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禅九世在内地及青海的活动有何成果？

九世班禅进入青海境内以后，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穿越青海南部三江源头的无人区。这一地带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空气极为稀薄，茫茫雪野难见人烟。九世班禅一行仓促出逃，没有准备充足的粮食，他们一路上忍饥挨饿，艰难跋涉。最后幸运地遇到了一支外蒙古赴藏朝觐完毕返回的队伍，才得以摆脱困境，跟随外蒙古的驼队一起到达了甘肃省河西走廊最西端的安西县。

北洋政府得到九世班禅抵达安西的消息后，时任大总统曹锟立刻致电欢迎，并邀其入京，同时命令甘肃督军陆洪涛将九世班禅一行护送到兰州暂住。青海方面得知这一讯息以后，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认为这是一个解决西藏问题的良机，“电请中央政府，请允九世班禅驻锡塔尔寺。同时，派出一支骑兵部队，前去迎接。”^[182]马麒此请，其目的在于密切青海方面与九世班禅的关系，使自己在西藏问题上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实现“安青图藏”的政治抱负。1924年5月，在青海骑兵的护送下，九世班禅经由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抵达兰州，驻锡于雷坛寺。北洋政府为了联络与九世班禅的感情，打破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僵局，“决定以清朝迎请六世班禅的前例规格，隆重迎到北京”^[183]。1924年8月，九世班禅从兰州启程，前往北京，“马麒派李乃棻以迎护专员名义，率骑兵百余护送抵平凉”^[184]。此后“班禅大师在内地居住和活动了十四年之久，足迹几乎踏遍了全国，先后于内蒙古、北京、山西、南京、上海、杭州、沈阳、陕西、甘肃、青海等地，进行讲经、说法、摸顶、布施及启建时轮金刚法会等佛事和宣化活动，为反对外国侵略，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展开不懈的斗争。”^[185]

九世班禅赴京之时，恰是直奉战争正酣之时，战火连绵，时局动荡，百姓苦不堪言。心系天下苍生的九世班禅在途中于1924年12月29日在西安向全国各界六十余名军政要人发出和平通电，号召和平解决政治纷争，平息战火，团结救国。这是九世班禅到内地后公开发出的第一份政治宣言。他在电文中悲愤陈词：“我国值风雨飘零之际，正危机存亡之秋，亟应速息内讧，力图上策。乃者烽烟未靖，风鹤频惊，同室操戈，既贻煮豆燃萁之诮；渔人伺利，将成摘瓜抱蔓之非。唇既亡而齿自寒，皮不存而毛焉附，非为中原锦绣同蹈陆沉，且虞边塞藩篱亦供刀俎，忧心焦虑，惴惴滋深”；大声疾呼“战祸不可再延，元气亟宜休养，所望彻底觉悟，共保和平，免阋墙之纷争，谋根本之建设”。^[186]九世班禅此封通电，表明他不仅是一位忧心民生疾苦的宗教领袖，更是一位心系国家命运的杰出政治家。

1925年2月2日，九世班禅抵达北京，被迎入中南海瀛台行辕驻锡。2月3日，九世班禅晋见了当时的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向其“报告藏务及东来使命”。段祺瑞对九世班禅赴内地与中央政府沟通的行为表示嘉勉，同时表示“一俟国内安定，藏事当可迎刃而解”^[187]。这次晋见表明，北洋政府对九世班禅在西藏事务上所发挥的作用冀以厚望，希望利用九世班禅的巨大影响力来加强与西藏地方的沟通。但在当时军阀混战、内乱不休的局面下，北洋政府尚未将西藏问题的解决列入议事日程。对九世班禅也只能优加抚慰、妥为安置，等待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时机。

九世班禅抵京之时，北洋政府正在筹备善后会议，这是段祺瑞执政之后为使其统治合法化而召开的一次会议，其目的是“制定宪法，建立新法统，组织正式政府”^[188]。北洋政府特邀九世班禅作为“指定议员”参会。会议召开之时，九世班禅由于在山西五台山弘法，遂派扎什伦布寺索本堪布罗桑坚赞代表自己赴会，并致函会议，倡导与会各方“尽释前嫌，化除我见，将是己非人、轻公重私之病，均改悔了，只是一心想中国往好处走”^[189]。会议期间，九世班禅又上了一封《关于消弭战祸实行五族共和意见书》，提出“欲救今日中国，非实施新国家建设计划不可；欲实施新国家计划，非弭止时起时伏之地方战争不可；欲弭止时起时伏之地方战争，非深明致此战争之潜在祸根掘而尽之不可；欲掘尽战争之潜在祸根，非五族人民同心合力如兄弟、如手足，自相捍卫、自相保护不可。”^[190]

