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世班禅在玉树的活动及其受阻情况

九世班禅驻锡青海期间，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他返藏问题上的最大分歧已经由道路的选择变为是否应由中央政府派兵护送。噶厦政府表示：“班禅回藏所需员役，均由扎什伦布寺派往。除班禅本人及其亲随外，幸勿以随从或护送等名义，任令汉蒙人等同其入藏。班禅所带枪械子弹，只宜限于随身自卫之用，其数愈少愈好。”^[245]这个意见，九世班禅本人以及中央政府均难以接受。1935年5月，九世班禅邀请马麟、马步芳等人商讨了具体返藏办法，并经由青海方面上报中央政府。“（一）大师入藏日期定于本年中秋节前后，气候凉爽，由青起节。（二）入藏路线议定取道称多、玉树一带而行为适宜。（三）大师起节时，其行李及各种物品，均用骡、马、牛只载运；沿途保护，由职步芳负完全责任，以免疏虞。（四）大师起节时，应由职步芳派队护送前进。（五）此项护送军队为数多寡，临时向委座请示酌定，以资遵行。”^[246]国民政府虽然并未全盘采纳九世班禅与青海地方当局初步商议的办法，但在马麟、马步芳等人的推动下，国民政府迅速就九世班禅返藏的具体问题做出了决定。1935年6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向蒙藏委员会发出密令，传达了行政院第二一七次会议的决议。该决议主要有三点内容，“一、关于经费事项。前据班禅驻京办事处呈送班禅回藏旅费概算，共列一百六十余万元。经饬据蒙藏委员会核为八十万元，另加预备费二十万元，业已指令照准，并饬该驻京办事处改编概算，由院函送主计处在案。二、关于卫队事项。前经本院第二一○次会议决议，准其酌带卫队回藏，其数目由蒙藏委员会核定。兹查该驻京办事处所送概算，列卫队官兵共五百人，核与实际需要尚属相当。三、关于派员护送事项。……此次班禅回藏，关系国家视听，中央威信，且指导今后宣化建设事宜，按诸事实，宜由中央简派得力大员护送。”^[247]随即，行政院责成蒙藏委员会确定护送班禅回藏大员人选，并饬令宪兵司令谷正伦组织护送班禅入藏卫队。193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指令建立“特派护送西陲宣化使护国宣化广慧大师班禅额尔德尼回藏专使行署”，并就派遣专使的原因、行署的具体任务、入藏的具体路线以及经费等项内容作了规定。决定任命诚允出任护送专使，^[248]全盘负责护送九世班禅回藏工作。专使之下，设参赞、参军各一人，分别由马鹤天、高长柱两人充任。此外，还有中文秘书2人，藏文、英文秘书各1人，事务主任、庶务、会计各1人，以及参谋、医官各1人，卫队300人。

