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藏出走，将会对青藏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班禅和达赖虽然在地位上平等，在转世过程中互为师徒，但其管辖区域以及政治参与度的不同造成了清代以及民国时期二者世俗政治权力有比较大的差别。达赖所处的前藏地域范围远远大于班禅所在的后藏，他们所辖的寺院、僧尼以及信众的数量悬殊也非常大。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扎什伦布寺、塔尔寺、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著名的六大寺，其中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三大寺位于达赖喇嘛所管的前藏，只有历代班禅驻锡的扎什伦布寺位于后藏。“五世达赖喇嘛时，对格鲁派寺院常住僧众人数作了明确规定，甘丹寺为3300人，色拉寺5500人，哲蚌寺7700人，扎什伦布寺3800人，由政府拨给田庄与农户，以为寺属。另据史料记载，雍正十一年（1733年），达赖上报理藩院，全藏有格鲁派寺庙3150所，僧众302560人。其中，达赖辖下寺庙3150所，僧众302506人；班禅辖下寺庙327所，僧众13670人。寺属农奴共有128190户，其中班禅方面属民6752户。”^[154]而且前藏农牧业相对发达，交通也远比后藏便捷，是西藏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清代、民国时期，这里一直是西藏地方的权力中心，也是全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清政府命令七世达赖喇嘛建立以其为政教领袖的噶厦政府以来，历代达赖喇嘛均为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开始主导西藏世俗政治的发展。

虽然班禅与达赖两大活佛系统的政治参与度以及政治影响力有以上差别，但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最大的两个活佛系统，二者的宗教地位并无高低之分。自四世班禅以后，这两大活佛系统形成了密切的互为师徒的关系，历辈班禅与达赖均能和睦相处，彼此相安无事。然而，这种和睦的局面关系在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发生了变化。伴随着英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清末以来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隔阂日渐加深，在帝国主义挑唆之下加之清政府在达赖喇嘛两次出逃事件中处置不当，两大活佛系统由于政治倾向不同以及世俗利益纠葛，矛盾越演越烈，最终导致九世班禅逃离西藏，流亡内地。

九世班禅法名曲吉尼玛，前藏塔布地区噶厦村人，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光绪十四年（1888年）正月十五日经金瓶掣签确定为八世班禅丹白旺修的转世灵童。当天，在布达拉宫日光殿拜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为师，起法名为吉总罗桑曲吉尼玛格勒南结巴桑布，随后被扎什伦布僧众迎回日喀则。光绪十八年（1892年），在驻藏大臣有泰主持下，九世班禅举行了坐床典礼。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年满十九岁的九世班禅在大昭寺佛祖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前，由十三世达赖喇嘛授予比丘戒。

在九世班禅从认定到受戒的成长阶段，恰逢清末英帝国主义入侵导致的西藏政治乱局。这一时期，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师徒之间的关系基本上还是比较融洽的，“其（班禅与达赖）矛盾之始因，当归咎英帝国主义与清末中央王朝所推行的分化离间的治藏政策，后成于民国时期的政见分歧”^[155]。

九世班禅受戒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被很多人认为是两大活佛构怨之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班禅往朝达赖，由布达拉前击鼓而过。达赖怒谓班禅过师门而击鼓，妄自尊大，遂罚银1500两。自此，其左右互相谗构，嫌隙日深。”^[156]班禅过师门击鼓而被罚银当属达赖喇嘛为了显示权威的借题发挥，但仅这件小事断不会使两位活佛间积怨日深、难以化解。二者之间更大的矛盾是在英帝国主义第二次入侵西藏以后。光绪十四年（1888年）英军第一次入侵西藏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主导的噶厦政府和九世班禅拉章的立场完全一致，他们同仇敌忾，团结西藏军民顽强抵抗侵略。“札什伦布寺辖区的民兵，也与噶厦政府的武装人员一道参加了1888年的隆吐血战。战后，班禅方面派出了札寺商卓特巴索朗旺结，与达赖方面的噶伦和商卓特巴等同样参加了议和谈判。”^[157]当时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在外敌入侵的危机下，能够并肩作战、共同御敌，这说明，他们之间并没有大的矛盾。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英军发动了对西藏的第二次侵略。当年四月，做好一切侵略准备的英印政府向清政府建议，在西藏岗巴宗进行中英间关于贸易、边界和游牧等问题的谈判。随即，英国谈判代表怀特带领200名士兵并携带两门大炮，强行进驻岗巴宗。当时的驻藏大臣裕纲闻讯后，“除向清廷外务部奏报外，并派西藏粮务何光燮领兵弁进驻亚东、甲冈一带，劝导英人平息兵衅。同时顺英人之请，要求达赖喇嘛选派噶布伦一名，随同前往甲冈，办理交涉，但为达赖所拒。”^[158]