1925年8月1日，段祺瑞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对九世班禅进行了册封，为其颁发金册、金印，并授予“宣诚济世”的封号，同时批准设立班禅驻北京办事处。办事处地点设在了北京福祐寺，九世班禅任命罗桑坚赞为办事处处长。九世班禅驻北京办事处设立之后，“有西藏驻京代表身份的堪布顿柱旺结、楚称丹增于1925年8月29日向蒙藏院递呈，请求允准设立达赖喇嘛驻京办公处。”^[191]北洋政府批准了这一请求，同意设立达赖喇嘛驻京办公处。可见，九世班禅在内地的积极活动也迫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寻求改善与中央政府关系的途径，主动和中央政府进行沟通，以防止中央政府倚重班禅而孤立自己。

之后，九世班禅派却本堪布旺堆诺布、朱福南到青海组建班禅驻西宁办公处；派大堪布阿旺金巴到四川组建班禅驻成都办公处；派大卓尼钟苏郎到东北，组建班禅驻奉天办公处；派康福安到印度，建立了班禅驻印度通讯处。九世班禅在与西藏有重要关系的青海、四川、印度等地设置办公处或通讯处，旨在密切西藏与周边的关系，同时也是为自己返回西藏做积极准备。然而，九世班禅的返藏之行有待于中央政府对西藏问题的解决，九世班禅“看到战乱频仍、军阀称雄的内地，没有统一、安定的政治环境，要帮助他解决西藏问题，是不可能的。为此，他只能暂时放下政治活动，而先满足信徒的企盼，进行宗教活动。”^[192]先后应地方军阀孙传芳、张学良以及东蒙古王公等政要的邀请，九世班禅前往南京、上海、奉天、内蒙古等地参观访问，弘扬佛法，呼吁和平。

这一时期，青海行政当局也在积极联系九世班禅，希望通过九世班禅在蒙藏民众中巨大的影响力来安抚青海蒙藏部落，进一步改善青藏关系。九世班禅抵达北京不久，马麒就通过当时在京的青海佑宁寺第七世土观活佛格桑·丹曲尼玛与其联络。后来，七世土观活佛陪同九世班禅赴上海、杭州、沈阳一带弘法，马麒又通过他多次表达了对九世班禅的敬慕。班禅驻西宁办公处成立以后，其具体负责人朱福南是青海民和地区的土族，青海政界与九世班禅方面的联系就更为密切。朱福南也利用这一时机，不断造福桑梓，在家乡大力兴学办校，启迪民智。1926年4月，马麒谋划设立青海特别行政区以脱离甘肃，他专门派人赴北京觐见九世班禅，请其从中斡旋。可见，马麒充分认识到对于青海这样一个民族、宗教情况复杂的地区而言，九世班禅在中央政府以及各族民众中均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青海蒙藏民众笃信藏传佛教，密切与九世班禅的关系，无疑能够改善自己的形象，增加青海行政当局的权威。另一方面，九世班禅是藏区最具影响力的大活佛之一，一言一行均会引起万众瞩目，如果由其提出设立青海特别行政区，北洋政府自然会倍加重视。

