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过程

转世灵童的寻访是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也是历时时间最长、完成困难最大的一个环节。由于转世灵童是达赖喇嘛法嗣的传承者，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对于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社会而言，寻访其转世灵童便成为亟待进行的头等大事。活佛转世制度“把佛教的基本教义、仪轨和藏族上层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宗教因素协调起来，巧妙地解决了宗教首领的地位和政治、经济权力的传承和延续问题。”^[320]所以这一制度自产生之日起就和世俗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会引起各派政治力量的关注与争斗。达赖喇嘛作为西藏地方政教首脑，其转世灵童的寻访与认定是关系西藏前途的重大政治事件，不仅西藏地方政府竭力而为，中央政府也高度关注与配合。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针对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与认定，藏传佛教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仪轨，尤其对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这些大活佛，其转世灵童的寻访均要严格遵照历史仪轨。“活佛圆寂前的言语、乃迥护法神的预言和神湖拉姆纳措中的显示是确定寻找方向的主要依据。”^[321]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前后，出现了一些有违常理的事情，被解释为其选定自己转世地点的预兆。“例如，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自己的卧室里圆寂的时候，是面向东北的，在把他转移到‘俄擦白期’宫殿的路上，参孝达扎活佛瞥见达赖面向东北天空而笑。又如，达赖喇嘛的遗体是面向南放在布达拉宫的一个法座上的，但当经师普觉活佛和其他人第二天早上到这里来时，却发现达赖喇嘛的头转向了东方。”^[322]最为令人惊奇的是“十三辈金塔殿中东面之北木柱上，以及木柱础石之际，新生菌子之类，形如鹿角，似菌非菌，长短参差，难言其名，实存可证。”^[323]种种神奇的预兆被解释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将转世于东方。而当噶厦政府请乃迥护法神降神时，正准备向其叩问达拉喇嘛转世方向时，乃迥护法神“起立欢悦，向东顶礼三次”，也预示“达赖将转生东北汉人地方”。^[324]1935年夏，摄政热振活佛在噶厦政府官员陪同下，前往圣湖拉姆纳措观湖，寻找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预兆。热振活佛宣布，“他看到的预兆是水中浮现出三个藏文字母Ah、Ka、Ma，接着出现了一幢三层楼寺庙，有绿蓝色与金色屋顶，以及一条到山上的小径，一间有怪异造型导水槽的小房子。他确信Ah字母暗示安多，在东北方。”^[325]各种迹象均表明，十三世达赖喇嘛将转生于拉萨的东北方向，此方向上的青海自然成为寻访转世灵童的重点地区。虽然各种预兆都已经明示灵童将转世于东北方向，西藏地方政府中各派别为了自身利益仍争论不休。尤其一些官员“不喜欢把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注意力集中于汉人控制区的这种想法，因为这有可能给汉人提供其增强对西藏的影响的便利条件。”^[326]噶厦政府权衡利弊，最终还是决定分三路寻访，“委派纪仓活佛前往青海寻访，康色活佛前往西康藏区寻找，普觉活佛前往西藏南部访寻。”^[327]他们随身携带噶厦政府出具的文书以及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遗物，在各自负责的范围内寻访转世灵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常会选出数名聪慧灵异的儿童作为候选人，然后将再次进行甄别，将最符合条件的儿童带回拉萨进行最后的认定。

前往青海的纪仓活佛一行于1937年2月抵达玉树，在那里他们拜见了因返藏受阻而驻锡于结古镇的九世班禅，请求九世班禅对灵童寻访事宜予以指示。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国民政府将九世班禅返藏列入了议事日程，九世班禅也于1935年5月赶到青海并驻锡于佛教圣地塔尔寺，为返藏做准备。由于噶厦政府对其返回西藏始终存有疑虑，一再设置障碍，此时九世班禅已经被迫在青海滞留了近两年时间。在青海滞留期间，九世班禅密切关注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进程，并亲自挑选了三个颇为“灵异”的儿童作为备选对象。纪仓活佛一行来访之时，其中一名儿童已经夭折，九世班禅将其余两名儿童的情况介绍给了纪仓活佛，让他到达塔尔寺以后详加关注。当时青藏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纪仓活佛对在青海军阀马步芳的势力范围内寻访灵童心存顾虑。为了避免马步芳的刁难，九世班禅特意给马步芳写了一封信，请他支持西藏地方的寻访行动。