岗巴宗位于西藏与锡金的边界，属于班禅的管辖范围，“英国提出要在康（岗）巴宗举行谈判，显然是对班禅施加压力，籍以分化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团结。但英国的诡计没有得逞，班禅方面并未动摇抗英的决心，并与达赖方面采取一致行动。”^[159]噶厦政府得知英军进驻岗巴宗的消息后，立即向扎什伦布寺班禅拉章发函，称“英军已侵入岗巴，若继续深入，势必对我政教大业造成严重危害。岗巴地区属扎什伦布寺所辖。你方守土有责，务期竭尽全力，击退英军。否则，噶厦政府不仅要收回岗巴宗，而且要给予惩罚。”^[160]九世班禅接到噶厦政府的函件后，立刻派代表前往岗巴宗地方与英国方面进行交涉，意图规劝入侵的英军退出西藏边境。英军将领荣赫鹏在《印度与西藏》一书中记载：“班禅喇嘛忽派代表谒余，渠之政治势力虽不逮达赖喇嘛，而其精神上之权威，则正相伯仲。该代表声称：彼等奉命前来敬告吾人者，即以吾人此番莅临干坝庄，致班禅喇嘛与拉萨当局之间大起纠纷，拉萨当局谓吾人越境事，应由班禅喇嘛负纵容之责，故班禅喇嘛为避免此种纠纷计，惟有恳余推出边境。”^[161]英军对班禅代表所提要求断然拒绝，班禅代表无奈之下返回了扎什伦布寺。此后，班禅方面又多次派人与英军沟通，均没有取得效果。

光绪三十年（1904年），鉴于藏军已经在岗巴一带集结防范，英军撤离了岗巴而向达赖喇嘛所辖的亚东、帕里等地大举进攻，最终攻陷了拉萨，导致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第一次流亡。“达赖以此猜疑班禅与英军有染，深表不满。”^[162]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内地以后，清政府误判形势，错误地做出褫夺其名号的决定，并命令九世班禅“暂摄藏政”。九世班禅领旨之后意识到“如果在十三世达赖离藏期间，由他代理达赖的职权，只会增加十三世达赖与他本人之间的隔阂，对西藏内部的团结是很不利的”^[163]。于是他对清政府的命令婉言加以拒绝，推脱说：“钦奉恩命，自应谨遵，曷敢妄渎，惟查后藏为紧要之区，地方公事须人料理，且后藏距江孜仅二日程，英人出没靡常，尤宜严密防范，若分身前往前藏，恐有顾此失彼之虞。”^[164]于是驻藏大臣有泰奏报中央：“后藏地方紧要。恳准将班禅额尔德尼留于后藏，以资镇摄。”^[165]清政府的这种处置方式无疑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失和的一大诱因。宣统二年（1910年），伴随清末新政的推行，川军进驻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再次出走，流亡到了印度。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以后，九世班禅随即派人前往问安，并与其协商自己应何去何从。然而他“却得到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欢迎班禅去印度，但若不能到印度去，他们也没意见，可在藏中多关照政教事业。”^[166]九世班禅经过反复思虑，决定自己还是留在西藏。但九世班禅的这个决定却使十三世达赖喇嘛非常恼怒，“达赖及其随从官员们的本来意图是：若班禅也来印度，就可以向中央政府上告驻藏大臣联豫破坏政教，迫害藏民的罪过。”^[167]