1927年，国民党通过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并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九世班禅对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表示认同，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便派罗桑坚赞和朱福南为代表前往祝贺。由于国民政府定都于南京，九世班禅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在南京设立驻京办事处的请求。他在给国民政府的函件中写道：“班禅因鉴于国防之颠危，藏民之疾苦，特联合革命立场上之同志，以求西藏民族之解决。近以吾藏同志来京呼号者日益加多，非成立驻京办公处，实不足以资团结，共策进行。”^[193]国民政府很快予以批准，并于1929年2月28日向蒙藏委员会发布指令：“呈据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呈请：赁定本京奇望街十三号为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于本月二十日成立，请查核备案由。呈悉。应准备案，仰即转行知照。”^[194]九世班禅委派罗桑坚赞和朱福南分别为正、副处长，主持办事处的日常工作。九世班禅在驻京办事处成立当天发表了一篇宣言，宣言中回顾了西藏与祖国内地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西藏欲舍中国而谋自立，实不可能；反之，中国失去西藏，亦犹车之失辅，故中藏关系，合则两益，分则俱伤。”并指出清末以来中藏感情恶化，是由于“帝国主义者从事经济、文化之侵略，一方面又怂恿西藏独立……此皆少数亲英派之作祟！”有鉴于此，九世班禅提出了成立驻京办事处的三点宗旨：“（一）西藏始终与中国合作，贯彻五族共和，共同抵御强邻之侵略；（二）希望中国以民族平等之观念，扶助及领导西藏人民，使之能自决、自治；（三）继续保护、维持西藏之宗教，再进而求光大佛学之真精神，以谋世界之和平。”九世班禅还在宣言中回顾自己“抵内地以后，转瞬六年，只因内乱绵延、中枢无主，班禅满腹苦衷，无门告述。”并对南京国民政府寄予厚望：“今幸统一告成，训政伊始，内部既已平靖，宜尽力于国防之巩固。……康、藏、青海，地广人稀，芸畴万里，蕴藏丰富，若依中山先生之实业计划，则大有裨于国计民生。假使国人视线及政府眼光只周旋于珠江、长江、黄河三流域之间，对于边疆依旧漠视，则内地纵由训政而宪政，亦非国家长治久安之计，即中国之国民革命，亦不能谓为成功也。”^[195]

为了规范班禅驻京及驻各地办公处的活动，国民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组织大纲》，大纲中规定：

第一条　本处为西藏班禅大师驻京办事机关。定名为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

第二条　本处直属于班禅大师，受蒙藏委员会之监督指导。

第三条　本处设处长、副处长各一人，由班禅大师直接委派，呈蒙藏委员会备案。

第四条　处长综理全处事务，以副处长让、襄助之。

第五条　本处设汉藏文秘书各一人，承处长、副处长之命，办理机要事务暨总核各科文稿。

第六条　本处设左（下）列各科：一、总务科；二、政务科；三、教务科。

第七条　总务科分文书、会计、庶务三股，其执掌如左（下）：一、关于撰拟例行文稿及收发、缮写并保管印信事项；二、关于经费出纳及编制预计算事项；三、关于公用物品购置保管及交际事项；四、关于不属其他科事项。

第八条　政务科分设计、调查、统计三股，其执掌如左（下）：一、关于政治兴革建设之建议事项；二、关于编制各种调查表册及实地调查事项；三、关于搜集统计材料及绘制统计图表事项；四、其他有关政务事项。

第九条　教务科分指导、编译、宣传三股，其执掌如左（下）：一、关于改善宗教及一切指导事项；二、关于翻译汉藏文及编辑刊物事项；三、关于宣传党义、教义及撰拟宣传品事项；四、其他有关宣传事项。

第十条　本处设科长三人、主任股员各九人、书记五人，秉承长官命令，分别办理各科、股事务。

第十一条　本处遇必要时，得聘用顾问谘议。

第十二条　本处办事细则另定之。

第十三条　本大纲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呈请修正之。

第十三条　本大纲自呈报核准之日施行。^[196]

《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组织大纲》的颁布是在九世班禅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对其在内地常设机构的一种法律认可。也是基于九世班禅密切与中央合作而对其活动采取的制度保障，是中央政府对其政治态度的充分认可。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马麒等人谋求多年的青海建省愿望也得以实现。1929年1月，青海从甘肃析出单独设省，鉴于九世班禅在青海蒙藏等民族中的政教影响，同时也为了加强青海、西藏两省的联系，更好地发挥青海稳藏固边的地理优势，国民政府特任命他为青海省政府委员。青海建省以后，“西宁班禅办公处”也相应地更名为“青海班禅办公处”。不仅机构名称发生了变化，机构组织框架也进行了大的变动。班禅青海办公处为更名一事发给蒙藏委员的电函中写道：“现值西宁改省之际，该处原有名称应即更为青海班禅办公处。至于从前组织，一律取消。其内可即另设三科，会办一职亦应于改组后更为副处长之名。”电文中还重申了班禅青海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专以翻译总理诸遗训，依次宣传，俾得蒙藏民众早日觉悟主义，团结一气，对于藏事共策进行，兼与各地互通消息，以便接洽事务起见，特设上项机关以司其事。”^[197]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青海班禅办公处的组织架构和具体行政事宜与班禅驻京办事处是一致的。

