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的理想时代：契丹踏入中原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武周至唐玄宗时期的契丹，长期动荡，实际上处于实力下降的通道中。唐的布置，当然使契丹的发展步履维艰，但更令自身陷入困境。玄宗将全国逾三分之一的兵力置于东北境，其中一半以上又专用以对付契丹。且内战突起之后，大批幽州汉人主动归附契丹，增强了契丹的实力，又为阿保机提供了中原的信息和中原式的谋略。此后，契丹大军便以幽州为攻取对象。这种倾向，在契丹政权此后的发展历程中，有增无已。

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太宗授契丹首领窟哥以松漠都督，这是双方相互接近的标志性事件。当时契丹兵力约为三万四千，作为一支有一定实力但远不足以与唐对抗的力量，又几番主动归附，唐愿意扶持他，作为维持北境稳定的一颗重要棋子。而契丹此前苦于突厥的役使，贞观四年东突厥为唐所破，契丹又希望借唐的威望，获得稳定的发展环境。

和睦的关系中止于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举族反叛，河北为之残破。为弹压此次叛事，武周动用了东境几乎所有兵力，两年之中，损折颇巨。然而，以契丹胜兵数万、部众数十万的单薄实力，经武周、突厥、奚等多方夹攻，妇孺被掳，少壮一空，蒸蒸日上之势，戛然而止。若只是部落凋散，假以时日，生聚可期。致命的是不同势力对酋长之位的争夺。

自窟哥以下，契丹的部落联盟首领，都出自大贺氏。在契丹与唐关系稳定的半个世纪，大贺氏的地位一直稳固。不过七世纪末期各部族所受的重大打击，大贺氏的首领难辞其咎，所以反对力量勃兴于各部之中，实不难理解。但是新、旧势力对首领之位的争夺，又非一朝一夕可得解决，首领的更替无法通过会商来完成，就免不了要刀兵相见。大贺氏与反对势力的武装冲突始于唐开元六年（718）前后，至开元二十三年前后，迭剌部酋长涅里立迪辇祖里为阻午可汗，部落联盟的首领地位由大贺氏向遥辇氏的更代，始告完成。同时，也建立了遥辇氏的可汗与迭剌部的夷离堇（即酋长）共存、以前者为共主而后者掌联盟军权的体制。此体制为后来契丹领导权的再次转移埋下伏笔。

武周至唐玄宗时期的契丹，长期动荡，实际上处于实力下降的通道中。他们致全力于内部的冲突，而无对外的征服，自然无从增加人力物力；与周边诸政权的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时而受到围攻，时而在唐和复兴的突厥之间摇摆，不得不依附于其中一方，这也显示了其力量与信心的不足。但是，唐人眼中的契丹未必如此。在他们看来，这是东北境的严重威胁。李尽忠之后四十余年，唐每次与契丹发生冲突，都要付出损兵折将以及河北遭受蹂躏的惨重代价。玄宗的应对之策是，在东北境屯以重兵。范阳（幽州）、平卢（营州，今辽宁朝阳市）二节度，下辖兵力十一万，主要责任便是防制奚、契丹。而开元二十一年之后，张守珪、安禄山等长期镇守幽州，其主要作战对象便是契丹。不得不说，唐在东北境的兵力布置与契丹的实力相比，是不对称的。

唐的布置，当然使契丹的发展步履维艰，但更令自身陷入困境。玄宗将全国逾三分之一的兵力置于东北境，其中一半以上又专用以对付契丹。天宝年间，对契丹用兵不过是安禄山邀功、练兵和养望的手段。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以锐卒十五万西向，将大唐天下推向一个半世纪的动乱，而契丹却是压力骤弛，从此进入了平稳的发展期。

唐玄宗像

即使东北境诸藩镇的注意力主要在西面，可契丹面对身经百战的藩镇兵，仍是一筹莫展，迟至十世纪初唐政权弥留之际，仍是如此。割据幽州的刘仁恭深谙契丹虚实，每逢秋季，即遣军出塞打击契丹，深秋时焚近塞草地，使契丹失其冬季牧场。契丹只得赂以良马，换取近塞牧马之权。时值阿保机统契丹军马，遣万骑来击，竟为仁恭军用计击败。此后多次交锋，即便契丹有较大胜绩，也无法突破榆关、据有塞内之地，更不能攻灭刘氏。

但十世纪初的契丹，经百余年的户口繁衍、羊马蕃息，实力毕竟不是安禄山时代的契丹可比。阿保机有志于中原，且屡屡能够得志，便是有实力作保证。初时仅能与刘氏相持，但借助多种机缘，短短数年之内，竟成长为举足轻重、中原各种力量都要仰其鼻息的势力。一种机缘是刘氏内乱，仁恭子守光囚父自立，力量分裂。且内战突起之后，大批幽州汉人主动归附契丹，增强了契丹的实力，又为阿保机提供了中原的信息和中原式的谋略。一种机缘是河东的李克用欲乘幽州之乱，谋夺其地，由是与阿保机结盟，互称兄弟，相约共灭刘氏。

与李克用的联合，是阿保机周旋于中原各势力的开始。阿保机旋即与后梁朱氏建立联系从而破坏了与李克用的盟约，与李氏交恶，天祐十年（913）李存勖攻克幽州之时，他无从分润。但是，幽州为刘氏专有之时，家业仅如许大，便能守得滴水不漏，成为李氏疆土之部分，却易疏漏。阿保机终于寻隙突破榆关，占据卢龙节度使（驻幽州）所属之平州（今河北卢龙县）。此后，契丹大军便以幽州为攻取对象。

出走后唐的耶律倍在中原所作《射骑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终阿保机之世，契丹东冲西突，兼并奚族，灭亡渤海，制服女真多部及室韦、鞑靼诸种落。而于南境，所获不大，止步于幽州之外。但他离世之前，契丹的形势已很有利于持续发展。他在907年并合契丹诸部称汗，而后对旧体制有一番改造。至916年称帝，通过几项重要的制度建设，初步建立了皇朝式的集权体制。在人事制度方面，以世选制维持部落贵族的部分特权，但皇帝的意旨决定重要职位的任命。各部落长官人选由皇帝决定，且服务于皇帝。部落管理体制实行兵民分离，部兵戍守一方，而部民游牧于另一方，从而打破了部落的整体性，消弭其潜在的分离倾向。军事制度方面，建立斡鲁朵（宫），将大量亲从之户口划入斡鲁朵，并以这些户口建立亲军，称“宫分军”。宫分军直接听命于皇帝，成为他抗衡一切威胁的最核心的力量。经过这些努力，政权的气质也迅速改观。契丹军队东征西讨，在所得之地不能固守时，即掠走人口。但若有可能，他们更愿意有更多的城市和土地。这种倾向，在契丹政权此后的发展历程中，有增无已。

宋代士大夫的理想时代：契丹踏入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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