1935年9月，蒙藏委员会“将护送班禅行署的组织、人员任命和护卫队组建的情形相继通知了西藏和青海两地方政府，希望他们配合中央政府安排好九世班禅返藏的有关事宜。”^[249]青海地方当局马麟、马步芳等人表示将竭力帮助，并以实际行动密切配合九世班禅的返藏行动。九世班禅方面对此非常满意，向蒙藏委员会汇报：“（返藏）所需骆驼二千只，驮牛六千头，已承子香师长及勋臣主席代向民间价雇，民众无不乐从。”^[250]西藏方面则依旧态度强硬，坚决反对九世班禅随行卫队入藏，噶厦政府致电蒙藏委员会称：“中央为护送班禅回藏，派遣护送专使一员、护兵三百余名，承示勿疑，并盼答复一案到藏。查关于班禅回藏，卫藏两方均经筹派官员、夫役多人往迎，惟在中藏善后尚未解决之际，中央直派汉蒙官兵护送，民众深滋误会，佥认中藏和好绝望，危机紧迫，不敢缄默。凡籍名护送班禅官兵，无论多寡，不特不得越进藏境，且须一概撤回。班禅如需护卫，亦可依照佛意，俟到藏境，自有藏方准备迎护。”^[251]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为消除西藏地方政府疑虑，9月23日致电担任西藏摄政的热振活佛，说明：“中央此次特派诚专使允护送班禅大师回藏，诚专使系满洲同胞，在东北历任高等法院院长，吉林民政厅长、代理主席，现任本会委员，为人老成持重，酷爱和平，对边事素抱热诚，对藏事尤多研究。至仪仗兵，系由中央宪兵司令挑选，其任务为尊重体制，其性质为爱好和平，军纪严肃，军誉素佳。”^[252]10月7日，蒙藏委员会再次致电西藏驻京办事处，就此问题进行解释，希望西藏地方不要在中央政府派专使及军队护送九世班禅的问题上固执己见。电函中主要强调了以下几点：“（一）班禅为维护尊严，保护安全，应带所要之卫队，本委员长前在拉萨曾与西藏各当局当面约定。（二）中央应派专使及仪仗队，在迎送西藏之佛教领袖，已有成例，实非创自今日。（三）欢迎班禅回藏，为全藏人民所渴望。今班禅俯循民意，实行回藏，如中央不派专使及仪仗队为之保障，不独无以表中央推崇佛教之真诚，且班禅势必自行招募不十分精炼之卫队，以壮观瞻。（四）基上所述，如果贵噶厦不想班禅回藏则已，否则，不由中央负责予以保障，必由其本人自找保障。总之，班禅回藏之必须保障，乃为必需之事实，今中央于审筹熟虑后，遂本其爱护藏民之心，决定依照旧例，派遣专使及仪仗队护送，此实为万全之策也。（五）如贵噶厦忽略实际情形，既不希望中央派人护送，则班禅自行带兵又为不许，不独无以慰全藏人民渴望之殷，而逼班禅久住边界，将来于西藏局势之推移如何，此时实未可逆料也。（六）且在班禅准备回藏前，曾向中央要求随带卫队甚多，经中央几经考虑与磋商，始改为仪仗兵三百余人。以此三百余人跋涉长途、担负护送全责，于西藏实有百利而无一害。（七）在中央一方为维护班禅在佛教上之尊严，一方为维持现颇安定之藏局，此次派遣专使及仪仗队，实为应有之举动，而亦避免许多无谓纠纷之因素也。”^[253]蒙藏委员会向西藏地方政府再三解释派遣卫队护送九世班禅的必要性，并且一再申明已经将卫队规模压至区区三百人，这是为九世班禅回藏提供安全保障的最低限度。而西藏地方政府之所以执意在这一问题上纠缠，主要是担心如果九世班禅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顺利返藏，势必改变西藏地方的政治格局。班禅与达赖喇嘛并立为藏传佛教最具影响的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一方圆寂，另一方的宗教影响力就显得至为重要。就任西陲宣化使以来，九世班禅的这种宗教影响力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已经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其回藏以后，这种支持中央政府的政治倾向势必会对信众产生极大影响，噶厦政府将不得不调整现行政策，与中央政府恢复正常的统治关系。这种局面是当时的噶厦政府所不愿意面对的，更是已经在西藏攫取了大量既得利益的英帝国主义难以接受的。当时伦敦《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的一则报道就充分说明了西藏地方政府以及英国人的忧虑：

南京方面报道说，上层喇嘛和西藏人民都欢迎国民政府派遣的高级长官到拉萨，并将继续忠于国民政府。几年前从西藏逃亡到内地的班禅喇嘛早已被国民政府奉为上宾，国民政府为了恢复其在西藏的影响，有关西藏事务都要同班禅喇嘛商量。^[254]

1935年10月，噶厦政府派堪穷·襄札巴以及拉萨三大寺代表，经青海玉树到达塔尔寺，对九世班禅回藏表示欢迎，并呈上了噶厦政府写给九世班禅的信函。这封信函明确表露了噶厦政府的担心，信中写道：“中藏问题尚未解决之前，望佛座勿带汉蒙官兵，以免如油浸纸，危害西藏政教。此系全藏人民公意，如不容纳，将必致坚决拒抗。如中央决派汉蒙官兵护送，只可带至汉界，不得擅越藏境一步，以免双方发生冲突。”^[255]噶厦政府给九世班禅所列的回藏条件与其向中央政府所提条件并无区别，只是说得更为明确，提这些条件的原因是“中藏问题尚未解决”。也就是说，噶厦政府担心的是九世班禅回藏会直接影响所谓“中藏问题”的解决，害怕中央政府会借此机会结束西藏目前的不正常状态。