这一次清政府再次革除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仍然命令九世班禅“兼理全藏政务”，并邀请他到拉萨主持藏历新年的庆贺仪式。九世班禅仍是婉言推辞，到达拉萨后，他向驻藏大臣联豫建议“应开复达赖的名号，使其早日回藏”^[168]。联豫向清廷汇报了班禅的建议后，清廷答复：

此次班禅来见为已革达赖乞恩一节，现在达赖是否确系悔过安分自愿回藏？如班禅与达赖消除从前意见，为彼求复职掌，似可趁此机会，体察情形，酌量筹商。惟权限必须分明，只准管理教务，不准丝毫干预政权，一切均应从严限制，以杜后患。至留班禅在前藏暂掌教务一节，已革达赖所属之噶布伦一切人等是否悦服，彼此可以相安。著驻藏办事大臣就近详慎酌核，从长计议。^[169]

联豫接到回复后，仍努力规劝九世班禅“暂摄藏事”，但九世班禅去意坚决，在拉萨停留数月后便返回了扎什伦布寺。清政府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后，一再对九世班禅委以重任，使达赖方面看到了九世班禅对自己的威胁。由于九世班禅和中央政府的亲密关系，达赖方面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不可替代的，难以通过出走来威胁中央政府，不由得恼羞成怒，迁怒于九世班禅。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发动西藏民众开展了大规模“驱汉”活动，九世班禅却力主“亲汉”，不肯迎合十三世达赖喇嘛。甚至在川军与藏军冲突之时，“后藏僧民与汉军互相为援，一切饷糈，莫不臂助”^[170]，使得达赖喇嘛一方更加对班禅愤恨不满。

1912年五月，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启程返藏，九世班禅亲自前往江孜迎候，但达赖喇嘛由于对班禅“亲汉”不满，对其态度极为冷漠。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了拉萨，立刻对“那些支持过驻藏大臣，反对抗英和支援驻藏官员及川军的僧侣、贵族进行迫害”^[171]。由于九世班禅具有崇高的宗教地位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十三世达赖喇嘛没有公开对其进行惩处，但开始采取种种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对班禅一方进行打压。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授意噶厦政府向扎什伦布寺发布命令，“让班禅方面承担1888年和1904年两次抗英战争，以及1912年噶厦与驻藏绿营官兵之间冲突全部军费开支的四分之一。据噶厦方面估算，其总数是108万克。”^[172]班禅一方在两次抗英斗争中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而且班禅所辖区域不足西藏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强行让班禅方面承担四分之一的军费，无疑是对其进行巨大的经济盘剥。1915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又在班禅所辖的日喀则设置了基宗（总管），准备直接管辖班禅所属的四个宗和所有谿卡，并向班禅所辖的百姓征收与摊派军粮、税款和乌拉。基宗的设置使得达赖喇嘛方面可以直接插手管辖班禅所辖之境，这是对班禅固有权力的一种蔑视，而且军粮、税款、乌拉的摊派对当地百姓而言也是不合理的经济负担。九世班禅向十三世达赖喇嘛写信申诉：“扎寺辖区百姓负担沉重，实无力承担军饷，也不能再加重骡马差役，望施恩减免。”^[173]达赖喇嘛不仅对此置之不理，反而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1923年（藏历水猪年），再颁‘水猪法令’，要求扎什伦布寺属庄园的百姓必须按照‘铁虎（应即1830年）清册’的定额向噶厦缴纳土地税和应支徭役，并不考虑由于自然灾害已经使许多良田弃耕为荒地等因素。这样，扎寺辖区百姓，既要向本领主纳税、支差，又要负担噶厦政府的兵役、徭役，支纳运输税和承担驿站供应等，负担变得异常沉重。”^[174]为了让百姓在难以承受的负担下生存下去，班禅方面只能削减自己的收入，“将每岗差地免去十克半的青稞税。如不采取这一措施，其属民每年将有百分之五的人家破产。”^[175]

