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民、遗民与外夷在《库页岛往事》中的角色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黑龙江中下游至海口和库页岛的部族有赫哲、费雅喀等，而一旦编入八旗，统称作“新满洲”。赫哲、费雅喀等部族本为大清子民，怎么也变成了外夷？在此之前，三姓副都统扎坦保还将赫哲人称为“外藩”，并严格限定来城贡貂之人的停留时间，认为他们不明礼法，容易聚众滋事。却想不到数代之后，连满人都会将毗邻祖宗发祥之地的赫哲、费雅喀族，皆称为“外夷”了。

清朝立国前后，东北东部以至外兴安岭地域部族众多，彼此亦掺杂融合，除达斡尔族外，其余多数部落因语言习俗相近，通常以熟女真、生女真、野人女真概称之。黑龙江中下游至海口和库页岛的部族有赫哲、费雅喀等，而一旦编入八旗，统称作“新满洲”。康熙帝在颁旨命官军驱逐哥萨克匪帮时，特别强调那里靠近本朝发祥地，一山一水皆为大清属地，所有部族皆为大清属民。雅克萨之役，清军水陆并进，打出了大国气势和威风，也打出了边境的长期安定。《尼布楚条约》签署后的一百六十余年，盗猎偷马之类虽偶有发生，然基本没有出现过大的沙俄军队越界事件。

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现在回思，真觉得有些难以判断。不知哪位说过“历史不容假设”，可阅读相关史料时，笔者还是忍不住设想：假如在康乾时代出现大规模入侵，清朝军队能战胜敌人吗？即使是失利或者惨败，是否也会刺激清廷，及早实现其边防与军队的变革？

正是由于这种漫长的安定平静，使得大清皇帝、满朝文武以及守边将士普遍产生懈怠；而东北大地的严寒，黑龙江流域尤其是左岸广袤土地的交通不便，也使此地越来越被忽略轻视。康熙以后的数朝，包括雍正帝胤禛和乾隆帝弘历，及至颙琰与旻宁，似都缺少对这条大江的关注，缺少玄烨那种强烈且明确的吾土吾民意识。雅克萨之战前，康熙帝决策在左岸兴筑黑龙江城，增设黑龙江将军，以堵御罗刹北来与东进之路。可千辛万苦耗费人力物力修成，启用约一年就迁至右岸。皇上并不情愿，但是架不住守土大吏与巡察官员提出的各种理由——土地瘠薄啦，过江困难啦，经费过巨啦，公文传送不易啦……

如果瑷珲不被降格，仍是黑龙江将军衙署所在的省城，如果这座城仍在左岸故址，也就是后来的江东六十四屯地方，如果周边添设镇城，结成卡伦驿站的防御网络，大东北包括库页岛的历史当是另外一种走向。

上有所忘，下必甚焉。乾嘉之后朝廷的轻忽，带来各边城守吏的松懈和疲玩，甚而者视其地在“边外”“界外”，呼其民为“生蛮”“生番”。道光二十二年（1842），三姓衙门公文中竟出现将赫哲视作“外夷”的说法：

适奉宪饬：四月十一日，贡貂之外夷富扬古等赫哲人四名，经审问供称，伊等随刨夫佟兆福、戴景明等自乌苏里经旱路越过卡伦边界入城。[2]

外夷，通常印象中指代外国人，如英、法、德、意，清代公文中常还要在其国名人名前特加小“口”，以示非我族类。赫哲、费雅喀等部族本为大清子民，怎么也变成了外夷？而此处将赫哲人称为外夷者，恰恰就是副都统本人（宪饬）。在此之前，三姓副都统扎坦保还将赫哲人称为“外藩”，并严格限定来城贡貂之人的停留时间，认为他们不明礼法，容易聚众滋事。[3]若在康熙朝，玄烨发现后会予以痛斥，可此际已然习以为常，清朝当地官员、卡伦兵弁大都如此认为。这种歧视必然反映到日常管理中，如禁止使鹿、使犬部落拥有枪支铠甲，沿途设卡阻拦，不许他们擅自入城。此案中富扬古的名字较常见，在上年贡貂名单中即出现三次，赫哲与库页都有。经此一番逮治讯问，能不离心离德吗？

将东海极边之地的民众视为外夷，原为晚明官府及一些汉族读书人的说法，女真人就曾长期被如此蔑称。清朝立国后，对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仍沿旧说，而再称东北极边之民则不可。雍正时也曾发生过此类现象，胤禛痛加批驳：

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以及海澨山陬，梯航纳贡，异域遐方，莫不尊亲，奉以为主。乃复追溯开创帝业之地，目为外夷，以为宜讳于文字之间，是徒辨地境之中外而竟忘天分之上下，不且背谬已极哉！[4]

清代雍乾间大兴文字狱，以故史馆臣工在编述时，对“夷”“虏”等字避之唯恐不及，或设法曲为解释。胤禛儒学修为很深，仍能读出那隐藏心底的不敬，故有此一番训谕。却想不到数代之后，连满人都会将毗邻祖宗发祥之地的赫哲、费雅喀族，皆称为“外夷”了。