因为民意，噶厦政府不敢公开反对九世班禅回藏，但他们坚持要九世班禅单独回藏，以便控制。因此，虽然蒙藏委员会代表中央反复交涉，竭力打消西藏地方各阶层的顾虑和误解，但关于中央专使及卫队能否随行入藏的问题却始终未能与西藏地方达成一致。最终，西藏地方以这一问题为借口，不惜陈兵于省界，阻止九世班禅入藏。

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交涉过程中，各个相关部门已在积极着手九世班禅回藏的筹备工作。1935年10月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了《特派护送班禅大师回藏专使诚允入藏训条》（十一条），对九世班禅回藏以后的中央与西藏关系、中央对西藏的管理办法以及班禅的待遇等方面问题作了规定。其要点是：西藏对于中央应恢复原来密切之关系（照前清乾隆五十七年以后之办法），查照理藩院则例并本党政策办理之；国民政府允许西藏有完全自治权，允许维持其固有之政教制度；国民政府在国法之允许范围内，尊崇西藏宗教；达赖、班禅之待遇程序及在西藏政教上之职权，概仍旧制。同时也规定：“西藏不得与外国自由订立条约；西藏与外国旧订之约，应提请国民政府处理；西藏之军政重大事项及外交，应由国民政府处理。”该条例还对康藏驻军及划界问题以及中央政府派员驻藏和西藏政府在京设立办事处等项事宜做了规定。^[256]这个训条表明国民政府的确也希望能以九世班禅返回西藏为契机来结束清末民国以来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不正常关系，在中央掌握西藏军事、外交等项权力的前提下允许西藏充分自治。而噶厦政府内的亲英分子认为，清末以来形成的这种不正常关系让中央政府与西藏几乎隔绝，为其谋求所谓“西藏独立”创造了条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们难以接受中央政府恢复清朝对西藏的那种统治方式。这是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最大的分歧，也是九世班禅返回西藏最大的一个障碍。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交涉无果，其最大的支持者英帝国主义便从幕后跳到了前台，公开干涉九世班禅回藏一事。1936年2月4日，“英国驻华大使贾德干面晤国民政府外交部官员，声称中国政府派员及卫队护送班禅入藏，既遭到藏方反对，此事也涉及英国利益，希望再加慎重考虑”^[257]。英国政府提出，九世班禅本人回藏和中国政府派护卫队入藏不能混为一谈，护卫队将九世班禅送到西藏边界就应返回，然后由西藏方面接手护卫事宜。这一方案将西藏视为一个与中国政府平等的独立政权，中国政府显然难以接受。

西藏方面的强硬态度及英帝国主义的干涉，使得九世班禅的返藏行程一拖再拖，也迫使国民政府在这一问题上不断妥协让步。国民政府外交部1936年2月27日致函蒙藏委员会，提出：“查此事英方既极端重视，且屡作坚决之表示，在外交方面如能免启纠纷，则在边政上似亦不无裨益。现在班禅入藏时日已近，该大使回国亦已有期，究竟应否即令该仪仗队仅护送至藏边为止之处，亟宜早决策，俾便该大使回国报告，以期妥慎。”^[258]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答复说：“今中央已不能劝阻班禅，又不能消弭拉萨反抗，乃忽视班禅愿望，即行决定仪仗队不入藏边之策，岂但失去政治上操纵之弹性，且班禅左右为保障生命，必利用过去之准备，编队入藏，西藏局势有立陷混乱之虞。……我方为整个西藏之维系计，似宜仍照所定计划实施，俟相当时期相机应付，以不背和平安边之方针为要旨。”^[259]可见，由于英国的干涉以及西藏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国民政府坚持以武力护卫九世班禅返藏的立场已经动摇，准备相机应付。在另一封呈送蒋介石的密电中，黄慕松提出先将九世班禅护送到邻近藏边的玉树，然后“体察情形，逐步跃进”，并且“拟请设法使班佛方面之随形人员及行李等均减至最低限度，以示无他，而去拉萨之疑，减轻障碍”^[260]。

