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期待的理想时代：军政整饬与开边成果惊人！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但是，在新政时期对军政的整饬，却收显效。两种措施旨在使禁军各部有恒定的组织，并产生内部凝聚力，有助于使之重新成为正常的战斗单位，提升军队的战力。这两项措施，未遭遇反弹，可见“强兵”本身，对立双方并无歧见。不过“强兵”之后，是要“开边”，这却受到强烈抨击。两次大败，合共损失兵员与运粮、筑城民夫六十万，据说神宗为之恸哭。神宗朝于陕西开边，仅就军队战力而言，倒是一次良机。

变法以前的宋，素号“贫弱”，新法所欲革除的，也便是这“贫弱”二字。“贫弱”何从体现？以仁宗朝为例，是政府困于养兵而致财用不足，节衣缩食养成的兵，却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受挫。一系列的新政，指向的是“富”国、“强”兵。富国，通过青苗、免役等法来实现，究其实质，便是以均平、开源为借口，实现国家收入的增加。均平，即所谓“抑民间豪夺”，百姓之间的“豪夺”遂一转而为官府“豪夺”民间；开源，若是指开社会财富之源，指社会产品的增加，那么在工业时代来临之前，是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而种种政策，实也仅仅有助于扩展赋税之“源”而已。所以“富”之一面，最后实现的，是国家之“富”，是从“藏富于民”转变为“利归公上”，社会产品归于官府的多了，藏于民间的就少，国富则民贫，不存在“共赢”的可能。故而，梁启超赞颂新法朝着“国家资本主义”的路而去，只是一厢情愿。“资本主义”尚不知在何处，“国家资本主义”又有什么根基？

至于强兵，王安石的表述是“什伍百姓，训练兵甲”，“非什伍其民而用之，则不可以致治强”。“什伍”在保甲法中有体现，基本没有效果。兵农分离已三百年，农人安享盛世、不见兵甲，也已百年，企图以什伍酷法陷民于牢笼，很不现实。但是，在新政时期对军政的整饬，却收显效。整饬重在两点：裁汰冗兵，编练将兵。熙宁四年至七年之间，神宗下诏裁减军中冗员，老弱者免为民，又查实兵籍，大量有籍无兵的“阙额”被削去，按照其实际兵数，合并为满员的单位，大量禁军番号因而被省去。熙宁七年，又推出“将兵法”，以固定的将领管理与编练禁军，改变此前管军将领流转不定、兵将相互不熟谙之弊。两种措施旨在使禁军各部有恒定的组织，并产生内部凝聚力，有助于使之重新成为正常的战斗单位，提升军队的战力。

有意思的是，在“强兵”的过程中，王安石并没有起到显著的作用。裁汰冗兵，文彦博在枢密使任上，与有力焉，推行将兵法，似出神宗之意，亦未见安石参与。这两项措施，未遭遇反弹，可见“强兵”本身，对立双方并无歧见。不过“强兵”之后，是要“开边”，这却受到强烈抨击。但是，“开边”正是新法逻辑链上的最后一环，是皇帝与王安石所认为的新法的终极意义，他们又怎肯放弃呢？

致力“理财”或者说敛财之后，财政收入猛增。相反，不断汰冗之后，养兵费用却缩减了，每年有大笔钱粮结余。但这结余的用途，在新政一开始就已决定了，要拿来实现一个更为远大的理想，即，要扩大领土。用王安石的表述来说，是“调一天下，兼制夷狄”。底线是灭西夏、恢复幽云，所谓“兼制夏国，恢复汉唐旧境，此乃基本”。进而，要平服契丹。“天其或者以中国久为夷狄所侮，方授陛下以兼制遐荒、安强中国之事。”但是皇帝必须有宏猷远略，“务广规模”，方能“包制契丹”。要之，富国——强兵——扩张，新政推进的逻辑就在于此。从这一点来看，新政的目的，便是由内敛的宋代政治风格，转向千余年前汉武帝的风格。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新政始终引为藉口的“民”，是没有地位的。

