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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兄弟关系及迁都争端

【摘要】:关于太祖、太宗兄弟的关系,宋代以降,正史野史中记载颇多,而其母亲杜氏的一番教训,可谓是脍炙人口。太祖在位十六年,直至临终,一直未正储嗣之位,这反而更令人疑惑。在皇位继承一事上,兄弟之间或是有冲突的。陈桥兵变,赵普与赵光义同为谋主,而为了太祖的利益,二人迅速进入敌对状态。到了太祖末年,却聘其女为光义之王妃,其子李继隆也成了太宗朝最得宠的武将。在太祖的最后时刻,他突然使出奇招,令人措手不及。

关于太祖、太宗兄弟的关系,宋代以降,正史野史中记载颇多,而其母亲杜氏的一番教训,可谓是脍炙人口。杜氏问匡胤:你知道你何以能得天下?匡胤以为母亲要分析自己的优点,谦逊道:那是祖宗和母亲的余庆。杜氏说:那不是你有能力,而是柴氏立幼君,给了你机会!这段对话,后人不必固信其有。这个道理,以太祖的才略,岂能不知?又岂止于他身后是不是立幼君的问题,他在位之时,怎么来巩固统治,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为达到这个目的,有很多制度应该建设,有很多手段应该使用。不过,“人”的问题是最根本的,所有这些制度和手段都需要可靠的人去实现。谁最可靠?这个问题宋太祖在第一时间就考虑清楚了。所以,开国第一天,皇弟光义就任殿前都虞候,被安插到禁军最高层,以亲兄弟制衡义兄弟。次年,任开封尹,掌理京城诸事,且“同平章事”,位同宰相。这个职位,光义连续担任了十五年。

开封为帝都所在,其建设、治安、人事,分量至重,都城又是天下的微缩版,以此让中意的继承人练政,最合适不过。故不难理解这个位置的重要性。然而,这只能说明,太祖出于巩固赵氏皇朝的目的,委其弟以重任,并不能说明太祖准备把天下交给其弟。后世看到的是,后周显德元年,柴荣正是以开封尹、晋王继承了郭威的皇位,与光义继位前的职务、爵位完全一样;在光义之后,其弟廷美,子元僖、元侃(即后来的真宗),以至于北宋末年的钦宗,都是以开封尹作为储嗣之位确定的标志。因此太宗做开封尹意味着什么,似乎不言而喻。然而,柴荣任开封尹不到一年,因郭威突然病危,来不及晋位太子再正式即位,故柴荣的先例未必可以援引。而太宗朝以后,正是以太宗为先例,更无法由此逆推太宗的经历。

总之,在太祖朝,开封尹等同于储位,并无切实根据,赵光义以开封尹继登大宝,也不能看作是顺理成章的事。太祖在位十六年,直至临终,一直未正储嗣之位,这反而更令人疑惑。在皇位继承一事上,兄弟之间或是有冲突的。

大约在乾德元年(963),兄弟不和的征兆已有显露。该年,宿将天雄军(大名府)节度使符彦卿来朝,太祖欲使其领禁军,受到枢密使赵普的坚决反对。太祖说:“我素来厚待彦卿,他必不负我。你不必多疑。”赵普反问:“陛下何以负周世宗?”太祖默然。任命彦卿之事遂为泡影。彦卿在后唐庄宗时已驰骋疆场,为将四十年,乾德元年已六十有六,会有多大的雄心、多大的威胁?赵普疑心符彦卿,却又不说明符彦卿典禁军,比起其他人为何有特殊的威胁,而太祖也了然于胸,不赘一词,是因二人都明白,问题的症结或者不在符彦卿,而在于他背后的那个人——其婿赵光义。

后周显德中,赵普任赵匡胤之幕僚,公私之事皆尽心竭力,以至于“奉药饵”于弘殷病榻之前,竟成通家之好。是后,赵匡胤对他长期信任不替。而赵普也不负所望,始终为太祖的利益作全盘考虑,其中也包括为太祖后裔保住皇位。陈桥兵变,赵普与赵光义同为谋主,而为了太祖的利益,二人迅速进入敌对状态。凡是赵光义的亲信,便常受赵普打击。

