湟源藏商与藏客的重要商业往来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双方的贸易往来中，湟源是一个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来自西藏的藏商以此为据点将藏货转销内陆各省，本地一批批被称之为“藏客”的商人也经此前往拉萨等地进行贸易。依据成书于光绪时期的《丹噶尔厅志》中的相关记载判断，最迟到清末时已经有西藏官方派遣商务官员，组织西藏客商前往湟源经商。在获知对方需求以及贸易利润之后，一些资本雄厚的本地商人开始亲自赴藏经商，湟源的“藏客”群体随之应运而生。

虽然青藏之间路途遥远，交通困难，但两地之间的长途贩运利润极大，两地客商仍不畏困苦，趋利往来，两地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始终未曾中断。在双方的贸易往来中，湟源是一个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来自西藏的藏商以此为据点将藏货转销内陆各省，本地一批批被称之为“藏客”的商人也经此前往拉萨等地进行贸易。

居于湟水上游的湟源素有“海藏通衢，中外咽喉”^[30]之称，这里地处农牧业交界地区，“路通西藏，逼近青海。山川扼塞，控制羌番。诚边陲之重地，为屏蔽于河湟”^[31]。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清政府在这里置丹噶尔厅，隶于西宁府，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为湟源县。自明末开始，这里便因蒙番贸易而商贾渐集，成为青海农业区与牧业区物资交流的一个贸易中心。清初，清廷与青海蒙古诸部继续开展边口互市，湟源（丹噶尔）地区的民族贸易因此盛极一时。尤其雍正时期，青海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的叛乱被平息以后，经奋威将军岳钟琪上疏，清政府允许正式在湟源（丹噶尔）设置固定的贸易市场，这里遂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贸易中心。据民国三年（1914年）周希武调查：“湟源县商业，以前清嘉、道之际为最盛时代，伊时海藏之货，云集辐辏，每年进口货价值至一百二十万两，咸、同兵燹以后，番货滞积，商业遂衰。近年以贩皮毛者渐多，商务稍有起色。然每年进口之货，推其数不过七十余万，较之以前，尚差四五十万之多……细究其故，则由昔年蒙番西藏之货，大都以湟源为销场，近则藏货西泄于印度，玉树之货南泄于川边，蒙古之货北汇于甘凉，瓜沙贸易之途日多，是以湟源之商务日衰也。”^[32]民国时期，“湟源商业较之乾隆、嘉庆时期已有所不及，但仍为青海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号称‘小北京’”^[33]。民国十八年（1929年），湟源被马仲英叛匪攻陷而惨遭劫掠，团勇商民被屠杀者多达2400多人，私财商货被洗劫一空。经此劫难之后，湟源的商业贸易中心地位被省会西宁所取代，但湟源的商业贸易并未完全萎缩，民国时期这里始终还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城镇。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自费进行西北考察的林鹏侠来到了湟源，她记载：“县城面积约三方里，人口六千余，分四区。街道狭小，惟以地当蒙番出入之孔道，故商业颇盛，蒙番所产皮毛、麝香、鹿茸、大黄、蘼芜、硼砂、青盐等，均集中是间。平津客商，均来此收买，俗有小北京之称。人民多事牧业，故产皮毛为特多，出口亦以此为大宗。”^[34]从这一记载来看，马仲英的屠城并未给湟源商业造成毁灭性打击，这里短时间内便已恢复了一定的商业规模。作为区域内的一个重要商贸城镇，湟源在青藏经济交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里始终活跃着大量“藏商”与“藏客”，他们之中既有行商（贩运商），也有坐商。他们成为青藏间贸易往来的重要中介，对两地经济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依据成书于光绪时期的《丹噶尔厅志》中的相关记载判断，最迟到清末时已经有西藏官方派遣商务官员，组织西藏客商前往湟源经商。该书卷五的“藏货”条详细记述了当时藏商在湟源的经营情况：

每年由西藏商上差噶尔琫运至丹邑，共约千余包。其中氆氇居十之五，藏香居其二，藏经居其一（以金写者值最昂，每卷经有售银五六百金至千余金者），其余如枣、杏、花茜、红花及各等药材居其二。其中惟藏香最著名，每一束有售银数两者。而氆氇之最佳者，每匹亦售银四五十两。约估其值，每包价以五十两计，共银五万两。销售于丹地者，不及十之一，即由藏番自行驼运，近赴宁郡塔尔寺，远或径赴北京、大库伦各处销售。盖藏番自运，不论何地，往返货物皆不征厘税。故任行内地，漫无限制。^[35]

由这段记载可以推断，当时内地对藏商是有特殊待遇的，即可以免征厘税。藏商货品除了在湟源本地销售以外，还把这里作为中继站，将货品销往全国，甚至远及北京、库伦等地。民国时期，“湟源与藏商贸易，向称繁盛，常年由藏委派噶尔本及古主巴二员轮流驻守，其他办理藏商贸易事宜，每年藏商到湟人数约三十家，所驮运货物以氆氇、藏羔、红花、藏香为大宗，出口采买之货，除大宗骡马外，如大米、红枣、柿子及各色绸缎居多。”^[36]出于长期在湟源进行商贸活动的需要，“约在1921年前后，西藏噶厦政府在湟源城关西南城壕购置房产，供藏商居住，一处称‘郭巴院’，亦叫‘公馆院’，产权归藏政府。一处称‘拉郎’，在西城壕，前后两院，产权归后藏班禅所有。凡前藏即拉萨来湟的藏商及藏政府指派的商务官员噶尔埲，也译为‘尕本’，均住郭巴院，后藏来湟的藏商住‘拉郎’。”^[37]由于在湟源经商的藏商以及省内蒙番客商颇多，内地客商以及一些外国商人与之语言不通，难以交流，这里产生了一个特殊的行业“歇家”。“歇家者，其初不过通番语之牙侩而已，自近年洋商以重金购毛，而不能直接与番人交易，又番人所信者，亦惟歇家，于是歇家得以居间为利，变牙侩而为栈商，买贱卖贵，不名一钱而起家致富，往往拥赀巨万，交通官府，与搢绅齿矣。”^[38]鼎盛之时，湟源一地的“歇家”达48家之多。然而“20世纪20年代以来，由于形势的变化，所有外商洋行相继撤走，地方官商起而代之，‘歇家’更无立足之地。以致原来的48家‘歇家’相继倒闭。其少数人转为‘藏客’到西藏贸易。”^[39]

