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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皇帝哲宗的继位人选:端王赵佶

【摘要】:反之,哲宗去世之时,向太后与宰相讨论继位人选时,倾向于立哲宗的异母弟端王赵佶,宰相章惇直截了当地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宋史》称其“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这是“轻佻”的最直观表现。他的风雅,若就其对国事之影响来看,恰是“轻佻”的同义词。正是这样一位“轻佻”的皇帝,导致亡国的大结局。

宋徽宗赵佶像

哲宗、徽宗性格上有较鲜明的差异。哲宗在神宗灵柩前即位,祖母高氏向群臣推介说,冲龄的小皇帝“绝不好弄”。意即稳重、不顽皮。反之,哲宗去世之时,向太后(神宗皇后)与宰相讨论继位人选时,倾向于立哲宗的异母弟端王赵佶,宰相章惇直截了当地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建议立哲宗同母弟赵似。对向太后来说,哲宗和他的兄弟们都是庶出,和她的关系都是那么远,但她和高氏一样,坚决反对新政,大约也怕赵似继位,继续推行新政,希望新皇帝和哲宗的距离稍远些。向太后的提议获得知枢密院曾布的赞成,赵佶得以继立,即徽宗。

宋钦宗赵桓像

章惇为这句话付出惨重代价,不到一年,由宰相贬为雷州司户。不过他确实慧眼识人,大概没有一个词比“轻佻”更能刻画徽宗作为一位政治人物的特征了。《宋史》称其“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这是“轻佻”的最直观表现。他好文辞擅书画,但这对他做皇帝并无帮助,反而使他乐于拔用自甘作“清客”的无行文人。如李邦彦“善讴谑,能蹴鞠,每缀街市俚语为词曲”,竟秉国政,人称“浪子宰相”;蔡京先以书画见幸,又以青词固宠,前后任宰相十五年,二人于徽宗、钦宗朝的政治,为害甚烈。徽宗对奇花异石感兴趣,又致朱勔以“花石纲”之名搜刮东南,扰乱民间,直接导致方腊起事。当时所谓“六贼”,其中童贯、李彦、梁师成三人为宦官,蔡京、朱勔二人是他的艺术同好。他的风雅,若就其对国事之影响来看,恰是“轻佻”的同义词。

徽宗的“轻佻”与北宋末政局更为直接的关联,是他好夸饰,喜更张,行事任情,过度自信,对形势总是作过分乐观的估计。《宋史》的评价是“恃其私智小慧”,意谓自作聪明。正是这种性格使他受惑于蔡京“丰亨豫大”之说,深信天下已富足,可供他恣意挥霍。从开封所储钱物之数来看,官府确实丰裕。徽宗朝在神宗、哲宗所建府库之外,复建大观东、西库,宣和库,收贮钱、金银、细软、香药,仅贮钱的西库就一度储藏三千至四千万缗。而北宋末年靖康元年(1126)底,开封仅绢一项,便有一千四百万匹。蔡京向他报喜,仅是钱币即有五千万缗,国家已富到极点,可以备礼制乐,以宣示皇上之功业。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作《大晟乐》,制定命宝”。以“九鼎”为首,徽宗朝仿造先秦青铜彝器,以拟于上古贤君;建明堂,修方泽,以通于天地;加之以崇道,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是欲重新构建神祇体系,并在其中为自己寻找这些穷工极巧、体现了时人最伟大的想象力的器物和景观,是徽宗的虚诞狂妄的产物。但他并不仅仅追求虚的一面,责任感驱使他去牢牢控制权力。由于具备艺术家的想象力和自由精神,他不愿像“祖宗”那样努力去控制权力的边界,更不会着意重建“异论相搅”的政治氛围。他不循皇帝与三省、枢密院共同决策的成例,诸事喜欢“出自圣断”,以私意发下“御笔”,且要求坚决执行,不许臣下拖延,更遑论抵制,所谓“稽留时刻者,以大不恭论,流三千里”,臣下也无从稽核御笔的真实性。这不仅为宦官和个别权臣假借其名义发布命令开了方便之门,更破坏了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将徽宗一朝的政治运作推向偏执无度的境况。

宋徽宗《听琴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幅所绘正是赵佶本人行乐时的状况。

一个重要位置。而打造“天造地设,神谋化力,非人所能为”的园囿“艮岳”,更是直接按想象中的“仙境”来设计。

宋钦宗朱皇后像

他所器重的人,除了善阿谀、会玩乐的清客型文人之外,尚有精于聚敛的“能臣”,如吴居厚;又有深具豪侠气质的文人,如王黼,都位至宰辅。然而他最为信任和依赖的却是宦官。北宋称得上“权阉”的宦官,基本上都出在徽宗朝。童贯、梁师成、谭稹、杨戬、梁方平、李彦,或敛天下之财,或总天下精兵,以致权倾天下,外廷之宰相,也需谄事宦官。撇开对于宦官的道德评判,这样的状态也是畸形的:在没有“权阉”传统、所有重要国家事务都有相应官员和机构负责的宋朝,宦官的重要性达到如此程度,这只能说明,徽宗不习惯与士大夫合作。他所重用的官员,基本“素质”是善于迎合。但即使是这样的官员,他仍觉得用起来不如宦官那么直接、有权威——尤其是兵事,可不是文官能担当得起的。一个缺乏政治智慧的君主,又追求绝对的权威,直接的后果便是败坏旧有的稳固秩序,成为孤家寡人。

正是这样一位“轻佻”的皇帝,导致亡国的大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