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熙《麻城县志》记述可见,孝感乡在明成化八年因“户口消耗”被并入仙居乡,后又有部分划入黄安县,终清一代也未恢复。关于后者,即孝感乡始建的年代,涉及麻城县何时设立四乡的问题。康熙《麻城县志》对于明初县境中的太平、仙居、亭川、孝感四乡的记载,虽然没有提到各自的始建年代,但这并不等于说,孝感乡不可能上溯到明以前的年代。该序文称杜氏祖先杜应举迁入“麻城孝感乡杜家冈”的时间在“宋末”。......
2023-07-31
曹廷杰入俄侦察,对奇集、特林等地均有较多描述,还有一个意外的重大收获,即实地勘察了明代永宁寺遗址,并拓取两碑碑文而归。有此一举,使得“永宁寺碑记”第一次为世人所详知,从而引起广泛关注,引发中外学界持续考索的热情,也为中国明清疆域(包括库页岛的归属)提供了重要实证。《西伯利东偏纪要》六四:
查庙尔上二百五十余里,混同江东岸特林地方,有石砬壁立江边,形若城阙,高十余丈,上有明碑二:一刻“敕建永宁寺记”,一刻“宣德六年重建永宁寺记”,皆述太监亦失哈征服奴儿干海及海中苦夷事。论者咸谓明之东北边塞尽于铁岭、开原,今以二碑证之,其说殊不足据。[21]
岁月匆遽,上距明朝太监亦失哈重建永宁寺、立碑纪事已过去450余年,两碑虽仍旧挺立于江岸,而风雨剥蚀,已成为传闻中的“残碑”。二碑在中外文献中虽有些记载,然绝多皆如日人间宫林藏,仅于江中船上遥遥相望,倏忽即过,难以详知究竟。就连在当地世代居住的部民,也都说不清楚何时所立了。
涅维尔斯科伊的回忆录中,写其在潜入黑龙江口地区后,很快就乘舢板溯江而上,在特林岬登岸并与满洲商人发生了一场冲突,完全没有提及近在咫尺的永宁寺碑。[22]以至于人们认为,这个沙俄殖民先锋一脑子的跑马圈地,完全忽视文化的遗存。其实并不是。笔者在穆拉维约夫传记附录的史料集中,发现了涅氏与永宁寺碑相关的文献,一个与其回忆录有较大差异的故事,却也是出于涅氏本人提交的报告,其中写道:
在阿穆尔河右岸一百二十俄里的奥加岬旁的一个屯子里,有一名叫切达诺的吉立亚克老人,率领全家,带着大米、鲟鱼、米酒来找涅维尔斯科伊……顺便对涅维尔斯科伊谈到,溯阿穆尔河而上,过了阿姆贡河河口,右岸上有些形状特别的石头。根据他们的传说,这些石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再不就是罗刹(即俄国人)安的。吉立亚克人把这些石头视为珍宝,每当乘船来做买卖的满人想把这些石头推下河去时,吉立亚克人就给他们钱,不让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有一种迷信:如果把这些石头推下河去,河里就会掀起浪花,他们就捕不到鱼了。切达诺一再请求涅维尔斯科伊务必去看看这些石头,并且自告奋勇给他带路。[23]
下面就发生了涅氏所记的那场与满洲商人的小冲突,而双方很快和好,“几乎谈了一昼夜”。
次日,涅维尔斯科伊特地登上特林岬,即明代永宁寺遗址——
在阿穆尔河右岸离台尔斯屯三俄里的地方,涅维尔斯科伊在岸边的悬崖上找到了切达诺告诉他的那四根石柱,他发现其中两根石柱上刻着年代:一根石柱上刻着1649,另一根刻的是1669和一个斯拉夫字母。
涅维尔斯科伊用刀在这些石柱上刻下了1850年和圣讳的第一个字母。[24]
根据穆督的《上皇帝疏》还可以知道,涅氏此次还画了一幅“古界碑草图”,呈报给尼古拉一世。[25]这两个被俄国人刻了年份的“石柱”,应该不是那两块永宁寺碑,因为二碑今存,没人提及上面有这些刻痕。早期亲历者曾提到岬上还有石幢之类,有的还画出形状,俄国人所刻年号、字母,应该刻在石幢上面。