1931年5月，九世班禅应邀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国民会议。这次会议，中央政府专门邀请了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两方面的代表出席，并由蒙藏委员会裁决，确定了双方各有九名代表（含列席代表）。九世班禅自出走内地以来，始终在为促使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正常化而奔波，无时无刻不在期盼西藏问题的正式解决。会议期间，他派代表呈交了《拟请政府恢复西藏行政原状案》提请会议讨论。但由于这一次国民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国民党要制定训政时期的约法，故对九世班禅提案的讨论未能列入议事日程。略感失望的九世班禅在会议结束之后，又专门致信蒋介石，提出由于国民会议的召开，前、后藏代表目前均在南京，请政府乘此时机从中筹划调节，“解决藏事。俾班禅得以早日回藏，宣示威德，则不唯西藏僧民之幸，抑亦国家民族无疆之休也。”然而，当时正值康藏纠纷爆发，达赖喇嘛虽然派代表参加了国民会议，但正如九世班禅自己所言，“前藏方面虽派代表来京接洽，然事实上未必以诚意倾向中央”^[198]。故而蒋介石认为九世班禅返藏的时机尚不成熟，对其提议不置可否。九世班禅只得在内地继续游历，弘扬佛法。

自清代以来，新皇登基或新政府成立以后，均有敕封蒙藏地区政教领袖的惯例。1931年6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就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的敕封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提议予十三世达赖喇嘛“护国弘化普慈大师”名号，予九世班禅“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由于当时康藏纠纷尚未解决，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矛盾不断，蒋介石批示：先发表班禅名号，达赖暂缓。6月24日，国民政府下令：“班禅额尔德尼志行精诚，翊赞和平统一，此次远道来京，眷念勋劳，良深嘉慰。著加给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用示优异。”^[199]7月1日，国民政府举行了册封典礼，向九世班禅颁发了玉印、玉册，定其年俸为十二万元。蒋介石亲自出席册封典礼，并宣读了册封令：

广纳赤宙，知微亦复知彰；溥化黔毗，有德斯能有众。班禅额尔德尼，抚辑藏服，翊戴中央，敷教元黎，效忠党国，实阐党国之妙谛，懋膺无上之殊荣，允宜授予护国宣化广慧大师称号。朗烛意珠，奉扬庥命，德音普遍，布三民五权之宏规，法铎昭垂，章六度万行之妙用。

衹服懋典，益鬯宗风。^[200]

国民政府敕封九世班禅，既是对其政治态度的肯定，也表明了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对其的倚重。“很显然，国民政府沿用历史上的传统做法，授予班禅名号和玉印，一方面旨在维护班禅大师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的尊严，稳固其在西藏民众中的地位，进而获得西藏上层对中央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通过班禅大师的社会影响牵制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遏止西藏地方的分裂势力，达到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之目的。”^[201]十三世达赖喇嘛未能同时得到敕封，也激起西藏地方的不满。他们担心如果九世班禅返藏，以中央政府与九世班禅的密切关系，势必会削弱达赖喇嘛在西藏的权威。因此，噶厦政府在九世班禅返藏问题上处处设置障碍，一是表达对班禅政治态度的不满，二是担心中央政府利用九世班禅来制约达赖喇嘛。

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九世班禅奔走呼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动员民众抗日救国，“籍宗教力量，团结全国人心，捍卫国土”^[202]。为了表达对抗日将士的敬意，九世班禅多次举办法会，为阵亡将士诵经祈祷。号召全国军民“前赴后继，为自主而抵抗，为正义而舍身”^[203]。

