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代王嘉与燕王喜被俘俘虏代王嘉与燕王喜,是秦国实现灭亡六国的第三、第四战略目标的延续。代王嘉与燕王喜的被俘,标志着赵国、燕国的最后灭亡。燕王喜收到代王嘉的书信后,果真派人斩太子丹头,想要献给秦王,然而秦军仍然东进攻燕王喜。后来秦军奉命撤回,其原因并非是代王嘉的书信与燕王喜斩太子丹起了主要的作用,而是秦王政急调李信和他所统率的秦军回师参加灭亡楚国的一场规模空前的战略决战。......
2023-12-05
喜饶嘉措是近代藏传佛教史上一位德高望重的佛学大师,清光绪九年(1883年)出生于青海省循化县道帏乡贺庄村。他5岁时被送到古雷寺道帷扎仓,追随僧人洛赛学习藏文和经文。7岁时,在古雷寺正式出家,起法名为喜饶嘉措(慧海)。“大师九岁时,聪慧颖悟已是异于常人,任何经典只要念诵二三遍,虽不能全部理解深奥意义,但能牢记在心,不再遗忘。寺中日常念诵的经文,一一娴熟,所有仪轨,都能按规格要求,应用不误。”[96]师傅洛赛发现他天资聪颖,有别于其他普通沙弥,将他推荐到拉仁巴格西脱麦以及张沙活佛处进一步学习。此后,喜饶嘉措学业精进,在道帷地区崭露头角,赢得了古雷寺老幼众僧的交口称赞。喜饶嘉措16岁时到格鲁派六大寺之一的甘肃拉卜楞寺闻思学院学习,他一面潜心学经,一面为学院做小工挣取微薄的报酬,以维持基本的生计。生活虽然艰苦,但他在学业上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大师先后在贡塘·罗哲仓、铁吾·贡乔仓等10余位哲士座下系统地研习赛仓·阿旺扎西《摄类学》《悟慧论辨析》《因理论辨析》、慈氏《现观庄严论》《现观庄严论明义疏释》《入中论》等。对诸大论,不仅仅追求文字词义之理解,而更着重孜孜于经论本身义理精要的圆满贯通,对所有教授,从文字到内容,一丝不苟地贯通于胸中。”[97]超乎常人的天资,加上勤奋刻苦的努力,喜饶嘉措“从法相经院第四学级学起,到20岁时学完了12学级的全部经论课程,进入戒律部。戒律部是当时佛学教育的最高一级的研究机构,经师说,喜饶嘉措能在21岁时就取得这样的成就,确实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98]
西藏是藏传佛教的圣地,拉萨三大寺被各地僧人视为藏传佛教的最高学府,当时甘、青地区的僧人在学业上取得初步成就以后,通常会前往西藏拜师求学,追求佛法的最高境界。1904年,21岁的喜饶嘉措也踏上了前往西藏求学的道路。他一路风餐露宿,艰苦跋涉了4个多月才到达拉萨,之后他进入哲蚌寺廓莽学院学习。初到拉萨,举目无亲的喜饶嘉措生活上异常窘迫,为了坚持学业,他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若干年后,他回忆说:“初到拉萨的那一不短的时间里,无日不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沿门行乞化缘,做乡村经忏师……然而刻苦精进钻研经论的成就,终于找到了为之服务的机遇。有一次,在一名叫巴拉西尕的人家化缘,被请念诵《甘珠尔大藏经》,我发现在《律部》一函中,有一页经文正反两面印错了,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主人。他根本不相信,说:‘这经文经过许多位格西奉诵过,从来没有听他们讲过有此种事!’言外之意,区区一位安多来的小僧人,你还能分辨清经文的印错?后来,这位主人从尼昂寺借来《甘珠尔大藏经》的《律部》加以对照时,证明确系印错了。他惊喜之余,到处传扬,为我化缘行乞打开了方便之门。”[99]
生活虽然困苦,但喜饶嘉措获得了追随当时藏传佛教顶尖学者学习的机会。在哲蚌寺廓莽学院他得到了乔珠噶布、洛桑耶喜丹必坚赞等数十位大学者的口传身教,除白天的研读修习外,每天晚上还要参加由各个康村组织的立宗讲辩活动。他潜心苦读,精研经典,“用了整整10年时间,先后学完了五部大论,即:法称的《释量论》、慈氏的《现观庄严论》、月称的《入中论》、功德光的《戒律本论》和世亲的《俱舍论》。而且把弥勒、狮子贤、宗喀巴、法生、龙猛、提婆、月称、世亲、达赖五世、僧成诸大师解释上述五部大论的各种注疏,口诵心领,得其要义。同时对内明、因明等五大明处以及修辞、辞藻等五小明处都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100]勤奋的学习,坚实的知识积累,使得喜饶嘉措在各种形式的辩经问难中脱颖而出,终于成为誉满藏区的大学者。
