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建省的动议始于清末新政推行时期,时任邮传部尚书的岑春煊是最早的提议者。今青海果洛地区属四川省管辖,其他广大蒙藏部落游牧地区则归青海办事大臣管辖。对于青海地区是否设省则争议较大,一时难以抉择。光绪皇帝下令政务处就该折进行议奏,政务处经过讨论,认为升允在奏折中对当时青海建省的利弊的分析“因地制宜,实事求是”。......
2023-08-29
1934年青海巡礼团入藏访问、学习是民国时期青海、西藏间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一巡礼团的团长是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的黎丹,他在青海任职多年,先后担任过西宁道尹、青海省政府秘书长等要职,是马麒身边最重要的幕僚。“西藏巡礼团以朝圣习经、研究藏族文化、促进藏汉文化交流,加强藏汉和好传统为目的,既是学术团体,也是受国民政府指派,以黎丹私人名义前赴西藏,疏导汉藏关系的机构。”[113]巡礼团的主要成员杨质夫、欧阳鸷、张玉鹗等人均是黎丹创办的“青海藏文研究社”成员。
“青海藏文研究社”是黎丹于1922年创办的一个青海民间学术研究团体,其基本宗旨为“学习藏族文字,沟通汉藏文化”。黎丹在青海任职后,积极致力于蒙藏民族的教育,立志改变青海地区落后的教育面貌。在其推动下,“先后开办了蒙番、蒙番师范、筹边学校、女子学校等”[114]。黎丹在兴办蒙藏民族教育时,遇到了两大难题:“一、本身不懂蒙藏民族语文,许多问题须靠翻译人员才能沟通,难以尽善尽美;二、缺乏通晓汉藏蒙文的人才,学校教学及教科书的编写,困难重重。”[115]黎丹认识到,培养掌握蒙藏民族语言文字的专门人才,是发展青海这一多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关键。于是,年逾不惑的黎丹身体力行,礼聘古浪仓·久哲曲英多吉、扎·智化达吉、拉卜坚贡·嘉央罗桑多吉等著名高僧为师,刻苦学习藏语藏文。由于他本身具有较高的学养,加之对藏语言文字学习兴趣盎然,在刻苦努力之下很快便有了非常高的造诣。他还结合自己的学习经验,用藏文编撰了一本《实用藏文文法》,作为蒙番师范学校的教材使用。
1919年,西姆拉会议英方提出“内外藏”主张,妄图以此分裂我国疆土。黎丹与周希武、李迺芬等马麒重要幕僚共同起草了著名的“艳电”,以马麒的名义致电北洋政府。电文有理有据地揭露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并痛陈了签约将要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强烈要求中央政府拒绝继续谈判,维护政府在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藏区的主权。“这一斗争,使黎丹深深感到兴起一个学习研究少数民族语文和边疆史地的热潮对于国家和民族发展之重要,遂产生了创办学习、研究藏族语文,沟通藏汉文化的学术团体之设想。”[116]1922年,黎丹捐出自己的薪俸作为活动经费,发起成立了“西宁藏文研究社”。青海建省后更名为“青海藏文研究社”。研究社招收了一批有藏文基础的各族青年为社员,聘请扎·智华达吉、罗桑更登等藏族学者为专任教师,对社员进行规范的藏语教学;还分期选派优秀社员前往塔尔寺、夏琼寺、隆务寺、广惠寺等各大寺院进行深造,拜寺中著名的活佛喇嘛为师,以期迅速提高他们的藏文水平。黎丹的西宁藏文研究社,“培育了一大批为汉藏文化教育事业献身的有志之士,如杨质夫、吴均、侯生祯、杨福岭等等,40年代后,在中央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等院校担任讲师、教授,从事藏文和藏族文化、历史的教学研究。”[117]
藏文研究社创办后,在黎丹主持下,其最重要的一项研究工作就是《藏汉大辞典》的编纂。《藏汉大辞典》是国内外第一部大型汉藏双语工具书,黎丹在杨质夫等人的协助之下,历数年之功,在1927年前后完成了这部卷帙浩繁的皇皇巨著,又“经古朗仓、晋麦仓等诸名宿逐一审校、补充,形成定稿”[118]。其后,由杨质夫负责,组织藏文研究社的欧阳鸷、吴均等成员进行了词条和释义的补充完善。但是,当时国内并不具备印制如此大规模的辞典的条件,杨质夫只好从大辞典中摘出一些常用词汇,按照新的体例编纂成一部《藏汉小辞典》,于1933年石印出版。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藏汉双语辞典,开启了中国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的学术之门。黎丹专门为《藏汉小辞典》撰写了题为“为什么要学习藏文”的序言,阐述了学习民族语文的重要性。
1933年青藏战争结束后,受国民政府委托,黎丹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青海藏文研究社社长的名义,组织“西藏巡礼团”入藏巡礼。黎丹此行的主要的意图,“一是进一步学习宗喀巴教义,研究藏族文化;二是请西藏名宿审核《藏汉大字典》初稿,沟通汉藏文化,在西藏学术界广交朋友,进行民间藏汉文化交流、联络活动。”[119]并希望通过文化交流来疏导青藏关系,从而进一步改善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因此,黎丹特意挑选了藏文研究社的骨干杨质夫、欧阳鸷、张玉鄂等人作为主要随行人员。