1932年4月1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命令，“特派班禅额尔德尼为西陲宣化使”。这是国民政府为改变西康、青海等地区的蒙藏民众“不知有国家，亦不知有中华民国之存在者，比比皆是”的状况而做出的一项重大决定。其根本目的在于“利用班禅的宗教地位和威望，在蒙古、青海、西康等地代表中央政府进行宣慰，宣传三民主义和中央政令，并抚慰该处的喇嘛寺院和蒙藏民众。”^[204]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为此特别制定了《特派班禅为青康宣化使办法》，该办法指出：“宣化使除对于喇嘛、寺院及信仰佛教之民众宣布教化，及执行国民政府所特许之慰抚事宜外，对于青、康两省之行政有意见时，须建议于国民政府或两省省政府，请求决定办法，宣化使不得直接干涉。”并且规定“西陲宣化使得在青海、西康两省境内选择适宜地点，组织行署，内设参赞两人，由中央简派，辅助宣化使办理一切宣化事务。”^[205]这一办法对九世班禅所任“西陲宣化使”一职的职责做了明确限定，赋予其的是宣化职权，对具体行政事务只有建议权并没有直接干涉的权力。这种安排，主要担心赋予九世班禅职权过重，会导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不满与猜忌。当时噶厦政府颇为忌惮九世班禅与中央政府的密切关系，“班禅在内地的活动以及国民政府对班禅的特殊礼遇，令西藏噶厦政府深为苦恼，始终担心班禅会在中国军队的支持之下打回西藏。”^[206]当时康藏之间交战正酣，西藏地方政府指责九世班禅“由未经核准立案之班禅驻蓉办事处，向川藏方面作大规模之宣传，挑拨各方之恶感，扩大康藏纠纷。”并且说：“现在班禅方面筹饷购械不遗余力，即拟前赴西宁成立军队，占领青海，图扰西藏。”^[207]为了避免西藏地方政府对此过于敏感，国民政府进一步强调：“其职权限于宣布教化及执行国府所特许之慰抚事宜，而不涉及行政；其地域限于青海、西康，而不及于西藏，且复限于班禅回藏之日为止，而非永久职务。”^[208]另一方面，如果给予西陲宣化使更多行政权力，还会导致九世班禅与青海、西康地方行政当局间产生矛盾。这种微妙的关系很难把握，但国民政府限定西陲宣化使权力的是经过反复考量之后的正确决策。对此，九世班禅自己也表示，国民政府任命其为西陲宣化使的目的在于“以宗教感化，补政治权力所不及，用洽各族感情，共卫国防，于扶绥宣慰之中，寓化导扶植之意”^[209]。

在西陲宣化使办公地点的选择上，九世班禅及其幕僚也是颇费心思。任命九世班禅为西陲宣化使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让九世让班禅能借此驻锡于与西藏毗邻的藏区，静待时机，为返回西藏创造条件。“国民政府的目的是给班禅找个比较固定的地方予以安置，不致于长年在内蒙古地方‘漂泊’；再是这个地方要有利于返藏，所以这个地方只有青、康两地了。这里是藏族地区，既有广大的教民信徒，又毗邻西藏，对班禅来说也是能接受的。”^[210]在反复考虑之后，经蒙藏委员会批准，九世班禅选择了青海柴达木盆地内的香尔（日）德作为西陲宣化使驻地。蒙藏委员会给行政院的呈文中阐述了选择这里的理由，“至所请班禅未能回藏以前，指定青海香尔德驻锡办公一节，因前班禅六世班登益西到青海，该地蒙古王公及土司等为之在香尔德建寺供养，此后即由班禅遣派堪布常川驻此。该地既为班禅所有，历经着手开垦，在青海之中，于蒙藏均为接近，若荷指定驻此办公，亦属便利。”^[211]

不同于其他敕封的虚衔，西陲宣化使是九世班禅赴内地后所任的最具实质内容的一个职务。九世班禅对此殚精竭虑、尽职尽责，表示“自当竭力忠忱，宣扬德意，振导祥和，团结五族，以报中央。”^[212]青海、西康等地的民众也对九世班禅的宣慰工作十分拥护，欢欣鼓舞。1932年12月21日，青海各寺院呼图克图及蒙藏王公联合致电蒙藏委员会，敦请九世班禅早日赴青海宣化。电文曰：“本年五月蒙国府特派班禅大佛为西陲宣化使，此间蒙藏民众闻之殊甚欣然。回忆大佛为国勤劳，数载于兹，国府既已命负重任，自应及早欢迎来青，以慰众望。况大佛又为青海省政府委员之一，若能早日主持其间，必以和平办法，力行新青海设施之一切。现闻大佛已由平到京参加三全大会，是以联名恳请钧座准予转呈国府及行政院，令促大佛从速命驾来青，实行宣化，以固国防，则全青蒙藏民众不胜感幸之至。”^[213]