随着大量藏商赴湟源经商贸易，他们与湟源本地商人的生意往来日益密切，本地商人对西藏的情况也有了深入的了解。在获知对方需求以及贸易利润之后，一些资本雄厚的本地商人开始亲自赴藏经商，湟源的“藏客”群体随之应运而生。“湟源首批进藏的藏客有王完欠（藏族）、卓尼加羊、卓尼午尖（藏族），原系甘肃卓尼人，民国初移居湟源，进藏时间约在1921年左右。”^[40]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进藏经商利润丰厚，越来越多的人不畏路途险阻，加入到入藏经商的队伍中来，藏客群体不断扩大，“忠信昌商号魏耀邦，富商车虎臣及谈生祥、马三保、李育春，还有东科寺乙细克主老爷、祁本子、谢敖哥等前后赴藏经商。”^[41]这些藏客既有藏族，也有汉族以及回族，既有湟源本地商人，也有内地长期在湟源经商的客商。他们通常会依照关系的亲疏结队前往西藏，以便能够互相照料，保障安全。湟源到拉萨行程有近2000公里之遥，当时货物主要靠牦牛、骆驼驮运，这些藏客风餐露宿4个多月才能抵达。沿途绝大多数地区是高海拔的无人区，不仅高寒缺氧、补给困难，而且盗匪出没，随时有陷入人财两空困境的风险。虽然一路之上需要克服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困难，但受高额的商贸利润驱动，藏客们依然趋之若鹜。当时，藏客们进藏之时在青海当地采办的商品主要有骡马、威远烧酒、湟源陈醋等地方特产，以及柿饼、红枣、龙碗等内地输入的商品。从西藏返回时，主要运回的商品则是氆氇、水獭皮、藏红花、藏香等西藏特产，以及毛哔叽、颜料、手表、药品、钢笔、皮鞋等英印产品。由产地运至销地，商品价格往往会翻三四倍乃至七八倍。下表是一些主要商品的采购价和销售价，入藏经商的利润由此可见一斑。

青藏间主要商品采购价及销售价

资料来源：林生福：《话说湟源“藏客”》，《青海文史资料集粹·工商经济卷》，青海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2001年内部刊印。

直到20世纪40年代，趋利而来，加入藏客群体的商人依然众多，“巨商马英庵、马静庭、李富成、林子平、胡生睿、梁弻臣、鲍发祖兄弟及安兴海、盛永孝兄弟、沈良、陈生保、李泰来、杨发旺、吉令德等入藏”^[42]。有些商人致富之后，还将自己的影响力伸入政界，利用赴藏经商的机会充当青海地方政府的特使，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沟通。如著名的湟源巨商李耀庭曾“积极筹划对藏贸易，贩运大批藏货、英印物资，以及国际工业产品等”^[43]。他在入藏贸易时，曾多次受马麒的委托，赴布达拉宫以及扎什伦布寺，朝觐达赖喇嘛与班禅，疏通青海、西藏两地的关系。

湟源的藏商与藏客是近代以来青藏间贸易往来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的青藏贸易不仅限于湟源，西宁、大通、贵德、多巴等地也均有西藏客商进行贸易。民国三十一年，西北工业考察团赴青海考察。在参观塔尔寺时，团员们看到：“寺之附近，亦有相当之商店，大概均依寺之喇嘛为生活。其地为藏商往来孔道，印度布匹，较西宁为贱，团员中有买西藏青斜纹布者，每尺仅十二元。”^[44]高额的利润也吸引了大批当地商人入藏谋利。民国时期对于商人进藏贸易有严格的规定：“青海商人之往西藏买卖者，去时先向省政府登记，货以茶糖为多，用骡马驮之，由省府派队护送，数百人为队。到则以货易货，连骡马并货之，用牛载归。货以呢布为大宗，西藏并不产此，实转贩诸印度。”^[45]除了数量众多的职业商人以外，还有一些香客也参与其中，利用宗教活动之机，贩运商品，进行贸易，如“青海湟中为宗喀巴发祥地，每年有许多香客前往西藏进香，他们也带去部分商货，进行交易”^[46]。青海各大藏传佛教寺院也纷纷参与到商业贸易之中，经商谋利成为这些寺院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例如当时“塔尔寺喇嘛大都善于做生意，其活动范围多在内蒙、甘肃、西藏一带。办法是寺院将资金放给做生意的喇嘛，还规定在生意做完之日，如数还本外，其利润要由双方平分。做生意的利润是相当大的，如有些喇嘛赴印度和西藏贩运罗马表，每只买价只需三十五元，但运回西宁即可售一三○元以上。又如在青海买骡一匹只需二百至三百元，赶至西藏可售六百元。此外还贩运陈醋、白酒、挂面、红枣、羊毛、布匹、绵羊、骏马等等，获利很多。解放前，塔尔寺的商僧，还大量运白洋、元宝往西藏，因为那时候西藏的银价很高，容易取利。”^[47]

湟源藏商与藏客的重要商业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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