纪仓活佛等人到达玉树时正值冬日大雪封山，他们在玉树滞留了两个多月，待到雪融路通之后才继续东行。1937年5月，历经险阻的寻访团终于到达了塔尔寺。寻访团成员凯墨·索朗旺堆回忆：“当他一看见塔尔寺盖有金顶和琉璃瓦的三层塔式主楼，便认为这一定是热振活佛在圣湖拉姆拉错中所看见的那座寺庙。”^[328]

纪仓活佛一行重点寻访的青海东部地区是马家军阀的统治中心，寻访行动必须首先得到“青海王”马步芳的认可与支持。纪仓活佛等人立刻前往西宁拜会了马步芳，并馈赠了大量礼品。之后，他们以塔尔寺为中心分别前往西宁、化隆、大通、互助、湟源、循化等地进行寻访。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寻访、甄别，先后找到了10余名聪慧灵异的男童，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九世班禅所推荐的两名男童。一是出生于西宁附近当采乡祁家川的祁家男童，一名是出生于西宁西川小康城鸾巴庄的曹家男童。这两名男童是纪仓活佛的重点寻访对象。祁家川的这名男童乳名拉木登珠，他就是后来的十四世达赖喇嘛。

当采乡祁家川今属青海省平安县，当时归湟中县管辖。1937年下半年，西藏寻访团曾两次专门到这里探访九世班禅推荐的祁家男童。第一次是在一个夜晚，他们装扮成借宿的朝圣者，纪仓活佛本人装扮成一名仆人，进入拉木登珠家的厨房观察情况，其他随从则扮成主子与拉木登珠的父母攀谈。当拉木登珠进入厨房时，“他仔细地看着格乌昌（纪仓）活佛所挂的念珠并说：‘我想要那个。’格乌昌活佛回答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我肯定会把这串念珠给你。’这位幼童回答：‘你是色拉寺的阿噶（Aga）。’他们的翻译说，Aga在当地方言中指的是‘喇嘛’；所以该幼童准确地说出了格乌昌活佛是来自色拉寺的喇嘛。该幼童和格乌昌活佛待了很久，并且一直拿着念珠仔细观看，这串念珠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佩戴过的。次日早晨，当寻访队员准备离开时，这位幼童便哭叫着说他想同他们一道走。”^[329]

离开祁家川以后，寻访团给噶厦政府发去了一封密电，汇报了寻访结果以及几个候选灵童的表现，请示是否可以进行公开测试。噶厦政府回复，西藏方面对当采的那名儿童寄以厚望，让寻访团对他进行认真测试，看他能否在众多物品中挑出十三世达赖喇嘛使用过的物品。这一次寻访团是在下午到达了拉木登珠家，他们发现拉木登珠家的房子很像热振活佛观湖时发现的样子。寻访团“携有第一黄色珠，第二黑色珠，第三银制唤人鼗鼓，第四手杖。每样各配一假，请灵儿随意取之。第一、二、三皆取其真者，毫不疑贰。第四之手杖，先取其假者，审谛之，舍假而取其真。”^[330]凯墨·索朗旺堆回忆：“这时他完全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达赖喇嘛真正的转世灵童，眼里充满了激动的泪水。”^[331]