与此同时，青海知识界也发动了对九世班禅宣化西陲之意义的讨论。由当时在南京的青海籍人士创办的《新青海》杂志，曾刊登了多篇介绍九世班禅对西陲进行宣化所起作用的文章，其中一篇文章谈道：

蒙藏人民，素忠耿于佛教，其信极笃，为念至诚，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历来以佛施政，以教代法，鲜有移其心而远其行者。……自康藏纠纷发生，政府对于藏事，始积极谋解决之道，特任命班禅为西陲宣化使，以冀用宗教之力，宣达中央之命，使藏族同胞，共悟中央之政策，了解三民主义，同求中华民族之团结复兴。西陲国防，趋于巩固。……蒙藏之危，至今日已无以复极，我政府国人早应给以诚恳之提携，实力之扶助。此次班禅之能得因政府之助而回藏，则我中央之威信，亦将从此而永固于蒙藏人民之心，无可复磨矣。今之言解决藏事者无不曰当用和平之方法。固然，和平之解决，胜于用武力者万倍，但不知此和平之方法，将用何种方式以推行之也。苟於实际情况详加思察，则知非以武力之方式推行之，实无可为也。

刚柔相济，始克奏效，深愿我政府於假班禅以德威外，更济之以实力，以期彻底解决藏事，杜外人觊觎之念，苏政府西顾之忧，巩固西陲，除此莫由，望我政府国人之再三致意焉。^[214]

另一篇名为《何以要宣化西陲》的文章，对班禅能够发挥的作用分析得更为全面、透彻。

西陲国防之危急，人尽皆知，自民国十一年班禅大师被迫离藏以来，西陲与中央之关系，似甚隔绝，然求诸实际，可谓已渐臻於进一步之密切。不幸中原沸腾，无暇顾及西北国防，使一般有领土野心之列强，乘间大肆活动，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吾人於今日严重期间，欲使西陲国防，日臻巩固，解中央西顾之忧，屏列强觊觎之心，舍选择与西陲政治宗教上有深切关系之大员，抚慰宣化，共促团结外，殊无其他良策。年来班禅大师，奔波南北，其旨即在以宗教领袖之地位，谋促成整个中华民族之和衷共济。……

巩固西陲国防之责任，在西陲之民众。而组织训练西陲民众之责，则在中央，此为刻不容缓之举。换言之：西陲民众苟有组织，有训练，则西陲国防，势必日臻巩固。然后可以阻列强垂涎之心，解中央劳师靡费之苦，而措国家於磐石之安。今日西陲民众之组织，至为散漫。无组织即不能施训练，无共同之信仰，即不能生共同之意志。异日西陲有事，势必土崩瓦解，无所措手。

据上以观，则今日西陲有待于宣化，至为急切。敬祈身负重任之班禅大师，本佛教伟大之精神，恳切抚导蒙藏民族，使西陲民众在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之原则上，共促国际地位之增高，中华民族之强盛。此为中央及全国民众之所仰望於赴西陲宣化之班禅大师者也。^[215]

当时内蒙古地处抗击日本侵略的第一线，“溯自热河失陷，日人即积极阴谋察缓，内蒙存亡，危在旦夕”^[216]。九世班禅就任西陲宣化使之后，首先将宣化的重点放到了内蒙古。他不顾个人安危，多次深入各个盟旗宣扬中央政策，举办法会超度阵亡烈士忠魂。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高度赞赏九世班禅此举，并特意致电予以肯定，电文曰：“国难益深，边氛弥急，大师宏宣法力，追荐忠魂，更复锐意抚绥，实行团结。凡兹爱国之悃诚，宜得人天之护助，眷言毅识，良切钦迟。幸为国家、为蒙疆努力工作，以为跂望。”^[217]国民政府也专门发表嘉奖令，对九世班禅的工作进行褒扬：

护国宣化广慧大师、西陲宣化使班禅额尔德尼，矢忠党国，愿力恢宏。前膺宣化使命，寒暑遄征，勿辞劳瘁。上以阐扬中央之意志，下以激发蒙旗之忠忱。德音广被，轸域胥融。顷者国难未已，疆隅多故，该使力镇危疑，维系边局，眷念勋勤，尤深嘉慰。特予崇褒，以彰殊绩。^[218]

可见，九世班禅的宣化活动对于凝聚边疆各族对中央的向心力，稳定边疆局势，促进民族团结，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就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开始着手推动九世班禅的返藏行程，以便恢复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正常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