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世班禅返藏筹备工作及近代青藏关系研究

在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之后，九世班禅被迫离藏出走，其最终目的是到内地寻求中央政府的支持，希望中央政府出面调解、改善他与达赖喇嘛的关系，“通过民国中央政府的支持，体面地返回西藏，恢复其固有地位，并保障他的权力地位不再受到侵害”^[219]。在他赴内地之初，军阀混战，和平遥遥无期，中央政府无暇顾及西藏问题。虽然对九世班禅在政治上、生活上给予极大优渥，但始终未能将其返藏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九世班禅看到了返藏的希望，但“由于内地战乱频发，国民政府根本无暇在此问题上投入过多的精力，因此，此问题虽然提出，但是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220]

九世班禅返藏问题错综复杂，不仅涉及中央政府与西藏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的关系及切身利益，也涉及始终觊觎西藏、干涉西藏事务的英帝国主义利益。与西藏毗邻的青海、西康等地方行政当局的意见，以及行动上的支持、配合也至关重要。九世班禅离藏以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实现了对班禅传统属地的控制，实际上掌控了整个西藏的政教大权。如果九世班禅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顺利返藏并恢复其传统权力，无疑是对十三世达赖喇嘛既得利益的一种切割，这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本人以及噶厦政府难以接受的。英帝国主义为了控制西藏，迫切希望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不正常关系一直保持下去，他们绝不能接受一个和中央政府关系密切的班禅，所以在九世班禅返藏问题上也是横加阻挠，千方百计设置障碍。九世班禅能否顺利返藏，对于青海、西康等地也是一个事关政局稳定的重大问题。马麒等人不论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还是从个人统治利益出发，都希望面对的是一个能够和平交往的邻居，以避免战火重燃。所以，九世班禅的返藏问题实际是各方利益的博弈。如何正确处理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关系，顺利地把九世班禅护送回西藏并恢复其权力，是摆在当时国民政府面前的一个政治难题。

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后，九世班禅曾多次敦促相关部门采取实质行动，帮助自己返回西藏，国民政府也明确表达了支持九世班禅返藏的立场。

1930年3月，蒙藏委员会委员诺那活佛向国民政府递交呈文，提议：“本和平宗旨，先斡旋达赖、班禅和好如初，达赖主藏，班禅暂行主康，一俟藏事解决后，仍回后藏。”^[221]这一建议实质上是提议政府在斡旋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的同时，将九世班禅安置到西康地区，以做好随时返藏的准备。1930年1月，英帝国主义唆使尼泊尔人起兵侵藏，在国内引起极大的震动。九世班禅利用这一时机，提出回藏调停的请求，他呼吁中央政府“明令遣派敝佛返藏应援，并请简派大员一员偕同前往。回藏路线，或由内蒙经阿那善旗以达青海，或溯长江通过四川以达西康。所有沿途驻军，迭经敝佛接洽，均有尽力援助之表示，当不至发生何等障碍。”^[222]可见，九世班禅一直在迫切地寻找一切返藏时机，并已经就返藏事宜和青海、西康等地进行了联络。而国民政府认为九世班禅返藏时机尚不成熟，如强行以武力扈送其返回西藏，势必导致其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关系彻底破裂。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这将影响解决西藏问题的整体布局。中央政府当时的态度是尽量维持两大活佛系统之间的平衡，避免西藏局势恶化。蒋介石遂亲自发函答复：“年来国事蜩螗，中原多故，对于边事，兼顾未遑。现在军事告终，全国统一，自应绥辑边境，巩固国防。……前月达赖派遣代表来京，表示倾向，中央政府以宽大为怀，对于西藏事务，正在筹备进行，将来自当体察情形，力求平允。台端与达赖，虽一时少有误会，仍望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共御外辱，以纾中央西顾之忧，是所至盼。”^[223]

