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页岛归属问题：榎本武扬的海外派遣和历险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874年1月，日本关于库页岛归属的对俄交涉又一次提上日程，而负责此事的赴俄公使泽宣嘉突然病死，本武扬被任命为海军中将、驻俄特命全权公使。这样一笔大交易，当然不会是本武扬的个人主张，而是由时任北海道开拓使次官的黑田清隆最先提出。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辛旅程，本武扬于9月29日抵达海参崴，换乘黑田清隆安排的“函馆丸”汽轮回国，引起轰动。

那时的明治政府真可谓“向明而治”[13]，对参与旧幕府军的反叛者予以尽可能宽大的处理。所有普通士兵仅被监押一年，许多首领人物也很快被赦免，带头大哥榎本武扬、大鸟圭介等都在几年后重新上岗。搁在清朝，他们可是要被凌迟再加上满门抄斩的。

1874年1月，日本关于库页岛归属的对俄交涉又一次提上日程，而负责此事的赴俄公使泽宣嘉突然病死，榎本武扬被任命为海军中将、驻俄特命全权公使。他在当年6月抵达彼得堡，谒见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并于次年5月7日与沙俄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缔结《桦太千岛交换条约》。这个条约又称《1875年圣彼得堡条约》《千岛·库页岛交换条约》，规定：日本以北纬50度以南的库页岛南部，换取俄国所属千岛群岛中的得抚岛及其以北共18个岛屿。双方在正北方以宗谷海峡为国界；而在东北方以占守岛和堪察加半岛之间的千岛海峡为界。从而形成日本拥有全部的千岛群岛、俄国完全拥有库页岛的格局，避免了持续存在的领土和移民纷争。[14]契诃夫在书中记述了这一协约在岛上带来的变化：“1875年以前，北萨哈林的苦役犯由杜厄哨所长官管理。他是一个军官，其上司机关设在尼古拉耶夫斯克。从1875年开始，萨哈林分为北萨哈林和南萨哈林两个区。这两个区都在滨海省的管辖之内，民事方面受督军领导，军事方面受滨海省军队司令的指挥。地方事务有区长管理。”[15]其时仍然是军政一体，北萨哈林首府仍设在杜厄，区长由原来的主管兼任；在南萨哈林的首脑机关设在科尔萨科夫哨所，由东西伯利亚第四边防营营长兼任区长。

这样一笔大交易，当然不会是榎本武扬的个人主张，而是由时任北海道开拓使次官的黑田清隆最先提出。那时沙俄不仅牢牢控制着库页岛中部，扼住了日本人的北进要道，还于1869年重新在南端设立哨所，使在岛日本机构处境艰难。因实力悬殊，日方不敢轻启衅端。防备沙俄南侵成为日本的当务之急，而一旦发生战争，北海道很可能遭到入侵。黑田审时度势，提出放弃遥远且寒冷的桦太，避免与俄罗斯进一步冲突，集中人力物力开发北海道，以尽早建成坚固的防俄基地。日本政府采纳他的建议，形成了一条出自最高层的既定方针。抵达彼得堡后，榎本武扬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多方刺探俄廷的内部情报，与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反复谈判，拿出了很多证据，表现出吃了大亏的样子，最后缔结协议。日本除了获得整个千岛群岛的主权，还得到了鄂霍次克海的捕鱼权，以及周边俄国港口的十年免费使用权。在这之后，大批生活在北海道的虾夷原住民被强行驱赶到库页岛，以为大和民族腾出地方。札幌总厅的松本十郎因反对这种不人道的逼迁政策，愤而辞职。

黑田清隆后来成为日本内阁第二任总理大臣，他对榎本武扬没有看走眼，此人真的是才华卓著和踏实做事。驻俄期间，榎本在西欧广泛游历和考察，参观德国著名军火商克虏伯的工厂和矿山，访问巴黎和伦敦，时时关注军事与工业上的最新成果。三年任满回国，他又做出一个惊人的选择，即横穿西伯利亚。1878年7月下旬，榎本武扬从彼得堡踏上归途，为克服流行日本的“恐俄病”，更是为了实地观察谜一样的俄国，决定由陆路返回。那时还没有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只能到达下诺夫哥罗德，他频频变换交通工具，乘船，搭车，骑马，沿途随时察看和记录。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辛旅程，榎本武扬于9月29日抵达海参崴，换乘黑田清隆安排的“函馆丸”汽轮回国，引起轰动。

[1]［日］和田春树著，易爱华、张剑译，张婧校订《日俄战争：起源和开战》第二章《近代初期的日本与俄罗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46页。

[2]《日俄战争：起源和开战》第二章，第47页载：“普嘉琴忍受着旗舰因安政大地震后的海啸而沉没的灾难，坚韧不拔地与日本展开交涉，双方终于在1855年缔结了日俄友好条约，使得俄罗斯继美国英国之后，与日本建立了邦交。此时，俄罗斯与日本虽然只展开了部分国境划定交涉，但也取得了成功。萨哈林岛（库页岛）没有确定的边界，属于杂居，但在千岛问题上，日本和俄罗斯达成协定，在伊土鲁朴岛（择捉岛）和马鲁朴岛（得抚岛）之间划分国境线。自此以后，长期被视为北方威胁的俄罗斯所具有的敌人意象消失，日本和俄罗斯之间基本和平的时代到来。”最后一句纯属臆想。

[3]《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二卷，“1848年：致内务大臣的公函摘录“，第33页。

[4]《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第六十五章《呈给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报告》，第571页。

[5]《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第六十五章《呈给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报告》，第571页。

[6]《萨哈林旅行记》第八章，第89—94页。

[7]《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二卷，“1859年：建议”，第276页。

[8]《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二卷，“1859年：建议”，第277页。

[9]《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二卷，“1859年：上皇帝疏”，第277页。

[10]《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二卷，“1859年：致滨海省驻军司令兼西伯利亚区舰队及东洋海港司令、海军少将卡扎凯维奇先生”，第278—279页。

[11]《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二卷，“1860年：致叶果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第284页。

[12]《萨哈林旅行记》第十四章，“日本人”，第182页。

[13]《周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79年，第94页。

[14]《日俄战争：起源和开战》第二章《近代初期的日本与俄罗斯》，第5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