曾与近习针锋相对，朱熹也曾为此进谏。但近习却始终有其重要地位，曾觌、龙大渊之后有张说，其后又有王抃，最后又有宦官甘昪。与他们相对抗的结果，是大臣不断被罢免，这也反过来加剧了孝宗朝宰相、执政的更替速度。孝宗通过对近习的支持，来表达他对于君权的理解，而朝臣也并未屈服。尽管自始便有“士大夫之寡耻者潜附丽”近习，但高官、名士大多以交往近习为耻。如张栻、陈亮，皆有羞辱近习的事迹。
孝宗之“独断”，以及由此宠任近习，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他对士大夫的能力有所不满。他始终以恢复为念，但此事却无从与士大夫谋划。他们鼓吹持重，坚持“寻隙而动”，以此否定他的主动进取。唯有虞允文尚可与言恢复，但最终也是将时间耗费于漫长的备战中，迄其亡故，仍无作为，也白白消耗了他的政治生命。士大夫固然不能不用，但要作大有为之君，许多事要亲自过问才好。
青白釉人形瓷注子（北宋景德镇窑制品，安徽怀宁县文物管理局所藏）
这种心态，养成了一个强势的君主，无意中摧折了士大夫，同时也开启了近习用事之门。到孝宗朝后期，皇帝也知道北方无隙可乘，只能满足于平淡度日。在他身后，倒有一位近习身份的权臣，秉承他的遗志，作了一次北伐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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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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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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