辩经是格鲁派寺院教育过程中学习经论、考核成绩、晋升学位的一种独特的教学方法,一般分为对辩和立宗辩两种形式。“先生以辩论方式授诸生徒,生徒再简诸先生者参考,汇以自己的心得,在雄辩场上,彼此讨论,互相发明。每过方林或大经堂,常闻击掌问难之声,兴高采烈,引人入胜。因为注重辩论,产生两种结果:一使经典意蕴不致误解,可以得到明确精细的认识;一使自己的认识发为著述,不致主观用事,可以得到大众许可的公论。”[101]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体系中,学僧若想考取任何等级的学位,都必须要进行立宗答辩方可通过难关,荣获学位。1916年,年仅32岁的喜饶嘉措在规模盛大的拉萨春季法会上立宗应辩,他广征博引,对答如流,雄辩四座,“在三大寺众多格西起立问难中,将五大论的精微深奥教义以及词义的诠释,一一予以正确回答,大众俱各衷心随喜,赞颂不已。”[102]经激烈答辩考试,他最终获得了“拉仁巴”格西学位,受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赏识和嘉奖,一时蜚声卫藏。
从1918年开始,喜饶嘉措应十三世达赖喇嘛之邀在罗布林卡行宫主持古典藏籍的整理校勘工作。经过6年的辛勤工作,喜饶嘉措完成了《布敦全集》新版29函的校勘、编辑和刊刻工作,受到西藏各界僧俗的广泛赞誉。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他的工作也颇为赞许,接着又给他布置了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校勘《甘珠尔大藏经》。
佛教首先在吐蕃时期传入之后即是通过翻译佛典来传播和扩大自身影响的。藏文译经主要是根据梵文原本,梵文所缺部分则依据汉文、于阗文文本转译。按照藏史中的传说,藏地的佛经翻译,始于松赞干布时期。此后,在藏传佛教前弘期与后弘期均涌现出了许多卓有成就的翻译大师,他们将大量的佛教典籍译成藏文,为弘扬藏传佛教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14世纪后半叶,蔡巴噶举的衮噶多吉编订了《甘珠尔》,日喀则夏鲁寺的布顿·仁钦朱编订了《丹珠尔》,从而完成了藏文大藏经两大组成部分的编订工作。其中的“正藏”即《甘珠尔》,意思是佛语部,即佛的言教部分,共收入经、律和密咒三方面的著述一千余部,分为戒律、般若、华严、宝积、经集、涅槃、密乘七类。《甘珠尔大藏经》汇集了藏传佛教最为重要的经典,也是学者们研究古代藏族文化最宝贵的资料,其校勘工作是一项意义深远的重大文化工程。十三世达赖喇嘛指示喜饶嘉措:“色拉、哲蚌等寺及其他各寺中,哲士学者虽多,但知识渊博、圆满贯通各种明处学科者却不多见。圣教饶益众生,利乐有情的根本教典——《甘珠尔大藏经》,是藏中前贤和天竺许多学者在这雪域地区从梵、汉文中翻译的殊胜贡献。藏区各地虽有各种版本,但校、勘各方面还有不一致的地方。尤其经过的时间久长,有的刻板老化,字迹模糊,有的刻板则有残损,出现了一些遗憾!甚至布达拉宫中已没有完整的《甘珠尔大藏经》印本。现在由我作施主,由你任校勘审定工作,这将对我佛圣教及众生是一件有益的事,你认为怎么样?我这样考虑,有些格西精通经典,但对于著述,不甚精妙;有的对于著述虽具有才华,但对于经典,则不精通。”[103]十三世达赖喇嘛认为喜饶嘉措是校勘《甘珠尔大藏经》的不二人选,喜饶嘉措经认真考虑之后,毅然承担了这项对于藏传佛教具有深远意义的任务。
其后,喜饶嘉措将纳塘、德格、理塘、卓尼、拉加寺等处所藏的不同版本的《甘珠尔大藏经》进行了精心校勘,补漏正误,厘定为一种制式版本。历经8年缜密细致的校勘,他终于圆满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拉萨版《甘珠尔大藏经》最终得以刊刻蒇事。这部《甘珠尔大藏经》内容丰富完善,极少讹误,一经问世便成为公认的权威版本。
喜饶嘉措以其渊博的学识,无可争议地成为当时藏区学术界的泰斗,前来求教问难者不可胜计,各地僧徒云集门下。他先后在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轮回讲授五部大论,“其中仅为哲蚌寺廓莽、洛赛林两学院的活佛、学僧等授《正义心要》《宗印大全》者达80余人;为噶丹寺江孜、夏孜两学院学僧授《般若》《中观》两学科者达100余人,为哲蚌寺学僧授《菩提道次第论》和五大论者前后相继接踵。”[104]在西藏生活的数十年间,喜饶嘉措培育的学生遍及各大藏区,他的学生和僧徒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西藏政坛和宗教界的显赫要人。据阿沛·阿旺晋美回忆:“我10岁左右时,喜饶嘉措大师受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委托,在罗布林卡进行新版《甘珠尔大藏经》的校勘工作。喜饶嘉措大师学识渊博,无论多么深奥难懂的哲理,经他深入浅出地讲解,就可使你豁然贯通。他又乐于利用业余时间育人,且诲人不倦。因此,有不少西藏的贵族世家子弟拜师求教于他。我当时由别人引见,也得到了拜师求教的机会,用3年的时间,聆听大师讲授藏文文法,以及佛学的基础知识和仪规等。在这期间,经大师谆谆教诲,循循善诱,使我受益不浅。我经过努力学习,潜心钻研,所取得的相应的成绩,也深受大师赞赏,从而,我们建立了十分融洽的师生关系。”[105]