西藏巡礼团出发前,十三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给这次行程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变数。黎丹经过反复考虑,仍然坚持入藏,巡礼团一行10人随身携带整整两箱《藏汉大字典》原稿于1934年初夏启程赴藏。巡礼团一行于当年8月底翻越唐古拉山口,进入西藏境内。西藏方面在黑河派员进行迎接,代表团成员杨质夫在日记中记载:“黑河堪布喜热卜丹增及昂索代表来此迎接本团……互相慰问后,作如下谈话:1.奉西藏政府命令,谓中央有电,言青海省致祭达赖代表将至,故特来迎接;2.贵团如携有中央或青海省府公文,须预先递藏;3.贵团中除巡礼人员外,尚有其他分子否?4.青商来藏前后不一,向例须于黑河聚齐后,一起赴拉萨,且贵团情形须详细报告,故到黑河后须请住数日……黎师致感谢之意,一一答复如下:1.本团与诸同行系一社会团体,拟赴藏巡礼求法,并非代表青省府而来。2.本团纯以巡礼求法为目的,并无其他任何任务,故未携带公文;3.尚有一二人系找黄专使者,均由青海结伴而来;4.在黑河无论住多久,均可遵行……”[120]黎丹的答复极大地减少了入藏阻力,西藏地方政府很快便批准巡礼团继续前往拉萨。9月2日,巡礼团到达了纳曲卡镇,在与纳曲堪布交谈过程中,黎丹再次表达“本团同人尽系为求法而来者,欲在藏多住数年,俟所学稍有所进,再到内地去,拟将内地未译经典译为汉文”[121]。这说明黎丹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带领“青海藏文研究社”的骨干入藏深造,为藏汉翻译事业培养可堪大用的高级人才。9月20日,巡礼团经过艰苦跋涉,终于到达了拉萨。此时,黄慕松率领的国民政府致祭达赖专使行署已经先期到达,专使行署参议陈敬修、蒋致余,副官高长柱等人特地出城迎接,并引导巡礼团成员一同入住专使行署。
黎丹带领青海巡礼团共同襄助黄慕松完成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致祭大典,并参拜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法体。杨质夫记述:“(10月4日)上午10时,随黎师往布达拉朝十三世达赖遗灵,本团同仁惟近之、觉猛、山琴未去。乘骑循昨日原道抵红宫后门,登楼3层,由大中译某君派人引导至红宫最东之黄殿,入门则金像六七,即新塑之十三世达赖,结跏趺坐,形体毕肖(余曾见照片)。入内室,室中置一黄轿,轿四面糊以白纱,中置遗体,不可目视。两喇嘛端坐诵经,余等到,一一顶礼,即辞出。”[122]
十三世达赖喇嘛致祭典礼结束后,黄慕松率致祭达赖专使行署成员返回内地,青海巡礼团的成员则留在拉萨,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学习交流。“(黎丹)经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的介绍,与心仪已久的哲蚌寺大格西喜饶嘉措结成法友,相互钻研宗喀巴大师教义;杨质夫被喜饶嘉措纳入直传弟子之列,亲授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等;欧阳鸷等被分别介绍进入哲蚌寺郭莽学院等处学习。”[123]喜饶嘉措还召集当时西藏的一批著名学者对黎丹所带来的《藏汉大辞典》进行了审定,“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秋末,经三年审核,《藏汉大辞典》终于定稿,但终因卷帙浩繁,出版困难,未能成书。”[124]
杨质夫等人留居拉萨,潜心于藏族宗教、文化的学习研究。在杨于1936年2月12日写给青海藏文研究社同仁的一封信中,详细介绍了当时的学习情况和西藏的概况,该信全文如下:
同社如晤,阔别经年,离愫山积。去秋接王景伊君来函,悉魁梧赴京升学,近复于致曹李函中收到问讯名片,词意殷勤,至为欣慰。质自前夏随黎社长入藏,于当年秋中抵拉,旋即巡礼胜迹,访问大德,对于应行学习调查编译等工作,均皆一一进行。去春徂冬,在西郊哲邦大寺居住十月,从寺中大善知识慧海大师学习菩提道次第等论,暑期曾在贡巴塞小寺居住一月,到处缘法具足,备蒙优礼,水土气候亦颇适合。团中自如我社长以次均安好,同行诸人中徐近之去年年底赴印疗病,不久即可回藏。欧阳与赵易明均于前冬披缁出家(欧在哲邦赵在色拉)。郑允明去冬以母病逝返沪。现在于寓者,除社长外,惟质与张辉楼二人而已。曹李亦住哲邦学经,此团中大概情形也。西藏以地理关系,进化稍迟,以近代物质文明言,其程度犹逊于吾宁。以佛家之精神文化言,现世恐无其匹,其政治组织社会习尚,人民心里,俱有与我迥异之处。将来良晤,可为群罄,此时实觉无从谈起。课有暇,祈来函询及,质当为贡献麟爪也。此间邮政畅通,国内报章杂志均能直接寄到,见闻亦不甚寡陋。惟吾青消息则茫然无闻,来函祈常提及,余容随后续及,即请近好。[125]
在喜饶嘉措等名师悉心教授下,杨质夫等青海藏文研究社成员的藏语言文学以及藏文化研究水平突飞猛进,最终大都成为蜚声海内的知名藏学专家。杨质夫还“利用巡礼朝圣者的身份,广交西藏农奴主上层僧俗人士,钩沉史料写出《历代噶丹赤巴考》《西藏世家源流考》等学术论文。”[126]
两年多的时间里,黎丹和青海巡礼团其他成员,在西藏僧俗各阶层中都结交了一批朋友,扩大了自己在西藏的影响力。尤其,黎丹、杨质夫等人和来自青海的学界翘楚喜饶嘉措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也为喜饶嘉措渊博的知识所折服。“1936年冬,黎丹与蒙藏委员会驻藏代表蒋致余通过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向国民政府建议,为加强藏汉文化交流,聘请喜饶嘉措到内地讲学,并以此作为加深藏汉和好传统的桥梁。”[127]其后,黎丹、杨质夫等人陪同喜饶嘉措前往内地,结束了这次意义深远的西藏巡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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