虽然纪仓活佛等人确信他们已经找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真正的转世灵童，但要想将灵童带回西藏依然困难重重。青海军阀马步芳始终在密切关注着寻访进展，西藏方面担心马步芳知道灵童转生于自己的地盘之后会大肆勒索，甚至会派遣军队护送灵童入藏，然后借机在西藏布置军队并驻扎。所以，纪仓活佛等人竭力保守秘密，意图使马步芳相信拉木登珠仅仅是一名候选者，尚不能确认其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身份。然而青海方面为了获知准确信息，借口抗战非常时期加大了对往来电文的稽查力度，纪仓活佛与噶厦政府之间的沟通遇到了很大障碍。为此，西藏地方开始寻求中央政府的支持。纪仓活佛专门致电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请求国民政府出面协调青海省政府，免于检查他们与拉萨之间的电文。纪仓活佛发给吴忠信的电文如下：

达赖大师圆寂后，藏□即派职等来青寻访转生达赖，并电请蒋委员长核示。旋奉复电，饬即照办，并分电拉萨蒋参议暨青海省保护各在案。职等到青后，来往电报毫无阻碍。现因抗战时间，青省府对于番汉密电派员检查，故拍发不便，敬乞钧座转请委座颁发发电执照，并电青省府勿在检查，以利消息为盼。^[332]

蒙藏委员会接到纪仓活佛电报后，立刻联系青海省政府，从中进行斡旋。马步芳随即回电称：“藏电敬悉，遵即照办。”其后纪仓活佛又致电蒙藏委员会，汇报“致藏电报现已免查发出”，并对中央的支持表示感谢。电报免检的问题刚刚解决，纪仓活佛又遇到另外一个难题。寻访人员频繁使用青海省的电台与西藏联系，电报费积少成多成为一笔庞大的支出，而寻访团经费日渐拮据，已经难以支付。西藏地方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寻求中央政府支持。1938年6月14日，西藏地方政府通过驻渝办事处致电吴忠信，电文称：“请钧座顾念该代表（纪仓活佛）访请达赖转生责任至巨，且在青并非长期，可否予以转行交通部准予令饬青海电报局免收报费，以资便利之处。”^[333]蒙藏委员会立即和国民政府交通部进行沟通，交通部于6月25日回复蒙藏委员会，表示：“该代表由青发往拉萨电报，本部为表示中央柔远起见，自可特准免费拍发。除电饬西宁电报局遵照外，相应复请查照，并转知为荷。”^[334]

西藏地方虽然时时向中央政府寻求对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寻访工作的支持，但却始终隐瞒灵童寻访工作的进展，准备寻找时机将寻访到的灵童秘密带回西藏。因高度重视此事的中央政府对寻访进度毫不知情，蒙藏委员会为此特致电行政院，请行政院令青海省政府对此事严密关注，电文称：“关于达赖喇嘛转世一事，藏方前派纪仓等赴青寻访，迭经本会转电青海省政府予以便利在案。乃经时年余，该纪仓等对于寻访经过，迄无电文报告。达赖早日转世，原为中央及全国人民一致之企盼。惟转世经过必须呈报政府，办理各项手续后，方为妥当。若任其自行处理，非特违背中藏历史关系，且恐发生争执纠纷。准电前由，拟请钧院令饬青海省政府严密注意，并婉劝寻访人员，务将经过情形呈报政府，听候核办。在未经呈请办理各种手续以前，严防其秘密迎返西藏。”^[335]马步芳对于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本来就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他一方面想通过达赖喇嘛转世于青海这样一个时机加强自己对西藏局势的影响力，为派遣商队经西藏与英印商人进行贸易创造便利条件。^[336]另一方面也想乘此时机勒索藏方，从中大捞一笔。接到蒙藏委员会电报之后，他“遵令严密注意纪仓等人的活动”，并随时详细询问纪仓活佛灵童寻访工作的进展。纪仓活佛无奈之下被迫向马步芳汇报了转世灵童寻访的大概情况，但并未告之拉木登珠是确凿无疑的转世灵童，以减少将灵童迎回西藏的阻力。于是，马步芳向蒙藏委员会报告：“十四辈达赖此间已找获灵异小孩三名，经纪仓佛等电请热振呼图决定，尚未奉复。”^[337]马步芳还制造机会亲自探看了寻访到的灵童，他利用塔尔寺僧众的宗教感情，授意寺主阿嘉活佛为留在寺中供养的拉木登珠等三名灵童升座，接受僧俗大众的膜拜。据其属下陈秉渊回忆：