四百多年风雨剥蚀,永宁寺碑已成为“古碑”“残碑”,成为一个传说,而其史证价值和象征意义并未褪色。在辑录东北边境古迹时,曹廷杰即简记相关传闻,以及俄人禁拓之事:“今三姓人贸易东海者多知之,亦多见之。惟王守礼、守智亲至碑所,思拓其文,因被俄夷禁阻未果,故其弟守信能为余述其详云。”[26]王氏兄弟是当地的汉族商人,下江沦陷后往返俄境做生意,闻知江畔特林二碑的故事,前往试图拓制,被俄国人发现后制止。殖民地的路数大都如此,欲久占其地,先要逐渐覆盖湮灭其文化。昔日永宁寺遗址上已矗立起一座东正教堂,连同两块石碑也为教堂所拥有,阻拦者即此间的教士。
王守礼通晓俄语,曹廷杰出发时即有意约他同行,并在与俄人交流时担任翻译。还有一位叫王守智的童生,应是王家小弟,善能绘图,特邀随同入俄,《西伯利东偏纪要》所附八幅地图应出自其手。[27]王守礼与弟弟守智去过特林,永宁寺碑之事也是他们告知曹廷杰的,可知此番赴俄据地区侦察,已带有拓碑所需纸墨和工具等物。曹廷杰一行到达特林后,不知用什么话语或物件打动疏通,俄国教士竟允许他捶拓碑文,也算幸运。廷杰等共拓得六份,两份送给俄方,四份自己带回。[28]拓碑时始终有沙俄教士铺拉果皮(曹氏原译)在场,大约一以监视,一因好奇。也有六七位附近的原住民围过来看热闹,议论风生,说这两块碑为康熙朝剿平罗刹后所立,并称赞石碑“素著灵异”。铺拉果皮同意立碑年代的说法,却不能容忍什么灵异之说,对他们好一通训斥。[29]
在呈送军机处的《庙尔图》中,曹廷杰特地凸显“特林古碑”的位置,并于图注中写道:“特林在恒滚河口,上十里有古碑二,并有炮台营壕旧迹,土人及俄人皆谓数百年前大国平罗刹所立。”费雅喀人不立文字,纪事唯靠祖祖辈辈传说,难免以后事覆盖或掺杂前事。亦失哈代明天子巡行东北和建置奴儿干都司,何壮伟也,却因年事久远淡出记忆;而哥萨克强行侵入,杀戮抢劫,宁古塔将军率兵前来剿灭或逐除,令边民感戴殊深,便借二碑附会其事。廷杰在现场即对碑文作了初步释读,应知此碑系明人所立,始立于明永乐宣德间,唯不识碑阴之女真、蒙古文字,转生疑惑,误以为清初出征罗刹后,借此碑记功并作为界石。[30]
返回之后,曹廷杰将永宁寺碑记的拓片分送军机处、吉林将军希元和主持吉林练军的左副都御史吴大澂。吴大澂出身翰林,又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历任学政、道员等职,“慨然有经世之志”,曾随吉林将军铭安会办三姓等地军务。此时奉旨再到吉林,担任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在中俄珲春勘界过程中据理力争,纠正原立“土字碑”之误,收回被沙俄侵占的黑顶子百余里领土。他将廷杰视为同道,在日记中详述永宁寺碑记之事,曰:“彝卿采访俄事至此,并手拓二碑以归,亦可谓壮游矣。”[31]彝卿为曹廷杰的字。他为侦察俄据地区做了许多努力,带回八幅地图,将俄军驻防要害一一标注清晰,也提出一整套光复之策,但皆付之于烟尘!倒是他对永宁寺二碑的发现与拓录,尽管研读中有某些误判,实在是一件大功德事。
两块永宁寺碑后来被俄国人从原地移走,现存于海参崴阿尔谢涅夫博物馆和海滨边区阿尔谢涅夫博物馆。不知是在何时由何人搬移,亦不知是否由于曹廷杰的拓制以及费雅喀人的灵异说引起俄方警觉,不久就从江畔消失。五年后契诃夫经行此处时,并没有写到此碑,想是已经不在特林崖端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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