步步紧逼的经济勒索让班禅所辖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后藏民众不堪其苦，于是推举代表齐集扎什伦布寺秘密开会，泣垦班禅下令，誓与前藏决一死战。班禅见群情激愤，不能过遏，又不能遽循其请”^[176]，处于左右为难之中。更为严重的是九世班禅及其下属的自由与生命也受到了噶厦政府的威胁。1923年，九世班禅派驻拉萨办事处的仲钦（秘书长）噶绕巴、德来康萨，副官长多丹巴和大马官德绕巴等人作为自己的代表与噶厦政府商谈减免所摊派的税赋问题。结果这些人被噶厦政府逮捕，投入监狱之中。手下官员被逮捕，使九世班禅预感到即将大祸临头，下一个被逮捕说不定就是自己。为了自身的安全，也为了避免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公开决裂，九世班禅决定离藏逃往内地。英国人麦克唐纳在其所著的回忆录《旅藏二十年》中也提到了九世班禅离藏出走的原因——“他对自己的前途，毫无把握。拉萨政府极力用税务一件事压迫他，他们认为班禅欠政府的税太多了。班禅说达赖喇嘛的大臣，将对他很不利，当他最近到拉萨时候，在他同拉萨政府中间，自能得到问题的暂告解决。这时，他似乎很觉失望，我也没法安慰他。他表示他绝无力量可以供给拉萨政府所苛索的税，因为他管理的藏省，断难筹出这样大的款项。……虽然我在当时，不能完全明了他所说的话，就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很洞悉在那时，他已经认为逃出西藏，为最妥善。”^[177]

1923年11月15日，九世班禅率领15名侍从悄然离开扎什伦布寺，一路向北行进。三天以后，其属下一百余人也伺机出逃，奔行五天五夜以后追赶上了九世班禅。两队汇合以后，穿越藏北羌塘草原，翻过唐古拉山进入青海境内。十三世达赖喇嘛获知九世班禅逃离的讯息以后，立刻令噶厦政府派兵向藏北追赶拦截，结果“卒以大雪封山，路岐不知所向而止”^[178]。

九世班禅出走之前，给扎什伦布寺四大扎仓活佛及僧俗执事留下一封书信，信中首先说明了被迫出走的原因：

由于扎寺喇章及其属民受到噶厦政府增加赋税和军费的骚扰，我几次派代表向神圣的达赖喇嘛申明此事，但我的请求并没有得到承诺。……我打算暂时离开扎什伦布寺，以使神圣的达赖喇嘛的处境更为有利，我打算弄清楚是否有人可以充当我们之间的调解人，我的这种打算得到了我派到康区和蒙古的带去礼物的使者的帮助。对我来说，每年提供一笔费用以满足军费开支是绝对不可能的，这逼迫我前往一个未知的地方，从可能会自愿帮助我的佛教徒那里募集资金。我可以在这里重申，我完全没有想要做有悖于神圣的达赖喇嘛的愿望的任何事情，也绝对不会做有损于我们的声望的任何事情。^[179]

信中九世班禅还交代了自己离开以后扎什伦布寺的管理事宜：“我已经任命（扎什伦布寺）主持和四大扎仓的堪布在我外出期间主持扎什伦布寺的管理事务。……你们应当虔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应当体察贫穷的属民和信徒，并尽可能地从各个方面帮助他们。你们应当细心地保存好征收地税和各项开支的所有帐目和收据，尽力不偏不倚地遵守各种宗教仪轨。你们应当在经过适当的协商之后履行自己有关僧俗权力方面的指责。但是，如果你们不能决断各种重大问题，应向我请示。”^[180]

九世班禅出走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立刻向扎什伦布寺及属下各宗谿民众发布文告，对自己的行为加以辩解，对九世班禅的出走予以谴责，并宣布由噶厦政府接管扎什伦布寺及其属地的一切事物。“派古觉大堪布罗桑丹增为扎什伦布寺的札萨喇嘛，代理班禅的职务，管理扎什伦布寺的政教事务。班禅所属的各宗宗本，各谿卡的谿本，也全部换了噶厦派去的官员，于是班禅辖区完全由噶厦直接统治。”^[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