由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护送卫队是否入藏的问题上始终难以达成一致，九世班禅于1936年5月18日才从塔尔寺启程前往玉树。这一时期，“中日外交关系已经趋于紧张，在这种情势下，国民政府对英外交也就日益显得重要”^[261]。国民政府不得不更加重视英国对九世班禅入藏的干涉，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态度越加重要。最终国民政府决定“电令班禅在青康境内择一安全地带暂驻，并决定仪仗队护送班禅到藏后，即行撤回。”^[262]国民政府虽然再次做出极大让步，但由于事关主权，依然没有放弃派遣护送卫队入藏的立场。最终，九世班禅返藏一事陷入僵局，西藏噶厦政府为了阻止九世班禅顺利返藏甚至派小股部队在藏边袭扰。为此国民政府严令青海、四川等地驻军严加防范，在蒙藏委员会特致电当时的青海省代理省主席马步芳，“现值班禅大师返藏之际，自应严密保护，以免疏虞。希转饬贵军加意防范，并将沿途情况随时惠示为荷”^[263]。马步芳深感事态严重，责任重大，请求加强护送力量。他在复电中称：“近查藏军以数千之众分犯青边，此时大师返藏，不仅一营，即一团兵力所能保护得力者。职责任所在，深为焦灼。事体重大，不敢冒昧从事，致有疏虞。恳请速筹妥善办法，请另派队护送。”^[264]

1936年12月18日，九世班禅一行到达玉树结古镇，驻锡于玉树寺（结古寺）甲拉颇章宫内。同九世班禅一同到达玉树的主要随行人员有“哲蚌寺旺堆诺布堪布、色拉寺罗桑贡觉堪布、甘丹寺前任堪布格贵顿等三大寺代表和噶厦政府代表杜林台吉（还有其夫人）以及后藏班禅随从森且堪布、旺堪布、大卓尼丁杰活佛等；行辕主要随职人员有：班禅行辕秘书处长康福安、秘书刘家驹、藏文秘书格桑以及负责护送班禅入藏的仪仗队和由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派来的一个骑兵营等。”^[265]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的相关人员同时抵达。在此之前的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英国方面乘机宣称“蒋委员长被共匪监视，中国已无希望”^[266]，鼓动西藏噶厦政府以武力抗拒护送队伍入藏。九世班禅不得不放缓了返藏的行程，被迫在玉树滞留了将近一年左右。

九世班禅滞留玉树期间，受到了当地社会各阶层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但也遇到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九世班禅一行抵达这里以后，除随行人员外还有大批信教群众追随而来，“由他直接或间接带来结古地区以外的信教群众（包括职员）大约3500人左右。”^[267]而当时结古镇的常住人口也只有2800人左右，短时间内这一弹丸小镇的人口增加了一倍，物资供给出现了严重问题。面对食品短缺、物价飞涨的严峻局面，九世班禅早日返藏的心情更为迫切，他指示当时在拉萨的安钦活佛与西藏噶厦政府进行疏通。安钦活佛电告：“前藏少数人士对仪仗队虽表面稍持异议，而实际并无坚持反对之计划。中央如能允许所带仪仗队于护送到藏后即行撤回，则少数怀疑者当不至再事坚持。”^[268]然而，这种乐观的估计只是九世班禅方面的一厢情愿。1937年2月17日，西藏方面致函蒋介石，仍然坚持“西藏对于中央护送班禅官员及仪仗队，迭经电请制止越入藏境。如中央已颁令制止，甚为慰感。若不蒙照办，则藏中僧俗官民一致决不接受。此项官员兵队入藏，仍望中央令该兵官等将班禅送至内地边界即予撤回”。^[269]西藏噶厦政府之所以一再纠缠于护送卫队入藏之事，究其根本还是在于害怕中央政府借卫队入藏之机剥夺其现有权力，更担心九世班禅凭借中央政府的支持替代达赖喇嘛原有的势力。所以，噶厦政府动用一切手段抗拒中央政府派护卫队入藏，意图将九世班禅返藏一事置于西藏地方内部，而将中央政府排斥在外。