南京国民政府这一时期虽然并未立刻安排九世班禅返回西藏，但已经将这件事列入议事日程，并开始着手做一些准备工作。1929年，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戴文呈送阎锡山、蒋介石等人的《解决西藏之具体办法》体现了国民政府在九世班禅返藏问题上的一些具体思路。该办法共十条：一、西藏与中央之关系恢复如前。二、达赖、班禅应加入中国国民党，并负责筹划西藏党务之进行。三、达赖、班禅加入本党后得为政府委员。四、外交、军事、政治均归中央办理。五、中央予西藏以充分自治权。六、班禅回藏由达赖派员欢迎，中央护送。七、达赖、班禅在西藏之政教权限一切如前。八、中央以达赖、班禅为西藏政教之首领。九、班禅归藏时，拟派国防军随同入藏，以资保护。十、达赖在京设立办公处，经费由政府发给。^[224]蒙藏委员会提出的这个《解决西藏之具体办法》是对中央政府与西藏关系的理想性规划，很多条款脱离实际，缺乏可操作性。它反映出当时中央政府主管西藏问题的官员对西藏地方情况缺乏充分了解，但其第六条“班禅回藏由达赖派员欢迎，中央护送”一语中的地点出了九世班禅返藏的两个关键条件，也就是中央政府的支持以及西藏地方噶厦政府的同意与配合。因此，“在通过国民政府干预来解决回藏问题的同时，班禅也通过派出私人代表与噶厦政府商谈的方式，推进问题的进展。进攻康区的藏军遭到失败，达赖也有了与班禅达成和解的愿望。”^[225]

1933年底，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由热振活佛出任摄政，代行达赖喇嘛职权。这一突然变故使得西藏“众生无所皈依”，西藏以及青海、西康的僧俗大众热切盼望九世班禅早日返回西藏。青海的土观呼图克图、阿嘉呼图克图、丹噶尔呼图克图等数位大活佛以及青海左右翼盟长等蒙藏王公、千百户，代表青海蒙藏僧俗联合致电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恳请中央派九世班禅入藏主持大局。其电文如下：

顷奉班禅大师宥电，达赖圆寂，各大小寺院应讽经追荐。等因。际此国难未已，星陨西方，藏中无人主持，西陲可虑实深，恳请钧会转请中央早促班禅大师入藏主持一切，以安西陲而慰众望，无任感祷之至。^[226]

西康白利土司、甘孜瓦萨土司等也代表当地僧俗大众向蒙藏委员会呈文，指出“西藏达赖喇嘛圆寂以来，藏民失去重心，无力图存。……近日惟一需要者，是盼班禅佛早日由内地起锡，早莅藏地，以维佛教而度众生”^[227]。民心所向，众望盼归，国民政府和九世班禅均认为当前已是返回西藏的最佳时机。

九世班禅何时返藏以及如何返藏是中央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焦点。九世班禅离藏出走，其根源在于其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能否与达赖喇嘛和好，是其能否顺利返藏的一个重要前提。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很多人认为九世班禅返藏的障碍已经不复存在，各地要求九世班禅返藏主政的呼声高涨，九世班禅自己也想利用这一时机实现早日返回西藏的夙愿。

1934年5月15日，九世班禅的主寺扎什伦布寺派代表向国民政府递交呈文，代表后藏民众恳请政府帮助九世班禅早日回藏，呈文称：“藏众比如婴孩，常以达赖、班禅两佛座为父母，今既失达赖，而班禅仍不回藏，是犹失父母之孤子。……务肯主席迅予赞助班禅大师于木狗（甲戌）年内回到藏上，俾使西藏教政得以继续维持，而全藏人民亦得永久安定，民等更当矢志报效国家。”^[228]言辞中充分表露了西藏百姓盼望九世班禅早日回藏的热切心情。几乎与此同时，西藏噶厦政府也“派定降巴曲汪为政府代表，三大寺派一堪布为代表，欢迎班禅回藏，约两月后启程”^[229]。各地民意表明，九世班禅返藏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开始进行回藏的准备工作。

1934年7月21日，班禅行辕致函蒙藏委员会，提出“回藏路线决定取道蒙古、青海”，并开列由蒙转青入藏沿途所需物资的清单，请国民政府准予补助。该清单分为“由京赴青沿途所需物品节略”和“由青入藏沿途所需物品节略”两部分。第一份清单主要涉及从北京经内蒙古到青海的经费、武器装备等，这段行程完全在中央政府掌控之下，但仍需沿途及周边各省的配合。九世班禅特意提出：“希望政府电令青、宁、甘、川各省府驻军及川二刘、邓、田各部，尽力援助其一切行止，俾宣化工作及回藏行程得以无碍。”^[230]由青海到西藏这段行程是九世班禅能否顺利回藏的关键，九世班禅希望政府强力支持，选派要员及一定规模的军队护送，以避免噶厦政府从中设置障碍。其具体需求如下：

一、由青到藏，沿途人烟稀薄，物资乏少，交通不便，所需人伕、驮马、帐幕及一切设备，颇为费事，应请政府设法补助，俾不至缺乏。

二、此次回藏，一方关系国家威信，一方关系人民切望，故请政府务必简派得力文武大员一同护送回藏，俾藏民得见中央威仪，知爱护西藏政教人民之至意。如不能派齐文武两大员，亦请在文官中，简派声望素著之大员护送。