喜饶嘉措在校勘经典、授业解惑之余还勤于著述。《喜饶嘉措》文集中的大部分作品均完成于大师在拉萨生活期间,其中主要有:《不朽金刚霹雳矢》《阐明疑义宝鉴》《粉碎谬论十万屏利匕首》《驳斥〈正理狂啸〉之劫火》《功德本体论释》《龙树奥义略探·无畏狮子吼》《政教各种宗印记·闻者有益》《第十一世济咙(大拭)呼图克图阿旺土丹格桑丹必卓美传》等。[106]这些作品一经问世,便在藏传佛教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各大寺的僧侣们竞相传阅、学习。在此期间,喜饶嘉措还多次受十三世达赖喇嘛委托,代表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三大寺上下密宗学院等应届堪布升迁时的主考官。通过讲辩的方式考核他们的学术造诣,然后汇报给十三世达赖喇嘛再酌情任用。十三世达赖喇嘛还委托他为西藏地区的数所佛教寺院厘定寺规,对寺院教育进行规范和指导。以上事例充分说明,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于来自青海的喜饶嘉措是颇为信任及倚重的。
1936年,在青海所派西藏巡礼团团长黎丹以及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代表蒋致余的推荐下,喜饶嘉措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的邀请,前往内地到南京讲学。他21岁入藏,直到55岁时才离开拉萨,在西藏一共生活了三十四年时间。其后,喜饶嘉措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上海大菩提学会等处举行学术报告会,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喜饶嘉措的大名传遍宁沪,他被聘请为国立五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藏族文化讲座讲师。此后,大师为这五所大学的师生讲授了藏族文化、历史以及佛学理论等方面的课程,受到广大师生的广泛好评。鉴于喜饶嘉措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他作为藏族代表多次连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相继提交了《关于团结边民意志以增加抗日力量》《关于注意佛教文化以增进汉藏感情》《关于请政府维护佛教以安民心而固团结》等提案。这些提案为加强民族团结、宣传藏族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内地活动期间,喜饶嘉措多次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及蒙藏委员会委派,前往青海、甘肃各大寺院视察,宣传国民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代表政府对这些地区进行宣慰。1942年,国民政府颁布命令,授予喜饶嘉措“辅国宣济禅师”名号,对喜饶嘉措对促进藏汉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事业所做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1942年7月,西藏地方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蛊惑下突然宣布成立所谓“外交局”,企图造成所谓“西藏独立”的事实。国民政府一面在西藏毗邻区域部署军队,施加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委派喜饶嘉措以个名义赴藏进行宣慰。虽然由于藏方的阻挠,喜饶嘉措到达黑河后未能成功进入西藏。但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当时噶厦政府对于喜饶嘉措是颇为忌惮的,这种忌惮来自喜饶嘉措在西藏30多年所作所为形成的巨大影响力。也正因为如此,喜饶嘉措被国民政府视为与西藏沟通的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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