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理想时代：宋朝的三不足与一道德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毫无疑问，“三不足”如此著名，正因为它极具争议。“三不足”作为王安石的改革宣言，大约在熙宁二年推出。“三不足”实际上是联为一体的。所以“三不足”所反对的，是同一个对象，即有心制约皇权的士大夫群体。“一道德”之说，在熙宁三年已由王安石之口入神宗之耳，自此神宗数番提及，而安石显然已为“一道德”作了充分的准备。

王安石在仁宗朝已扬名朝野，一时名士多与交游或意气相投，如文彦博、欧阳修，皆曾推荐他出任要职，司马光也与他交往甚密。但是，这些名士，在神宗朝几乎全体成为他的政敌。这不仅是因为大家政见不同，当他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政见之争便摆上台面，更因为，他是一位极富个性的干才，众人欣赏他的才干，但与他持异见时，发现他无法协商，“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这使他得到了“拗相公”的雅号。这种个性，使不同意见无法共存于朝廷，急剧加重了革新派与反对者的对立，恶化了北宋后期的政治生态。

文彦博像

最使王安石“名垂千古”的政治观点，莫过于“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毫无疑问，“三不足”如此著名，正因为它极具争议。“三不足”作为王安石的改革宣言，大约在熙宁二年推出。对当时绝大部分士大夫而言，它令人惊骇，但对于顾盼自雄的青年皇帝宋神宗来说，则是催他贾勇奋进的战鼓。

“天变不足畏”，是说“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自然界有其运行法则，与人世间的事并无任何关系。此说大为后世唯物论者所激赏，这恐怕是混淆了科学与政治两种领域。不会有人知道，当时的士大夫和百姓，有多少人真正相信“天人交感”的道理。但可以确定的是，“天”被当作是政治和社会运转的最后的制约因素，成为规范人类行为的绝对力量，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天道”是被士大夫着力塑造的信仰。“天”，岂是今日“天文学”的范畴所可涵括？

欧阳修像。欧阳修称赞王安石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而在“天道”的制约对象中，皇帝是极重要的一个。富弼的一句话，可代表当时相当大一部分士大夫的心态。当富弼听到王安石宣扬“天变不足畏”，挢舌不下：“能让皇帝畏惧的只有天，天都不足畏了，那么他不是可以为所欲为了？”皇帝欲借天来宣示其统治的合法性，譬如真宗之东封西祀、伪造祥瑞，目的即在于此。而士大夫也拿天来作文章，制止皇权被滥用。少年得志的富弼，熙宁中已是老臣了，多年在政坛纵横捭阖，深悉其中奥妙。士大夫苦心维持着的最高信仰，虽然未必能真正将皇权置于牢笼之中，但毕竟还是起了重要的约束作用。而王安石揭开这个公开的秘密，其目的便是为皇权脱去一切束缚。相比仁宗，神宗及其二子——尤其是徽宗——愈来愈具有拒谏、独断的倾向，王安石的政治宣言“功不可没”。

“祖宗不足法”，谓祖宗之法度不可尽行遵奉。王安石说，众人宣扬“法祖宗”，但祖宗之间，法度并不一样，是应该效法太宗呢，还是效法仁宗？此话颇有诡辩之嫌疑。宋人宣扬“法祖宗”，本非一切循旧规，否则何以列祖列宗之法度会不一样呢？而是要尊重“祖宗”多年以来制度建设的成果，维持政策的延续性，尤其是一些原则要世代遵行，譬如崇文抑武、重内轻外、强干弱枝等等。王安石不愿“法祖宗”，正是针对某些原则。如重内轻外——好静恶动，保守已有成果，不愿主动对外用兵——就是他坚决反对的。而像司马光这样在变法期间大声疾呼“祖宗之法不可变”者，观其向日言行，绝非无视积弊而死守旧规之至愚者，考虑到熙宁中的环境，其所守者，也正是这些原则。“祖宗”是“天”之外，对后世君主的另一重大制约力量，大而化之的“祖宗不足法”，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不但为他的新政制造自由行动的余地，也为君主的过度自信和任性妄为输送动力。

富弼像

“流俗之言不足恤”，意指决策者不必顾及多数人的意见。这些人道德水准低下，总出于一己私利反对皇帝的宏伟规划，他们都是国家发展的强大阻力。早在嘉祐四年他献与仁宗的万言书中，就已激烈抨击宰相以下百官，指斥他们皆为流俗，尸位素餐，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要做大事业，便要坚执己见，不能为藉藉众口所动摇。简言之，就是对舆论的否定，为他此后罔顾多数人的反对，强行推出多种新政张本。