返藏一事一再迁延，九世班禅一方有人提出了武力回藏的建议。但这一建议显然不会获得国民政府的同意，九世班禅本人也极力表示反对。虽然他一直坚持早日返回西藏，但并不希望因此而和噶厦政府发生武装冲突。九世班禅既难以实现尽快返藏的愿望，又不愿就此返回内地，半途而废，所以决定继续留在玉树，等待时机。

九世班禅在玉树期间，认真履行西陲宣化使的职责，心忧当地百姓疾苦，频繁参与当地政教活动。初到玉树之时，九世班禅便向国民政府行政院电陈沿途宣化事宜，并呼吁：“青康民众甚望中央救济，减免苛征，确定正税，查办贪污，划清省界，惟非班禅一人所敢解决，恳派员来玉，以便商洽进行。”^[270]行政院立刻电令财政部、内政部拟出解决办法，并协同青海省政府以及西康建省委员会共同办理。关于救济一事，青海省“由财政部核发五万元交振（赈）务委员会酌量配拨，西康省亦经先后拨发八万元办理急振（赈）”^[271]。另据时任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行署参赞的马鹤天记载：“有赈务委员会青海监放委员阎复中君，自西宁来结古，途中行四十日。据云青海全省赈款共十六万元，玉树二十五族共万元，分配三县，计玉树县四千三百元，囊谦县三千四百余元，称多县二千二百余元，凡贫苦受灾者，每人二元。由各族千百户先行调查造册填票，然后择日按票发放。”^[272]九世班禅所提减免苛税、查办贪污、划清省界等问题也均得到了具体回复。青海省政府代主席马步芳为表示对九世班禅所提意见的重视，特致函行政院详细汇报了青海方面核查的情况。他表示：“步芳自兼代主席以后，剔除积弊，减轻民累，视为唯一之要务。曾经召开县政会议，并谆谆告诫各县县长：民之所欲，妥筹进行；民之所恶，力求改革。更随时遣派视察员前往各县视察，实事求是，极力澄清吏治，倘发生贪污，一经察觉，或被人揭告，无不彻底惩处，本省在中央指导之下，一切设施，悉遵法令进行。二十三年，中央召集财政会议以后，本省即遵照废除苛杂、整理田赋之意旨，裁去司法附加经费，减免各县公安经费及行政警察各款，年约二十余万元，力求减轻民众负担，与民以休养之机会。”^[273]

作为藏传佛教最具影响的大活佛，九世班禅在玉树期间当地各寺院无不以其能莅寺主持佛事活动为最高荣耀。九世班禅竭力满足这些寺院僧众的宗教需求，先后前往拉卜寺、班庆寺、禅古寺、拉休寺等多所寺院，主持佛事活动，为僧俗大众摸顶赐福。“其中结古寺由于行辕设在此处，住的时间最长，而且大师到达结古后的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传法和灌顶活动就在这里举行，时间用了4天，参加人数大约有4000人。”^[274]

1937年5月7日，西藏噶厦政府派出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代表纪仓活佛率领代表团抵达玉树，请求九世班禅对转世的地点和灵童的姓名给予指示，九世班禅“即作了指示，并加派策觉林佛、安钦佛两人，襄助一切。西藏方面还因1932年与青海打过仗，恐马步芳怀恨在心，故意刁难，恳求班禅给马步芳写信，予以疏通。班禅即给马步芳写了一封很诚恳的信，请他大力协助，早日访得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275]。