三、此次回藏，为种种便利计，应请中央派相当军队护送。但少则无益，多又恐启外国挑拨，藏民怀疑，故请挑选武装整齐、军纪严肃之队伍，多则一团，少则一营，由妥实官长统率入藏，与班禅自练之卫队同任护卫之责。其饷项等，均由中央发给。但对外宣传，可说明此系班禅自招之蒙藏卫队，以免英人挑拨；而对藏民，则可说所有中央护送队伍及班禅自练之卫队，均系中央所派，以重中央威信。因现在各种关系，似有声明之必要，惟究以如何为宜，仍请中央指示。

四、请政府发给飞机两架或一架及司机人员一切应用物品材料。

五、请政府发给五百瓦无线电机一架及人员材料。^[231]

从以上九世班禅对中央政府所提的要求来看，他已经充分预估到了自己返藏将要遇到的困难，想要尽可能做好一切应对准备。西藏噶厦政府获知九世班禅初步拟定的返藏路线后，极力反对。尤其不能接受九世班禅自带卫队及武器装备，要求班禅由海路经印度返回西藏。噶厦政府致电蒙藏委员会：“（班禅）如由青入藏，则随带卫队，恐启人民惊疑，致生误会，所请取道青海，绝对不能赞成。除已电复班禅外，特仰各代表转呈中央请令班禅由海道回藏。”^[232]由海路返藏，一则安全没有保障，二则容易受到英印政府的牵制，更悖离九世班禅希望通过返藏“以重中央威信”的初衷。无论中央政府还是九世班禅均难以接受，国民政府入藏致祭达赖喇嘛的专使黄慕松分析：“藏方对班禅路线既欲以限制，意必为政治地位，虑班禅回藏势力增高，影响及其政权之全部或一部。其难言之隐，盖可想见。”并且表示，“班禅自身由海道回藏，在班禅方面断难办到，此层松拟到达拉萨，向其当局详加开导。班禅回藏之后，其地位与权限概照其旧，对班禅自身亦应须有相当之保障，明以利害，责以大义。”^[233]

1935年3月19日，九世班禅致电蒙藏委员会，就返藏计划以及回藏后的建设计划提出了具体意见。九世班禅认为，为了保障他顺利返藏，当前亟须解决三大问题：“（1）请中央简派得力大员护送回藏。此事不独关系国际观瞻，中央威权，且班禅今后之宣化、建设，诸待指导，咨询有自，俾免陨越。（2）此次回藏，交通不便，两月路程，所需数千骑驮，全赖牛、马、人力运输，对于前次呈请补助入藏旅费，亦望早日决定，以利遄行。（3）班禅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入藏，必须略备卫队，以资安全，而扬国威。切盼政府选派武装整齐、军纪严明之队伍来青，用壮行色。”^[234]国民政府立刻就九世班禅所提意见责成相关部门研究、讨论。4月24日，蒙藏委员会就九世班禅的意见书拟定了回复意见，提出：“查清顺治九年第五辈达赖到京，曾派郡王迎送，乾隆四十四年第八辈班禅入京及光绪三十年十三辈达赖入京觐见，曾否派人迎送，档案残缺，无法查考。民国十三年班禅大师入京时，曾派敏珠尔、董士恩为迎护专员。此次班禅大师回藏，据述关系国家观听、中央威信，且指导今后宣化建设事宜。按诸事实，所请中央简派得力大员护送回藏一节诚属必要。”^[235]