外政方面，王安石的作用，限于不断地向皇帝灌输主动攻击外敌的理念，而不在于指导实际作战或战争准备的操作。若说有什么具体的指导意见，也限于处理几起对辽外交事务——熙宁五年的界河口铺之争，熙宁七至九年的划界纠纷。其间他所表现的退让态度，与他阐述大战略之时的激进，形成极强烈的对比。但在他看来，这并不矛盾：在灭夏之前，与辽绝不可起衅；善于作一时退让，未来才会有巨大收获，即“能放得广大，即操得广大”。那么，若不能灭了西夏，是不是就无以从契丹处收获什么？这个问题，他从未想过，因为前提是不成立的，他肯定道：西夏“国弱主幼，妇人用事”，“可以兼并”。并不断鼓励神宗迅速付诸实施。

斗舰（选自宋代《武经总要》）。古代的战船。

神宗并没有在美妙前景的诱惑下躁进。“国弱主幼”不错，不过，此时十余岁的夏主李秉常，留给大国的想象空间，会比二十余年前一周岁的李谅祚更大？辽兴宗当时也抱同一想法，亲征西夏，却铩羽而归。裁汰冗兵仍在进行中，将兵法仍未推出，宋军的战斗力比仁宗时期，未必有增长，更不敢说能超越辽兴宗的亲征大军，所以，欺侮孤儿寡母，不一定会得逞。

神宗策划的战争是渐进式的。他委任种谔经略正面，在麟延路北面的战略要地横山进筑城池，使己方立于不败之地。又委王韶西向拓地，从吐蕃部族手中，复取唐代陇右节度使辖地，建熙、河、兰等州，从左翼包抄西夏。王安石对种谔全无好感，而进筑横山之策，始自他所鄙视的范仲淹，在他看来，也是器局太小。他支持王韶的策略，却又掣其肘。熙宁七年王韶离开陕西之后，陇右便无进展。而种谔数经起落，将战线缓慢地向北推进，但直至元丰中，尚未完全据有横山一线。

对西夏的军事行动有条不紊地推进。从熙宁三年宋、夏激烈冲突重起，首尾逾十年，宋方在宋夏边境东线的推进略有起色，冗兵裁汰、军队编练也已大见成效，神宗认为大举进击的时机已经到来。元丰四年，他命将出师，以二十余万之众，分五路伐夏，计划西面三路会攻灵州，东面两路会攻夏州，破灵、夏之后，即会攻夏国都城兴庆府。但五路大军颠倒错乱，最后仅有两路到达灵州城下，围攻十八日，遭西夏决河灌营，宋军仓皇撤回，灵夏之役黯然收场。

在沈括和种谔的建议下，神宗改变了策略，加快进据横山，而后从夏国东境的银、夏、盐等州入手。但元丰五年于横山脚下筑永乐城之时，夏兵二十万前来争地，宋军一战而败，永乐城陷，损兵七万人。两次大败，合共损失兵员与运粮、筑城民夫六十万，据说神宗为之恸哭。

“强兵”的过程耗时甚长，且须予部队以实战经验。神宗朝于陕西开边，仅就军队战力而言，倒是一次良机。可惜边事一开，便不可控制地滑向全面战争。但宋却并未为此做好准备。就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个人而言，王安石无力助神宗重振军力，而神宗本人的军事能力也很有限。后者比起前者，对于军事虽有较多的了解、较强的执行力，但却像太宗一样，愿意“将从中御”。他从身边派亲信去前方指挥，对长期在陕西任职的文臣武将之战略毫不信任，沈括、种谔、刘昌祚等才略之士，受到压制，外戚高遵裕、宦官王中正、豪士徐禧等人在边地用事，直接导致两次大败。而对于前线多头指挥、互不相下的局面，他的应对方式是不断调整统辖关系，导致指挥系统混乱、将领争功。所以神宗朝的两次西线大战，重蹈太宗两次北伐的覆辙。