1937年8月18日，返藏心切的九世班禅决心继续行程，马鹤天记载：“班禅大师本日离结古返藏，但先至拉休寺诵经约十日，再前行，故专使行署迟数日再进。各机关人员，喇嘛、民众，均送至郊外，军队数百人，喇嘛百余人，各机关数十人，皆乘马，大师乘驮轿，余等亦送至数里外，赠献哈达而还。”^[276]九世班禅到达拉休寺，这里距离西藏只有一步之遥，其返回故土的夙愿看似即将实现。但这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英国政府乘中国国难当头，干涉藏事的态度愈加嚣张。7月23日，英国驻华大使与中国外交部进行交涉，称“仪仗队果入藏，无论藏方意见如何，乃为英方所不能同意”^[277]。西藏地方政府的态度也愈来愈强硬，表示“坚拒汉方官兵经过拉萨，即赴后藏，亦须他国担保撤回”^[278]。噶厦政府所称他国实际指的就是英国，英国政府已然强硬表态，断不可能为国民政府担保。而且所谓的他国担保，实际是不承认国民政府对西藏所拥有的主权。在英国政府的压力下，国民政府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1937年8月1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训令：“抗战期间，班禅应暂缓入藏，先暂住政府指定地点。”^[279]护送专使赵守钰接到训令后，立刻派马鹤天、高长柱两人赶赴拉休寺传达，九世班禅表示，就其本人意愿，归念甚切，但颇尊重中央意旨。其后，赵守钰向中央政府汇报：“班佛表示伊决不舍中央护送官兵而入藏，尤不愿受藏政府限制而疏远中央，现愿遵令缓进。惟关于驻地、经费及将来入藏保障，提出请求三项，嘱为转呈中央如下：（一）请求中央指定西康甘孜县为驻地，并令西康当局切实保护；（二）人员众多，经费不敷，在抗战期间未便请益，原定每月经费四万元，请予优待，维持原状；（三）拟明年四月入藏，请中央不分和平武力，完成护送成案。倘届时抗战仍未结束，或顾虑外交，则请密许班佛同专使自行设法回藏。”^[280]其后，赵守钰又致电蒙藏委员会，针对九世班禅提出的三条要求发表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前两条要求尚不至于有太大困难，第三条“将来入藏保障，自不能如班佛所求，但应给以一种希望”^[281]。蒙藏委员会表示同意，并复电说：“高见极佩，除呈请核示再奉闻外，特先电复。”^[282]

这一时期，虽然自己返藏受阻、归乡无望，九世班禅仍时刻关注全国的抗日大局。在拉休寺期间，他发表了《告西陲民众书》，向僧俗大众大声疾呼：“前方既有我们数百万忠勇将士杀敌，我们在后方的民众更要努力援助。”^[283]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协助政府与前方杀敌将士。”^[284]1937年8月20日，九世班禅致电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本人除在玉境各寺诵经追荐为国牺牲之忠魂，祈祷世界和平外，奉上大洋一千元，请代为布施青衣僧，为国家祈祷。”^[285]9月25日，九世班禅又“从玉树捐献三万元，购公债二万元，并动员行辕全体同仁踊跃捐款，汇集前方，慰劳抗战将士及救济伤兵与难民。”^[286]

1937年10月19日，九世班禅从拉休寺返回结古镇，仍驻锡于结古寺甲拉颇章宫。由于连日奔波加之近在咫尺却难以回乡的悲愤，九世班禅忧劳成疾，原定的启程返康计划不得不推迟。“班禅大师病，堪布等甚焦急。电西藏三大寺及内地塔尔寺、拉卜楞寺等处，诵经祈祷一月或数十日，此间各寺亦全体诵经。”^[287]卧病之后，九世班禅仍密切关注祖国的抗战情况。11月15日，“得知上海失陷的消息，大师虽在病中，仍时时询问广播之抗战消息。17日，蒋介石致电大师‘蒙旗各王公有组织自治伪政府之说，望大师去电晓以大义，听命中央’，大师听到这个消息后不顾重病在身，即扶病而起，在床头命秘书长照拟电文，望各王公团结御侮，以求最后胜利”^[288]。

九世班禅卧病之初，随行人员尚以为是普通感冒，赵守钰向蒙藏委员会报告：“班佛移康，原拟阴历十月文日启程，现适班佛感冒，行期须稍展缓，一俟康复即离玉。”^[289]然而九世班禅病情发展十分迅速，其后赵守钰再次向蒙藏委员会报告：“据医官断称，此病恐系肝癌，情颇严重。……玉树医药两缺，交通又极不便，弟实深焦急。现除与行辕商妥，电托康定刘委员长文辉觅请名医赶玉诊治外，并拟请驻沪德医诺尔设法机飞玉树诊治。”^[290]