达赖转世的灵童，在湟中、化隆、循化共发现三个对象。依据西藏黄教惯例，究竟谁是真身达赖，还必须经过掣签、卜卦和测验等种种宗教手续，可是马步芳把那三个灵童集合在塔尔寺，先行鉴定。其中两个儿童僵坐不动，惟拉末旦珠扑向马步芳的身边。马步芳兴高采烈地说：“这个就是真达赖”。^[338]

纪仓活佛向西藏地方政府汇报情况之后，藏方指示将拉木登珠带回拉萨，于是寻访团请求马步芳予以安排。“可是过了几天之后马步芳询问他们，为什么只打算带走这一个灵童。西藏人答复说这位灵童是最好的，马步芳说他们应当同他的办事处和塔尔寺的首要管理委员会‘喇吉’进行交涉，并且还得付给他10万银币。”^[339]面对马步芳的勒索与阻挠，西藏地方只得筹措资金满足马步芳的要求。然而收到钱后马步芳仍然不肯安排寻访人员及灵童返藏，于是西藏方面继续向中央政府求助，让中央向马步芳施加压力。1938年9月23日，西藏驻京办事处奉命向蒙藏委员会汇报了灵童寻访的最新进展，汇报中称：

本月养日（22日）奉西藏政府结造司伦、噶厦等来电略开，关于达赖佛转世一事，经僧民代表在各地详细寻访之结果，在西藏内部所寻选者，有灵异幼童二人，在西宁塔尔方面所寻选者，有灵异幼童一人。依照西藏宗教仪式，所寻选之幼童应聚集西藏，降鸾掣签，认定真正达赖之转世。既多灵异后，复经庄严之金本巴瓶内典礼拈定。现典礼期将近，关于西宁塔尔地方所寻选者，请中央政府俯允该主持人员迅将寻选幼童送至西藏，参加典礼，并恳发给执照，以利行程。如何之处，希速转呈中央请示电复。^[340]

实际上西藏地方政府这时已经基本认定在青海寻访到的灵童拉木登珠就是真正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并不想再通过金瓶掣签的方式来最终确定达赖喇嘛的灵童。之所以报告候选灵童不止一个，还是为了保障拉木登珠能顺利入藏，避免青海军阀马步芳再次横生枝节。然而，马步芳在这件事上也有自己的盘算，他认为这是一个和西藏加强联系的绝好时机，也想不经过金瓶掣签就确认拉木登珠为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同时，他也想利用这一机会向西藏地方政府漫天要价，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所以，马步芳找各种理由对灵童入藏事宜一再拖延。西藏地方政府于1938年11月8日再次致电蒙藏委员会，请中央加以督促。电文说：“中央对西藏绝对诚意，藏中僧民非常感激。至于西宁所预选之灵异幼童，望中央准予迅速送至藏中，赓即电呈中央请示办法。目前为早达到认定大恩无涯之真正达赖转世计，恳请中央电知西宁主席俯允该主持人员迅将幼童带至西藏参加典礼，勿再逗留。”^[341]

