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韩之后,史弥远升为参知政事,同为执政的卫泾以其过于强势,复谋驱逐之。杨后无子,与宁宗所领养的太子赵询互为倚靠,而弥远遂由此与杨后缔为同盟。在外廷,史弥远的自固之术也颇堪称道。早在嘉定元年底,与史弥远共同参与诛韩的宰执,已尽遭弥远排挤,自此便开始了弥远独相的时代。弥远旋又觅宗室与莒为赵抦之后,改名贵诚。由是竑之动息,弥远知之无遗。而弥远遂得以在理宗朝掌权九年。......
2023-08-29
虽有“偏安”之讥,毕竟“弭兵”的首要目的达成了。绍兴十二年之后,对高宗来说,内外关系已经理顺,他的政治生活,按理应当步上正常的轨道。但出乎意料的是,此后,却进入了长达十几年的“秦桧专权”时代。
秦桧为徽宗政和中进士,靖康元年任殿中侍御史,慷慨激昂地反对割让三镇。次年金军占领开封,欲立张邦昌,秦桧时为御史大夫,向金人进状痛斥张邦昌,乞立赵氏。金人将他扣留军前,后又胁之北归,为金将挞懒私属。建炎四年,阖家归宋。关于秦桧南行之事,据其自言,是“杀金人监己者”而逃回,时人质疑,自燕京穿越金占区逃回宋地,二千余里,怎么可能一路通行?后世认为应是挞懒故意纵还,其说应可信。但挞懒的行为,是否金廷的一致意见?秦桧是否金派来的“奸细”?此可存疑。
围城中“乞存赵氏”的大胆吁请,成为秦桧回归之后的最大政治资本,高宗酬之以礼部尚书之职,且因一力主张和议,次年升任宰相。不过,他所谓“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趁早划定两国界线,放弃收复的主张,遭到金人的漠视。金军仍在积极策划侵入四川,这一消息传来后,他黯然去位。
绍兴七年正月,仍负忠义美名的秦桧,竟获主战的宰相张浚之荐,任枢密使。张浚旋即“觉其妄”,但自身相位不保,淮西兵变之后,于当年九月罢相远谪。当时挞懒一派在金得势,隐露与宋议和之意。向来主和且与挞懒有特殊关系的秦桧,再次受高宗的信用,于绍兴八年三月复相。十年五月,金人叛盟,再次侵取已还宋的河南、陕西地,在时人看来,这证明秦桧的政策是失当的。而此时的高宗,求和之心比八年前更热切,反击的同时,已在筹划下一个和议,故而秦桧竟得以仍然留在相位,且站在前台,杀岳及绍兴十二年和议的缔结,都由其一手办成。酬功报庸,他继续任宰相,也是应然之事。
不正常的是,他在相位上继续待了十三年,至死方休。自绍兴八年算起,连续十七年,且是独相。这一记录远远超过开国元勋赵普,在宋代可称空前。并且绍兴十二年之后,竟然出现秦桧控制朝政的现象,他在各类政务中——尤其是人事权——起着决定性作用,而高宗几乎成为“虚君”。
对于这一现象,后人的解释是,秦桧用了一些特殊的手段以达到“专权”的效果。如勾结高宗宠臣、内侍以固位,任用私人,控制台谏,同僚不使久任,迫害绍兴初重臣,绝其复出之路。久之,朝廷布满秦党,而高宗则无真正的可信赖之人。
秦桧所结交的高宗宠臣,以王继先为首。王继先为医官,随侍高宗三十年,深受信任。秦桧令其妻王氏与之结为兄妹,每每建请升迁继先亲属官职,从而与之深相结纳,宫中动向,无不悉知。且倚继先与众内侍,助其屏蔽外廷信息,据说地方上报的事务,高宗一无所知。秦桧遂得以独自裁处朝廷政事。
对于外廷大臣,秦桧通过三种手段来控制。一是多用柔佞易制之人,凡事惟其意是从,循默而无所发明,甚至事先揣摩,曲意逢迎。桧孙秦埙试于礼部,考官魏师逊、汤思退等事先定为状元,未发榜时,便急不可耐地赴秦府报喜。秦桧喜进用的,便是此类官员。但对他们的擢拔,至执政(副宰相)而止,迎合再力,也无法破除秦桧独相的局面。
二是控制台谏,任用亲信为言官。秦桧不满之人,即纵台谏交击,必使罢去而后已。即使是阿附取容者,也易受到弹击。因为秦桧不希望任何党羽在重要职位上停留过长时间,以致影响和势力渐大,威胁自己在朝政裁断权上的独尊地位。最常用的手段,是唆使台谏官首脑御史中丞、谏议大夫力攻执政,执政罢去,由台谏官据有其位。不久,又使台谏官攻去新任执政而代之。如此反复之下,秦桧独相十七年之中,执政凡二十八名,有十二位由中丞、谏议升任。但这些多为秦党的执政,却无人久任。可以说,除了少数共进退的人物如王继先辈,以及少数亲党如郑亿年之流,其他所谓“秦党”,并非有固定范围的、封闭的派系,而是开放的,以利益为旨归,以个人的立场和秦桧的需要而定,看不出有明显的阶层或派系的痕迹。而秦桧的需要,在绍兴十二年之后,不外乎是长久维持其“专权”。