就整体的军事系统而言，神宗朝的变革也无助于宋军取得对周边政权的完全优势。将兵法可能有较好的成效，但士兵战斗力的提高、战斗单位的组织改善，在战争过程中得不到体现。宋军的后勤供给非常完善，部队的编制极重视辎重，若大军远出，更要由民政部门配合，部署大量民夫馈运，故行军时人数极其庞大。但同时又极为脆弱，几乎每次出境作战，都会遇到粮道被抄、民夫惊溃、馈运不济的困难，从而导致战争失败。永乐城之战与该城选址、指挥人员有关，颇有偶然性，但灵夏之役却几乎注定是不能成功的。问题不在于战役背后的战略，而在于宋军的作战特点，使战略无法执行。宋军的编制复杂，过于讲究兵士与非战斗人员及战斗部队的各兵种之间的合作，这种相互依赖，导致其作战不灵活，一环被击破，全体皆溃。若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军事形势便无从改善。

在宋人看来，夏不过是一个割据政权而已，和十国并无本质区别，消灭夏政权未必可看作不理性、非道德的行动。而制服契丹这种不太现实的想法，至少在神宗朝尚未得到实施。故而，对于宋人开疆辟土的愿望，后人倒不必从道德上进行批判。问题出在革新派策划的富国、强兵、扩张的路线。这条路线的首要环节就有问题，各个环节之间，更是断裂的。

通过剥夺民间达到“富国”的目的，并且要求个人放弃其私利而服从国家利益，这种行为在承平时期，没有存在的根基，士大夫的主流对此也表示反对。富弼的意见很典型，他说：“财聚于上，人散于下。”在仁宗以前，政府从不敢理直气壮地提出来。

而认为富国之后必可强兵，这也是没有根据的。王安石豪迈地宣称：秦汉以来，人口和财力从没有多过本朝的，我们如此富庶，这是上天要我们去兼制夷狄啊！农耕为基础的政权，和游牧政权之间，以人口和财力来判断胜率，这是对军事无所知的人才会有的逻辑。将兵法和裁汰冗兵提升军队战斗力，但同时也节省了军事开支。所以，“富国”既不是“强兵”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革新派陷入这种误区，专注于敛财，以为“强兵”这一环会水到渠成，故对于“强兵”本身并没有合理的规划，仅由神宗本人做着持续的努力，但也未能取得根本的改善。

神宗对于“强兵”的理解过于简单。若如他所见，“强兵”仅仅意味着通过不懈训练和编制的合理化，那么提升的仅仅是短兵相接的能力。而战争却是一个系统工程，宋军的作战方式，令它对后勤过于依赖、机动能力薄弱，这又直接导致长途运动、多支部队协同作战极为困难，所以总是在关键性的重大战役中失利。这不仅与财力没有关系，且不是训练和编制方面的改善所能弥补的。所以，熙宁年间遣熊本经制泸、渝州（今四川泸州至重庆一带）蛮，章惇平南北江（今湖南沅陵至靖州一带）蛮、梅山（今湖南安化至新化一带）蛮，都相对顺利，因为这是在境内作战。一旦出境，便步步艰辛，损折重大。此又不止于对夏战争，熙宁九年宣徽使郭逵率军伐安南，由全国各地抽调兵员十万，民夫二十万出境，富良江上一役而胜，然兵民死于战事及瘴疠者近半，又不得渡江，颓然收军，也是宋军不擅远征之例。

《蚕织图卷》（局部）。图卷反映了当年“男耕女织”的情景。

到神宗一朝终结时，基本上可以作这样的判断：革新的基本目的没有达成，却导致统治层的不稳定和社会的不安——如果不是说动荡的话。所以，它是失败的。反对革新者，大部分不是针对革新本身，而是针对发动者并不明了积弊的根本所在，而极为刚愎地去扰动社会。

宋代士大夫期待的理想时代：军政整饬与开边成果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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