“三不足”实际上是联为一体的。北宋中期的朝野舆论，正是以“天”为纲常之本，以“祖宗成宪”为规范。所以“三不足”所反对的，是同一个对象，即有心制约皇权的士大夫群体。或以为，熙丰变法之发动，意在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观念付诸实施，实不知从何说起。在这个大前提的指导下，新政甫一开张，双方便大张旗鼓地对立起来。不认同新法的意见，被强行压制。因安石不作妥协，不肯接受修正意见，认同部分新法者，也迅速被逼到对立面，譬如苏轼、苏辙兄弟。新法成为一个整体，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彻底否定，朝中人士，必须作一决断，且安石作出不并立的姿态。由是，望重天下的士大夫，其中不乏先前与安石相友善者，多被逐出朝廷。王安石有时竟以去就相争——若不遵行本人的意见，那么本人只好辞职了。神宗正倚之若长城，岂肯放他离开左右？由是，新法便按他的逻辑演进下去。

苏轼《新岁展庆帖》（书于元丰四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其书法端庄秀丽，肉丰骨劲，宋人对他发出“只字片纸皆藏收”的赞叹。他自己也自负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认为自己的书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朝廷里不附新法的多，对这些人，王安石是给予全面否定的。如说文彦博是小人，冯京是不逞之辈的魁首，连新法派的沈括，不过是与他在新政的方案设计上有些异议，便被指为“壬人”。但安石总为这些人斥逐不尽而苦恼，再说，在野的士人也以“流俗”为主，导致新政推行时，“士夫沸腾，黎民骚动”（司马光语）。改造世界，若仅靠斗争，事倍功半，更须改造人心。入手之处，是士人的立身之本——科举。

苏辙像

熙宁五年的一场考试后，王安石奏知皇帝，有两位应试者文采斐然，但论说不合经旨。神宗以为，当时谈经者言人人殊，无以“一道德”，遂命王安石作经义颁行之，“使学者归一”。安石答道，此事已着手在办了。“一道德”之说，在熙宁三年已由王安石之口入神宗之耳，自此神宗数番提及，而安石显然已为“一道德”作了充分的准备。此后安石与其子王雱尽数年之力，于熙宁八年呈上《三经新义》，准备为科举考试提供“经旨”，然未及行，安石即于熙宁九年罢相。司马光叹道：安石经义，不乏灼见，但企图令天下士子奉为惟一解释，欲尽变历代先贤之说，何其狂妄！但是，随着新法的浪潮一波波推来，王氏经义之地位被不断抬高。哲宗绍圣中几乎被定为科举之标准，以谏官之言中止；但徽宗崇宁中，终于确立了它的独尊地位。

沈括像

新政初期，新政的发动者与反对者之间的直接冲突已全面爆发，反对派辞职、罢官不断，人事迅速刷新，革新派立即占据了舞台中心。而后，“一道德”之说甚嚣尘上，似有席卷之势。但是，反对派却从未完全被逐出朝廷，甚至在最高层也从未绝迹。熙宁初神宗重用王安石，但富弼、文彦博等三朝重臣，仍占据着宰相、枢密使之位，二人相继去位，但冯京、吴充又在中枢占据了重要位置，王安石与前者是同年进士，与后者是姻家，二人却不附新法。故而新政总是受掣肘，总不能如王安石希望的那样猛进。问题出在神宗身上。

王安石与神宗的关系，是基于共同理想的结合。“强国梦”便是他们的理想。王安石预计到大动干戈的新政必然引发朝野上下的反对，保证新政强势推行的出路，是有一个强势的皇帝支持他。神宗强烈支持他，他就以“三不足”来提升神宗的威势。若是神宗真像王安石鼓励的那样，无“法”无“天”，无视舆论，独断专行，政治结构和运作将会有何等变化，王安石倒没有细想——就这一点来看，他并不代表当时在朝士大夫的主流，他只看到，皇帝的独断会使革新事业一帆风顺。但出乎意料的是，神宗虽然深刻认同做一番变革以富国强兵，却不能完全赞同朝廷只有一种声音。一方面，神宗对自己的祖宗，不像王安石那么决绝；另一方面，祖宗之法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异论相搅”，被他认为是妥帖的御下之道。虽则他时时为新政遭遇“异论”而烦恼，但他仍然坚持将“异论”之士留在核心部门，甚至一度想将反对新政最坚决的司马光召来做枢密副使。他令革新派处于强势的地位，但不希望他们完全压倒其他势力。神宗的稳健姿态被王安石视作魄力和决心的不足，从而产生不满。当他认为他的激进政策因神宗的游移受到阻碍时，他或会与助手吕惠卿合谋，不动声色地操办了，而后告诫吕惠卿：“不要让皇帝知道。”后来王、吕交恶，吕惠卿将此类对话和盘托上，神宗极为愤怒：本以为自古君臣相知，无如自己和王安石，却有如此欺瞒之事！此事成为王安石罢相且再不得起用的关键缘由。

冯京像

王安石为什么激进地鼓吹强化皇权？是为了新政的便利。但也正因激进地推行新政，严重触犯了皇权。他的政治宣言，与新政的推进完全一致，“一道德”表面上是以皇权为依归，然而当皇帝的意旨违反了新政的利益，便以他来判断国家利益所在及政策之走向，自以为是则是，自以为非则非。皇权未必能为国家的发展做出正确的抉择，那么，傲然孑立于“流俗”之外的王安石便能做到？做出肯定的判断，是很危险的。

士大夫理想时代：宋朝的三不足与一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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