然而，这时九世班禅病情日笃已是油尽灯枯。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圆寂于玉树行辕甲拉颇章，享年54岁。在内地颠沛流离了十五年，九世班禅至死也未能返回自己的故乡。弥留之际，九世班禅留下了遗嘱，交代身后事宜，其全文如下：

余生平所发宏愿，为拥护中央，宣扬佛化，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隆。近十五年来，遍游内地，渥蒙中央优遇，得见中央确对佛教尊崇，对藏族平等，余心滋慰，余念益坚。此次奉派宣化西陲，拟回藏土，不意所志未成，中道圆寂。今有数事切嘱如下：后藏政务，前已委定罗桑坚赞为扎萨喇嘛，所有宣化使职，亦着由彼暂代。在未到职前，印信暂交丁杰佛，并由堪布会议厅及回藏设计委员会六人共同负责，仍宜请示中央，听候处置。至宣化使公署枪支，除卫士队及员役自卫者外，其余献与中央，共济国难，俟余转生，再请发还。又关于历代班禅所享权利，应早图恢复。最后望吾藏官民僧俗，本中央五族建国精神，努力中藏和好。扎萨喇嘛及各堪布，尤宜善继余志，以促实现。此嘱。^[291]

1937年12月23日，国民政府追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并命令考试院院长戴传贤代表中央前往致祭。由于当时“藏方正积极调兵向邓柯以上移动，拟趁青海出兵抗日之际来犯玉树”^[292]，经与班禅行辕商议，国民政府命令将九世班禅灵柩移往康定暂停。在青海、四川方面派军保护下，九世班禅灵柩于1938年1月18日被护送到了甘孜，停灵于甘孜寺的香根拉章。后直至1940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前往拉萨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吴忠信借此机会与西藏噶厦政府交涉后，噶厦政府才同意将九世班禅灵柩迎回扎什伦布寺。经蒙藏委员会与马步芳商议，由青海方面派出一营骑兵将九世班禅灵柩护送到青藏边界那曲附近的嘉桑卡，然后由西藏方面接手护送任务。1941年2月4日，九世班禅灵柩在数万僧俗膜拜下被送抵扎寺伦布寺，国民政府特拨款二十万元修建佛塔，永资供养。

1941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了《班禅行辕善后办法》（八条），对班禅行辕的善后以及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班禅行辕及驻外办事处被全部裁撤，所有人员予以遣散或另行安置，只有驻京办事处暂时保留。九世班禅的灵柩被运回扎什伦布寺以后，原班禅行辕“恩久佛、森班堪布及赵旺卓尼等36员及藏籍勤务若干名，他们依然留在青海，诵经祈祷班禅转世，生活极为困难”^[293]。为了解决这些人的生计，吴忠信、赵守钰经与马步芳协调，将他们安置到了青海香日德寺，并报请行政院成立了一个班禅诵经堂，并拨发专门经费以资供养。直至十世班禅坐床以后，这个设立在青海的诵经堂才被裁撤。

本节的几点结论

1.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的失和，源于清政府两次褫夺十三世达赖喇嘛封号后命令九世班禅主持西藏大局，以致十三世达赖喇嘛心生猜忌。但更深层的因素源于两位活佛政治倾向的不同，在清末民初的“排汉”风潮下，九世班禅所持与中央政府保持密切关系的立场让十三世达赖喇嘛难以容忍。由于九世班禅具有崇高的宗教地位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达赖喇嘛难以对其做公开的惩处，于是采取种种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对班禅一方进行打压。

2.由于地理和民族、文化的关系，九世班禅滞留内地十五年中曾长期驻锡青海，并在这里举行了多次宗教活动。在九世班禅驻锡、返藏过程中，青海行政当局积极筹划，密切配合，体现出青海在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3.导致九世班禅最终未能顺利返藏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既牵涉到国民政府、西藏噶厦政府、英帝国主义等多方利益，也不能忽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大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