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罕锥,即下嫁的宗室少女之专称,俗作“皇姑”,在当地备受尊重。即便如此,从档案文献中尚未发现库页岛上有萨尔罕锥的身影,所列生活在大陆的库页姓中没有,岛上六姓148户中也没有。当日对族群的表述颇为混乱,部族与氏族常相混淆,而费雅喀与赫哲、库页之间关系也有些夹缠不清。乾隆帝的谕旨是在南库页被发现的,可证皇帝的恩泽已洒落在如此偏远之地,但仍未见该姓中曾有过萨尔罕锥。......
2023-08-29
世界殖民史的一个普遍的标志性行为,是殖民者对所占领土地的重新命名。那些个名称的来源是复杂的,常也是简单的;是处心积虑的,常也是漫不经心的;是掩盖与割断既有历史的,常也是就地取材、以偏概全、张冠李戴的。以沙俄侵占的黑龙江流域为例,海兰泡被改名布拉戈维申斯克,伯力改为哈巴罗夫斯克,庙街改为尼古拉耶夫斯克,完全抹去旧有的痕迹;而称左岸上下游地区为阿穆尔州,称库页岛为萨哈林岛,仍与黑龙江的历史地理有着关联。
萨哈林,是一个强加硬套的岛名,带有鲜明的殖民刻痕。
明清易代之际,崛起于白山黑水、野心勃勃的满洲统治者将目光投向内地,大举入关后定都北京,由一个地域性政权变为大清王朝。而身处外兴安岭之北的沙俄雅库茨克督军戈洛文,则听说了黑龙江流域的富庶,派遣一支哥萨克探险队辗转侵入。文书官波雅尔科夫被任命为队长,率领七拼八凑的132人,携带武器,涉水翻山,一路抢劫杀戮,一路勘测绘图,也不断受到我达斡尔等部族的反击,历时约三年,最后沿黑龙江顺流而下,回到雅库茨克。[39]在黑龙江口驻留越冬时,他们从当地费雅喀人口中得知了库页岛的信息,而离开时也必须驶出河口湾,绕过库页岛北端。费雅喀语的“岛”,俄语音译为“善塔尔”,由此便成为俄国人对库页岛的第一个称呼——善塔尔岛,这一名称据说来自波雅尔科夫匪帮。[40]根据刘远图的研究,除善塔尔之外,俄人对该岛的早期叫法很混乱,如奥斯特罗胡、科里雅克、博利梭伊、卡拉福托等,五花八门,颇为随意,也都是昙花一现。18世纪晚期,基本上统一称为萨哈林。
契诃夫将库页岛称作萨哈林,是当时俄人的正式命名,也是西方通常的说法。实际上,应是法国人较早使用了这一岛名,所依据的则是康熙年间绘制的《皇舆全览图》。通过广泛和认真的阅读,契诃夫已了解到这一岛名的荒唐,在书中写道:
这幅地图引起了一番小小的误解,由此产生了萨哈林的名称。地图上,在萨哈林西岸,恰好对着阿穆尔河口的地方,传教士写道:“Saghalien-angahata”,蒙古语,意思是“黑河的峭壁”。这个名称可能指的是阿穆尔河口处某个悬崖或岬角,但在法国却给做了另一种解释,被认为是指岛屿本身。由此产生了萨哈林的名称,并被克鲁逊什特恩所沿用。此后,俄国地图上也就使用这个名称了。[41]
萨哈林的名字来自西方人的误判,但已约定俗成,无可更易,也没人去追究原来的名称。
康熙皇帝亲自规划大清全图的测绘制作,就此揭开东方大国的神秘面纱,也让欧洲知道了“萨哈林”。吊诡的是,英察严谨如康熙帝玄烨,将制成的全国舆图藏入内府,秘不示人,却对聘用的外国传教士全不设防,委托他们把该图带至法国镌制铜板。契诃夫清楚地写到,此一岛名来自黑龙江(满语“萨哈林乌拉”或“萨哈连乌拉”),然后才是传教士领衔绘制成图,法国地理学家的采纳,俄国地图的沿袭。如果说克鲁逊什特恩最先在俄国地图上标注“萨哈林”,则已到了19世纪初。
因库页岛横亘于黑龙江口,更早的时候,也有俄国人经行或到过此岛。《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库页岛”条,提出在波雅尔科夫之前还有莫斯克威金率小股哥萨克人到过库页岛,皆缺少确证。即便如此,又能说明什么呢?那些被称为“阿穆尔歹徒”或“哥萨克匪帮”的亡命之辈,仅从当地人口中知道那是个岛,至于他们是经过还是登临,并不详悉。黑龙江河口湾内小岛众多,令人怀疑是否确实指库页岛,称之为“发现”尤为可笑。一百年后,白令探险队有人到了该岛东北的岬角,但也仅仅是航经时匆匆一瞥,即行离去。
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关外部分以满文标识,库页岛上仅有少量地名,多为山川与屯落,未标注全岛名称。萨哈林,又译作萨哈连,蒙古语、满语皆表达“黑”的意思,以此命名的绝非个例。黑龙江中下游有萨哈连部,即黑水部;在三姓辖区又有“萨哈连窝集”,意谓黑森林。趁着清王朝的战败惊恐,沙俄用各种手段“黑”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中国国土,包括库页岛,又给它坐实了“黑岛”这样一个伪名。
[1]刁绍华、姜长赋《契诃夫的萨哈林之行》介绍:“契诃夫决定赴萨哈林旅行,不晚于1889年夏”,而在1890年1月26日由莫斯科报纸《今日新闻》刊发消息,“著名小说家契诃夫将取道西伯利亚赴萨哈林旅行”。《萨哈林旅行记——探访被上帝遗忘的角落》卷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