《女孝经图》善事舅姑章(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中除以敬谨侍立或跪拜的妇女,与端坐的尊长者相对,阐明彼此相处的伦常秩序,也有织布缝衣的生活场景,大多承续班昭的《女诫》内容。标名为马和之(南宋高宗、孝宗时期著名院画家)教化题材绘画的作品。
绍兴初的重臣,大多曾与秦桧同台竞争,且在共事之时,有过严重的分歧。不过,报怨事小,免除潜在的威胁更为重要。高宗对某些旧人,情分不浅,其中如李光、赵鼎、张浚等,即便不在相位,也有相当高的威望,一旦复出,较难压制。故而秦桧对于绍兴初的故相,分外关注,不遗余力地动用台谏倾陷之,先后将之远谪蛮荒,且欲置之死地。赵鼎即被迫自裁。桧又于晚岁兴大狱,诬张浚谋大逆,恰逢秦桧死,张浚才得以幸免。
欲收兵权,方有和议,故而抑武是秦桧专权的立足点。罢兵权之时,先将韩世忠、张俊、岳飞三人任命为枢密使、副使,调至临安。此后岳飞被杀,韩世忠旋即罢职,但张俊留在枢密使位上逾一年半,毫无去意。秦桧遂使御史攻逐之。对那些被怀疑有“好战”倾向的武将,用的手段更为直接。如岳飞部将牛皋、镇守商州十年的名将邵隆,据说皆为秦桧所毒杀。这些对付武将的手段,也是确保和议与维持秦桧本人权威的应有之义。
秦桧在世之时,如此强势。然在其最后一刻,“专权”的崩溃竟如此迅速、彻底,这却令人疑惑不解。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秦桧处于弥留之际,高宗去秦府探望。秦桧家谋以其子秦熺代为宰相。二十二日,高宗出宸翰,命秦桧、秦熺致仕。是夜,秦桧卒。二十三、二十四日,高宗清洗了秦党主要成员,将他们驱出朝廷。次月,因秦桧迫害的重要官员,纷纷复官或自贬谪地放归。这一过程中,这些举措未引来任何反击。此后,虽有旧日秦党中人仍被重用,如汤思退、万俟卨、程克俊等,但他们都是作为高宗所信任者,而非秦桧旧人而进用。可以说,秦桧一死,高宗就完全控制了形势。这就令人奇怪:高宗与秦桧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据说秦桧的强势,已令皇帝感到恐惧。后来高宗说,我身边,也尽是秦桧的人,很怕他突然想对付我,所以靴筒里始终藏着一把短刀。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太阿倒持的不正常现象?最易理解的就是他控制了人事,其次,高宗借秦桧达成了和议,以相位酬庸,且将和议带来的种种困扰,让站在前台的秦桧承担责任。也有人认为,是因为宋与金有秘密协定,如果秦桧下台了,那么和议作废。
但所有这些见解,仍未能充分解释秦桧之专权。秦桧确实控制了人事,但若皇帝愿意,他尽可将控制权夺回,就像他在秦桧的最后时刻所做的那样。至于说需由宰相替皇帝背负和议之恶名,和议在当时却未必为人所不齿。否则,高宗也不会在秦桧死后宣称,和议是朕所亲定,岂是秦桧能做主的!那么,秦桧又是以何种力量挟制着他,如他自己所说,需要带短刀以防不测?然而,秦桧一死,高宗将其势力清扫一空,也未见什么秦桧的党羽有丝毫异动。若说是因为出于金的要挟而必须保住秦桧的相位,又与金方政局发展不符。和议签订九年后,金最强势的大臣宗弼死后,金熙宗被刺身亡,金的政策按惯例发生断裂时,还有谁会一以贯之地支持秦桧?
绍兴二十五年前,高宗的形势堪忧,大权旁落是一个真实的现象,不过,绍兴二十五年接近政变的这次改变,既说明高宗能力很强,手段高明,又让人非常怀疑,此前的局面又岂有高宗宣称的那样险恶?但若非如此,高宗任由秦党活跃近二十年,又作何解释?尽管对高宗与秦桧的关系,已有许多解释,但仍不足以打破这个谜团,至今只能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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