国民政府中央关于九世班禅返藏具体事宜尚在讨论之中，返藏心切的九世班禅决定先启程前往青海，在那里等待中央政府的最终决定。1935年5月11日，九世班禅在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邵元冲陪同下飞抵青海省会西宁，受到青海省主席马麟和新编一百师师长马步芳以及西宁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马麟、马步芳向蒙藏委员会汇报：“班禅大师真（十一）日由兰飞青，省垣热烈欢迎，蒙藏首领首领齐集膜拜。文（十二）日开欢迎大会，邵委员翼公及蒙委会代表、设计会调查人员均到场。大佛渊穆气象，和蔼训词，无不肃然起敬，实西北前途之福慧。”^[236]欢迎大会上，九世班禅做了题为《取道青海回藏之意义》的讲演，阐明了此次经由青海返回西藏的意义和决心。此后，九世班禅被迎入塔尔寺并在这里驻锡了将近一年时间，筹划落实返藏工作的具体事宜。九世班禅驻锡期间，青海省行政当局给予了积极配合和支持，马麟、马步芳等人也与九世班禅建立起良好的关系。马步芳向中央政府表示“大师在此，诸凡有步芳负完全责任”，陪同九世班禅同来青海的邵元冲也向中央政府汇报“关于在青照料及入藏时之护送，马军长步芳恳切表示竭诚负责，大师意亦甚慰，双方极表融洽”^[237]。各界人士深为九世班禅驻锡青海而欢欣鼓舞。1935年第6期的《新青海》杂志刊登了班禅大师莅临青海的消息，并展望了班禅大师宣化青海的前景：“1.振奋蒙藏同胞之信仰并确定信仰中心。2.永敦青藏人民之和睦。青海与西藏，同为中华民国土地，青藏人民间，以宗喀巴大师生于青海，班禅、达赖历代对于师尊之圣地，特别敬爱。故青藏人民间友睦之情，累世未曾决裂。今后经大师之法德所被，愈增加一层深的关系，而共同谋国防之巩固，与同胞之团结，以御外侮来侵，而免中央西顾之忧。3.西藏问题之解决。大师到青海后，准备返藏，而返藏之期，当可于年内实现。……西藏问题之主因，在帝国主义者从中上下其手。若大师返藏以后，则僧民人等，均由所主，西藏问题，不解决而解决矣。大师对于西藏问题之结症，知之最确，又明悉帝国主义者野心之所自，故吾人以为大师返藏之日，即西藏问题解决之日。”^[238]

1935年8-9月，在塔尔寺法台嘉雅活佛以及该寺三千余名僧众的请求下，九世班禅这里举行了来内地以后的第八次时轮金刚大法会。法会吸引了青海各地4万余名蒙藏群众前往参加，是塔尔寺历史上一次盛况空前的佛事活动。“大师乘此时机，向各王公蒙番僧俗等宣传中央德意，阐发尽详，听众振服，收西陲宣化上之宏果。”^[239]青海班禅办公处负责人旺堆诺布向蒙藏委员会汇报了这一次法会的具体情况：

此间法会于蒸日开始灌顶，蒙番王公、千百户及僧俗民众到寺听经者四万余人，四山上下，满支帐篷，墙角房上，均无隙地。大师于早五时坐坛，至下午六时始止，天晴风静，群情熙和。真（十一）早三时坐坛，至下午八时方止，阴雨竟日，听众露天趺坐，不少移动。文（十二）日休息，大师备具五依千份，亲到宗师塔前虔祷国运昌隆，诸政悉就。元（十三）日即行圆满。愿（十四）日早九时至下午五时，自僧众摩顶并印刷藏文宣传品四万份。今早九时，予可王公、民众、妇孺顶礼。中央得意，因以昭宣，政教情感，堪称辑睦。会场秩序，数日均亦安静，可谓极空前之盛矣。知注特奉。^[240]

《新青海》杂志对这次法会也有详细记录：

西陲宣化使班禅额尔德尼，在塔尔寺主持举行之时轮金刚法会，经多日之筹备，始于九月十三日正式开幕。参加大会之蒙藏民众，不远千里，诚必布施，叩佛顶礼者，在塔尔寺附近集居，如人山人海，总计不下数万人，且有日积日多之势。与会群众咸以得见大师为极庆幸事，甚有因人迹拥挤望远所见，或以闻大师诵经铃声以为快者。仅此则蒙藏民众对于班禅大师之信仰，不言可知。^[241]

法会结束之后，九世班禅向蒙藏委员会通报：“此次在塔启建时轮法会，集五族同胞，宣政教精义，同时祈祷国运昌隆、世界和平，谬邀祥辉，天人共护，已于今日圆满。”^[242]并指示在塔尔寺小金瓦殿前修建了一座大时轮塔以作纪念。

在塔尔寺驻锡期间，除了这场时轮金刚大法会以外，九世班禅还参加、主持了多场宗教活动，在广大信众心中广植福田，栽种善果。现立于塔尔寺弥勒殿门前北侧的《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驻锡塔尔寺记事碑》共刻有藏文57行，详细记载了1935年5月至1936年4月期间九世班禅在此驻锡时的具体活动。^[243]

除了开展宗教活动以外，焦急等待的九世班禅还广泛联系中央政府相关部门、西藏噶厦政府以及青海、西康等地实力派人物，为自己能够早日返藏多方斡旋，积极准备。按照既定的入藏路线，玉树地区是必经之地，九世班禅“派丁杰活佛等人前往玉树，在结古地区成立了‘西陲宣化使署驻青、康、藏三边办事处’。它的重要职责是‘进展宣化工作’和探听‘玉树消息’，同时还要为班禅大师一行即将到达玉树做好一切准备工作。”^[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