[2]汝龙译《契诃夫文集》第十五卷,“致阿·尼·普列谢耶夫”,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9页。
[3]《契诃夫文集》第十五卷,“致阿·谢·苏沃林”,第20页。
[4]《契诃夫文集》第十五卷,“致莫·伊·柴可夫斯基”,第28—29页。
[5]《契诃夫文集》第十五卷,“致阿·谢·苏沃林”,第13—14页。
[6]《契诃夫文集》第十五卷,“致米·尼·加尔金-符拉斯基”,第4—5页。
[7]丹尼尔·比尔《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363页。
[8]《清通鉴》卷二四七,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002页。
[9]《林则徐全集》第九册,“壬寅日记”,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
[10]《萨哈林旅行记》卷首,“寄自西伯利亚”,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
[11]《萨哈林旅行记》第一章,“阿穆尔河畔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页。以后引录该书内容除另加标注者,皆用此一版本。
[12]《契诃夫文集》第十五卷,“致阿·谢·苏沃林”,第21页。
[13]据今人所编《漠河地名志》,漠河等县境内有额木尔河,又称小阿穆尔河,名称相近,可证命名皆出于当地部落。
[14]本段与以上引文,皆出于《萨哈林旅行记》第二章,“督军莅临”,第24—26页。
[15]《萨哈林旅行记》第二章,“科诺诺维奇将军”,第21页。
[16]《萨哈林旅行记》第五章,“仆役”,第57—58页。
[17]《萨哈林旅行记》第八章,“阿尔科沃头屯”,第85页。
[18]《萨哈林旅行记》第八章,“阿尔科沃头屯”,第84页。
[19]《萨哈林旅行记》第八章,“杜厄”,第92页。
[20]《萨哈林旅行记》第八章,“沃耶沃达监狱”,第100页。
[21]《萨哈林旅行记》第十一章,“基里亚克人”,第129页注②。
[22]《萨哈林旅行记》第十一章,“他们的性格”,第131页。
[23]《萨哈林旅行记》第十一章,“他们的性格”,第134—135页。
[24]《萨哈林旅行记》第二章,“新相识”,第20—21页。
[25]《萨哈林旅行记》第二十二章,“逃犯的出身、类别及其它”,第292—293页。
[26]《萨哈林旅行记》第二十一章,“侦讯和审判”,第269页注①。
[27]《萨哈林旅行记》第二章,“督军莅临”,第22页。
[28]《萨哈林旅行记》第十一章,“企图使他们俄化”,第138页。
[29]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关云长刮骨疗毒 吕子明白衣渡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601页。
[30]该书共三卷,张志聪撰于康熙前期,殁后由弟子高世栻续成,此据仲昴庭纂集,孙多善点校《本草崇原集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
[31]《萨哈林旅行记》第十三章,“落叶松屯”,第160页注①。
[32]《萨哈林旅行记》第十三章,“弗拉基米罗夫卡屯”,第163页。
[33]《萨哈林旅行记》第十三章,“大塔科伊屯”,第166页。
[34]《萨哈林旅行记》第十三章,“橡树林屯”,第168页。
[35]《萨哈林旅行记》第二十一章,“死刑”,第279页。
[36]《萨哈林旅行记》第十五章,“向大陆移居”,第195页。
[37]《萨哈林旅行记》第十九章,“教会”,第250页。
[38]《萨哈林旅行记》第十九章,“教会”,第250—251页。
[39]郝建恒等译校《历史文献补编——十七世纪中俄关系文件选译》,第2件,“1646年6月12日(俄历)以后,关于文书官瓦西里·波雅尔科夫从雅库茨克出发航行到鄂霍次克海的文献”,商务印书馆,1989年。
[40]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五,“库页岛俄名萨哈林的由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64页。
[41]《萨哈林旅行记》第一章,“日本考察者们”,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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