若说这种情况在道光间还是偶然发生，则在中俄《北京条约》签署之后，渐渐就多了起来。在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中，多数已冷冰冰地将“颁赏乌林”，改为“颁赏外夷”，咸同两朝皆如此。

被迫签署《瑷珲条约》的奕山堪称“千古罪人”，而他仍能在困难的谈判中，坚持在条约中加上一条，即左岸满洲人“照旧准其在原地永远居住，归大清国官员管辖，不准俄国人等扰害”。俄人对于三姓衙门派员到原行署木城发放乌林，起初并不干涉。自同治七年（1868）始，俄方哨卡开始进行阻拦，“不准下往颁赏”[5]。大块领土此时已真的成为“界外”，“于是贡道阻绝，彼不能来，我不能往，贡貂之典已属虚文。即间有数十人或百余人至三姓穿官者，亦皆随华商入境，借以自置货物，貂皮均由华商垫出，非真本人之贡”[6]。延续约两百年的朝廷“颁赏乌林”，也终于走到了尽头。这之后，还有零星赫哲、费雅喀人不远千里抵三姓贡貂，然后渐告消歇。

光绪二十六年（1900）发生庚子之变，中国再遭浩劫，慈禧太后偕光绪帝远走西安，而陈旧僵硬的贡貂体制仍无改变。我们看押运貂皮的员弁在京师投送无门，看领乌林的官员在盛京苦苦等待，看地方大员为采购宫廷用的貂皮绞尽脑汁，看神通广大的商户在界内外的活跃身影，却再也看不到关于“库页六姓费雅喀”的消息……

他们去哪儿啦？

朝廷中怕没有人会想到他们，负有管理之责的三姓副都统衙门也没有再提到他们。古人作《孺子歌》，写沧浪之水，孔夫子从中读出凡事皆“自取”的道理，亚圣孟轲再作引申：

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7]

由论水而论人，再至齐家治国，义理相通。以往我们常习惯于单一地谴责列强入侵，说起来理直气壮，义愤填膺，分明忘记了《孟子》这段至理名言。清廷之骄矜自伐、荒疏愚蔽，从号称盛世的乾隆中晚期就开始了，轻忽东北边疆，贱视荒徼边民，其结果便是强邻入侵，大块国土的割离。

谁应承担最主要的责任？

契诃夫抵达之时，该岛已归属俄国三十余年，清朝在岛上的基层管理机构如“噶珊”，任命的“喀喇达”“噶珊达”，皆已水流云散，杳无踪迹。费雅喀变成俄国味儿的“基里亚克”，特姆河谷等地散布着新旧移民屯落，一切都改变了模样。契诃夫似乎没有看到过穿绸缎服装的原住民，那些姓长、乡长与那些华服子弟去哪儿了？他们又能去哪里呢？

读《萨哈林旅行记》，几乎看不到作家对国土扩拓的骄傲，看不到俄罗斯人对这块新疆域的热爱。还是在鞑靼海峡的一个岬角哨所，划舢板的士兵就告诉契诃夫：“若是自愿，谁也不肯到这个地方来！”[8]岛区长官说得更直接：“苦役犯、移民和官员，所有的人都想逃出这里。”[9]曾有一个深怀理想的农学家米楚利，“爱上了萨哈林”，把这里作为第二故乡，最后“因神经错乱殁于萨哈林，享年42岁”[10]。全书到处可见俄罗斯人急欲离岛的例子，这也使岛上居民的流动性增大，使当局不得不想出很多办法来加以限制，比如移民只能在待满10年并取得农民身份后才能返乡。契诃夫写了在锡扬查屯的见闻，当日监事官宣布25名移民转为农民，他询问有谁想留下来，“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想回大陆去，能够立刻就走最好，不过没有钱”[11]。30年不能算短，而俄国人的治理实在是乏善可陈。在岛绝多的人朝思暮想的都是离开，以至督军考尔夫为“激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说的居然是：“以后你们还可以回到祖国，回到俄国去。”

人的命运总是与国运相连，不管在岛俄国人怎样的思乡心切，运送苦役犯和强制移民的船仍一班班开来，总人数仍是在逐年激增，而相伴随的是原住民的锐减。三姓衙门虽没对库页岛做过户籍人口统计，但从零星记载中仍可见出繁衍之盛。契诃夫踏访特姆河谷时，特地述及费雅喀人口的下降趋势：

据鲍什尼亚克搜集的资料，1856年萨哈林基里亚克人总数是三千二百七十人。大约十五年之后，米楚利已经写到，萨哈林基里亚克人的数量估计在一千五百人以下。而据最新的1887年的材料，现在两个区的基里亚克人总共只有三百二十人了。这个数字是我从官方的《异族人人数统计表》中得到的。假如相信这些数字是可靠的，那么过五年到十年之后，萨哈林的基里亚克人就将绝迹了。[12]

他在后面还记录了有关南部爱奴人的人口统计，也是快速减少。作者也说到这种官方统计数字往往不太靠谱，但俄据后原住民的大量减少，应是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我们也可以推测，或许有费雅喀姓长、乡长之类岛上头面人物离开了故土，迁徙到大陆的三姓、宁古塔诸地，但不会太多。

属民、遗民与外夷在《库页岛往事》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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