1938年12月2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派遣当时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代表中央入藏，由其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签定及坐床事宜。然而此时青海灵童依然滞留在塔尔寺，中央政府虽然屡次致电催促，马步芳却依旧不断推托。时值抗战关键时期，中央政府对马步芳这样手握重兵的地方军阀也无可奈何。1939年6月5日，蒋介石亲自致电蒙藏委员会：“查青海灵儿之赴藏最为重要，必须设法办到，护送前往。马主席一再迁延，迄未决定启行日期，或系道途艰难，种种准备需用不赀所致。不如另与马主席商洽，请其将灵儿送来中央，即由中央发给护送费数万元，亦无不可，届时再由中央派员将灵儿护送入藏。”^[342]中央如斯表态使得马步芳没有理由再继续扣留灵童，所以他决定再向西藏方面狠狠勒索一笔后护送灵童返藏。马步芳表示：“鉴于难以说服当地的寺庙及僧俗民众，还需要30万银币予以疏通。而且，塔尔寺方面还想要已故达赖喇嘛的全套服装，他的一个法座及其装饰、用金粉书写的《甘珠尔》108函和全套《丹珠尔》。”^[343]西藏寻访人员表示他们目前无法拿出这么大一笔款项，答应在回到拉萨之后满足马步芳的要求。但马步芳坚持让西藏方面当时付清，然后，才护送灵童入藏。纪仓活佛等寻访人员向噶厦政府汇报之后，噶厦政府表示会尽快汇来所需的30万大洋。但纪仓活佛等人担心马步芳收到这30万大洋后仍不遵守承诺，提出别的要求。凯墨·索朗旺堆的回忆录揭示了这一问题的解决途径：

与此同时，在青海的安多寻访队得知一批西宁富商打算经过印度前往麦加朝圣，便筹划先由这些商人付给马步芳30万大洋，然后再由西藏政府用卢比支付给这些商人。这样一种安排将会在西藏人同马步芳做交易中起到牵制作用，因为假如马步芳再度食言，他们在到达印度后就不会再付款给这些商人。这样，这些穆斯林商人便会有效地确保马步芳信守诺言，让这个灵童入藏，并且他们还能充当这些西藏人的护卫者。

经过凯墨以及热振在西宁的私人代表的交涉，这些穆斯林商人欣然同意了。由于西宁地区的头面人物都觉得可以信赖马步芳，并且他们也意识到有利可图，因而同西藏人做成了这种交易。最后，有关方面，包括塔尔寺的官员都在一份具有约束力的文件上签了字。^[344]

在西藏方面支付了被索要的款项之后，马步芳勉强同意护送灵童入藏，但又向中央政府提出了拨付护送经费的要求。在他发给吴忠信的电文中说：“此间寻获之候选达赖灵儿，兹定于农历五月中旬由青动身，职府遴派师长马元海为（护送专员），路费及到藏交际各费约需一十万元，恭请转请发给，俾得按限起程，以副钧座关注国防之至意。年来在青寻觅候选灵儿，所费亦属不赀，均已由藏方支付清楚，合并奉闻。”^[345]蒙藏委员会向中央汇报之后，蒋介石特批从军需署垫发马步芳申请的护送经费，要求从速拨付。马步芳收到经费之后，决定1939年7月护送灵童启程入藏，并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详细汇报了护送计划。马步芳表示：“达赖转生，不仅关系西藏局部人事问题，且关系于西北整个国防者至重且巨，倘继世早日得人，则西陲从此巩固，而西藏内向之诚，亦随之益臻坚定矣……职谨派马师长元海随带卫士二十名及驮运行李、伙食、礼品驮牛二百余只，维护偕行，以期安全抵藏。”^[346]当年7月，马步芳派马元海、马辅成等人护送灵童如期出发，纪仓活佛等寻访人员及灵童父母、伯父等亲属一同随行。据凯墨·索朗旺堆回忆，为西藏方面垫付巨款的那些穆斯林商人也充当了护卫，一同入藏。^[347]当年10月，灵童终于被护送到拉萨，“西藏僧俗欢喜如狂，入城之日，远道来此观礼者逾数万人，即送置罗布林卡，受西藏官民公开朝拜，俨然一小达赖矣。”^[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