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政治转变：庆历新政与熙丰新政的差异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但范仲淹的世故仍无助于贯彻他的理想，庆历新政未能避免悲剧性的结果。宋英宗赵曙像除了推行新政的动力都是“强国”，庆历新政与二十多年后的熙丰新政，或说王安石变法，初衷既不同，重点更是大相径庭，几乎不存在什么继承关系。宋神宗赵顼像熙宁初的忧患之情，同样使志士们追本溯源，寻找根本问题。理财之外，其他各项措施，目的也集中于此。

多年的积弊导致国家危机丛生、政权运作不灵，有志之士都会有所察觉并试图进行修正，北宋官员提议改良制度的上书比比皆是，或高古虚诞、或切实可行的建议都很常见，而制度的微调也未尝稍止。不过，长期以来一直缺乏有力度、成体系的改革。直至康定至庆历初的军事失败给权力中心以当头棒喝，才推动了“庆历新政”的生成。一次改革，总要使政局呈现明显与此前不同的面貌，才当得起“新政”的提法。那么，这次“新政”，是要从什么关键之处下手，以成就一副新局面呢？

主持新政的范仲淹，兼有理想与世故。新政的要点，是通过科举和人事制度的改革，抑制官员子弟恩荫入仕，既控制官员人数，更借以达到正本清源的效果，促进社会的阶层流动，使官僚与学术精英全然一体。此即体现其理想之处。世故的表现在于，他非常清楚改革必先控制在较小的范围，才是改革者力所能及的；必先从体制着手，才有继续推广深化的基础。因此，新政“直指本心”，去触动政治体制的核心部分——官僚体制。但范仲淹的世故仍无助于贯彻他的理想，庆历新政未能避免悲剧性的结果。既然损害了官员的现实利益，周边自然都是反对者。而仁宗毕竟是老成持重的皇帝，庆历初的危机感使他痛下决心兴利除弊，但如临深渊的感觉迅速消退，他就立即转回守旧的一面，撤回对新政的支持。在政敌强有力的围攻下，新政没能支持多久。

宋英宗赵曙像

除了推行新政的动力都是“强国”，庆历新政与二十多年后的熙丰新政，或说王安石变法，初衷既不同，重点更是大相径庭，几乎不存在什么继承关系。后人很感惊奇的是，庆历年间新政的推行者，幸存到熙宁年间的，何以全体变成了新政的坚决反对者？是时代不同了，他们的宗旨变了？还是地位高了，于是更重视保护自己的现实利益？这些变化或许也是存在的，但他们对熙宁新政的不赞成，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它的宗旨完全不同于庆历新政。此新政非彼新政，并非所有新政都可视为一体，后人又怎能简单以“新政”作标杆，“左袒”者即划为“改革派”，“右袒”者即划为“保守派”？

宋神宗赵顼像

熙宁初的忧患之情，同样使志士们追本溯源，寻找根本问题。但此次不同，问题被归结到财政工作不得力，人们焦虑于入不敷出的窘迫。那么，循着大致不变的趋势从仁宗朝走到神宗朝，根本问题怎么会有如此彻底的转向呢？当然不是问题转型了，而是前后改革者的认识不同。在熙丰革新的设计者王安石看来，财政是第一位的问题，“理财为方今先急”，这与神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想法，一拍即合。

王安石的想法，有一个转型的过程。嘉祐四年（1059）他向仁宗皇帝所上的万言书，主旨仍是如何培育人才，其关注点近于范仲淹，理财只是带过一笔。但是当年他出任三司判官之后，想法就突然改变，应该正是这个管理全国财政的重要职位，令他体会到财政事务之不易为，且财政之窘迫是如何影响了其他事务的推进的。自他主政以后，他力推的各项改革措施，焦点就集中于“理财”。这个传统，一直贯彻到徽宗朝。

宋哲宗赵煦像

但理财当然只是入手之处，王安石从事的改革，出发点是富国强兵。理财之外，其他各项措施，目的也集中于此。但凡抱同样的出发点从事改革者，对这位先行者当然会抱同情态度。发动熙丰新政，完全是受了“强国梦”的刺激。不过对这次改革的理解仅仅停留于此，远远不够。更要紧的，是从以下各方面对改革作些观察：

1.用哪些手段去“理财”？“理财”，体现在这次“新政”中，是“聚财”，还是“生财”？

2.从“理财”到“富国”，再到“强兵”，通过什么路径来实现？

3.富国强兵以后还要做什么？或者说，富国强兵有什么目的、什么内涵？

将“理财”具体化，再将“富国强兵”的后续事宜作个考察，那么“新政”的意义就非常清晰了。

宋代政治转变：庆历新政与熙丰新政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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