赵普像

乾德元年用兵湖南,枢密副使李处耘受命监军,其间为维护军纪,与主将慕容延钊发生争执。史家记载,朝廷“以延钊宿将”,不加责罚,而贬处耘为淄州(今山东淄博市西南)刺史。道理本来在处耘一边,且处耘官为枢密副使,职在监军,都不处于弱势,何以受到如此不公的对待?更奇怪的是,李处耘受此屈辱,却感到恐惧,“不敢自明”。这或是因为,有强有力的人物——如赵普——站在他的对立面,对于这场争执的处理,并非取决于正确还是错误,而是有故意打击的成分在其中,有道理也说不清。这位李处耘,陈桥兵变时为都押衙,军士哗变,喧言立点检为天子,他并不直接赴告点检,而是去找“供奉官都知”赵光义,可见关系非同一般。所以,他虽以拥戴之功迅速升迁,但他的上级、枢密使赵普,本来同是从龙旧人,佐命元勋,却成了他的政敌。三年后,李处耘在淄州刺史任上郁郁而终。到了太祖末年,却聘其女为光义之王妃,其子李继隆也成了太宗朝最得宠的武将。这应当是对赵普主政时李氏所受打击的一种补偿。

赵普不仅忠心、有能力,并且知道他的工作重点在哪里,善于抓大放小,太祖对他是由衷地信任和赞赏。但是他掌权实在太久了。从建隆元年任枢密副使,作为执政群体中唯一的新贵,实已大权在握;乾德二年(964)正月正式任宰相,到了开宝六年(973),十几年来,树了一大帮政敌,尤其是阻了后进的路,不满者众多。并且,长久高高在上,行事也确实跋扈起来。终于,太祖也不愿再忍受他的种种不检点,在群臣的一次围攻之后,罢赵普相位,让他到孟州(今河南孟州)做节度使去了。从避免臣子专权的角度来看,一个做了十年宰相的人,确实也该让他停下来作些反省了。但是,这样就给光义去掉了制衡的对手。新宰相都是这十几年成长起来的,谁有这个资历和胆魄,敢介入皇帝的家事?光义在皇宫内外经营了许多年,终于得到机会,可以迅速充分地膨胀其势力了。太祖的最后几年,想必不那么容易过。

在太祖的最后时刻,他突然使出奇招,令人措手不及。开宝九年,他决定到洛阳去行南郊之仪。这个决定确实怪异,因为自乾德元年新作郊坛于开封南薰门外,太祖数次亲祀南郊,都在开封。此次忽然要改到洛阳,自然别有居心。这个居心,大概有人猜到了。当时起居郎李符上书,历数洛阳城市与宫室之破败、供给之困难,似乎皇帝到故居去探访一次是多么劳民费财的事。太祖置之不理。到了洛阳,谒祖陵、祀南郊毕,还想长期停留,并表露了迁都之意。即刻又有人进谏。此次是一个武将,“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禁军中一支精锐部队的指挥官。李怀忠并没有提出诸多反对迁都的理由,直截了当地说:“开封漕运便利,供馈无阙,若留在洛阳,谁会和您在一起挨饿?”皇帝仍然不理会。

《大驾卤簿图卷》(局部)。宋代皇宫仪仗队。这是限于皇帝前往南郊拜祭天地的时候使用,有近三千匹马参加。规模浩大,组织严密。皇帝特地派画师把整个队伍准确无误地画下来,取名为《大驾卤簿图卷》,以便作为规范并长久维持下去。

这时,皇弟光义出面奉劝了。光义凛然道:“留在这里不方便!”皇帝说:“我迁到洛阳还是暂时的,过段时间还要迁到长安去!”光义“叩头切谏”。皇帝说:“迁长安,是要据形胜之地,便于守御,如此就不必养许多兵了。”光义反驳:“在德不在险!”

对话到了这里,皇帝意味深长地“不答”。他确实没必要作答。大家堂而皇之地论证迁都的表面理由,太宗的认识和他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拙劣地拿了在野之士劝谏当政者进德的虚辞来搪塞,显然是理屈辞穷了。既然说不出正当理由,又何必反对迁都呢?这一点双方倒是完全明了:遽然迁都洛阳,开封尹在开封的多年经营,岂非付诸东流?洛阳的控制者(知河南府),是皇子德芳的岳父焦继勋。与李符所说不同,太祖发现洛阳“宫室壮丽”,借机重重奖谕了继勋,并且“加彰德军节度使”,升了他的官。如果迁到洛阳,太祖不就可以重新发展支持力量了吗?

可惜,所有有力者都来自开封,他们都不支持他迁都。在迁都一事上太祖发现自己被孤立了,正如他在开封同样被孤立。他黯然回到开封。半年以后,留下尚未确定继承人的皇位,驾鹤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