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青藏关系研究：青藏战争解决与影响

康藏、青藏战事正酣之时，正值中国东北沦陷、淞沪战事方终，“日本人的入侵使蒋介石相信，卷入一场有可能导致疏远英国的同西藏的战争是不明智的”^[127]。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中央迫切希望早日解决康藏、青藏纠纷，力主以和平手段平息西藏与西康及青海的内战。1932年6月30日，新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致函西藏驻京办事处代表贡觉仲尼等人，指出：“查川藏用兵，青藏构衅，皆发端于藏方，政府始终力持镇静，希望和平。”石青阳表示：“代表诸君，同在京市，无话不可面说，无事不可情商。”^[128]然而此时，藏军在战场上还未遭受大的打击，尚期望在战场上攫取更大利益，西藏地方对于和谈也虚与委蛇。蒙藏委员会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当年7月向行政院呈报了与西藏代表接洽的情况，“窥达赖之用心，似欲乘我内忧外患不暇远顾之时，拓地开疆，至少必须恢复清末赵尔丰经营川边以前之原境。观于政府力求和平，派员调处无效，彼尤得寸进尺，迄今无悔祸之意。可见其用兵内犯为既定之政策，与代表之遣派截然不受影响。但以中英藏悬案未结比较，自以笼络达赖，一致对英，于交涉前途有利。至若完成五族统一，亦当以收复西藏为要图。”^[129]1932年10月，西藏与西康《冈拖协议》的签订使康藏战争得以和平解决，促成青藏和谈遂成为国民政府亟待推动的要务。

1932年10月13日，蒙藏委员会在获知青海军队逼近昌都的战况后，特致电马麟以及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慰问前线将士，并告知“现在藏方已稍觉悟，正与达赖代表商量和平解决”^[130]。石青阳于10月25日再次致电马麟与马步芳，阐明中央对战事的处理意见，石青阳指出：“会合川军奠定康境，自在意中。只以外患日亟，中央对藏采取和平，达赖亦有悔祸之意。蒋委员长已电两兄及川、藏三方各守原防，俟达赖遵办，再定和平方案也。”^[131]

青海军队占据战场上的主动，为国民政府中央和平解决青藏纠纷奠定了基础。在青海军队强大的攻势下藏军接连溃败，而西藏地方也由于战争陷入民穷财尽的窘境，在这种局面下，十三世达赖喇嘛以及西藏噶厦政府被迫同意和谈。青海民间收藏家刘平先生收藏的一封当时青海玉树驻防司令马彪写给青海省财政厅厅长马敏斋的信件，言简意赅地概括了青藏战争的经过以及青海行政当局的态度，该信件全文如下：

明哲厅长勋鉴：

久不见碧梧翠竹之英姿，每于月白风清，辙深神往耳。今岁玉防起衅，藏酋侵扰以来，延战数月。我方抱以和平，持之稳静，以仁爱斯诚为宗旨，始终未加武力。此纯以同胞之亲爱，决不以敌仇相待，间存有因，主目和平。又值国难方殷，总有尚武精神，（应）对敌复耻，何忍操戈同室？而该逆得寸进尺，欲延日织（炽），侵芒（漭）站（占）谦，逼困结古，肆行杀戮，蛮横劫掠。无姑（辜）良民，阴忍痛苦，接援官兵，屈指念程。赖我防军，坚持到底。藏逆集中数千，我以健郎百计，竟能以少克多，以寡胜众。已于九月七日挽回失地，救民水火，海南得奠，玉防盘安。虽胜于前线官兵，实赖我公之福荫耳。刻间，康藏和议业经告成，依限息战，双方撤兵。惟青藏问题，藏方之却让大办（代本），致函邓指挥，内言藏方与青海作战以来，损失太众（重），俘虏官兵均须优待，并且再无加兵进攻，均由邓指挥负责从中调停，（藏军）以（已）面请示达赖，三王（千布）择定地点，双方可派代表，以便（谈）判和议等语。弟即相机办理，特此函报，祗请崇安。

弟　马彪（私章）敬启

十月廿六日^[132]

在青、康两方以重兵迫近昌都的情况下，英国政府也十分害怕战争结果会改变西藏现状，继而威胁到其已经攫取的利益。于是，英国政府从幕后走向了前台，向国民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开始公开干涉西藏事务。之所以相继爆发康藏、青藏两场战争，英国方面的挑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英国不但向藏军提供了新式武器，而且还派出军官亲临前线指挥”^[133]。1931年4月，英国驻华使馆为了掌控战事的最新进展，派时任使馆参赞的陆军中校贺渥德以旅游的名义前往青海、西康等地。贺渥德到达西宁的时候被青海驻军抓获，在他身上搜出了青、康、藏等地的军事地图，他还携带有大量勘测地形的仪器以及相关军事文件。青海驻军汇报中央后，经外交部交涉，贺渥德被送回了北京。

为了推动战争，英国还向西藏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康藏战争开始后，藏军使用的武器弹药都是英国于1923年、1924年和1927年三次提供的。到1931年8月5日，康藏战争正进行之时，为了满足西藏地方政府提出的第四次供给武器的要求，英印政府决定向西藏提供1门山炮、1350枚炮弹、2挺机枪，500支步枪和100万发子弹。”^[134]1932年6月，英印政府再次“向西藏提供4门山炮、500枚榴霰弹、1500枚加农炮弹、1000只炸弹、4挺马克西姆机枪和4梃刘易斯机枪、1500支步枪和100万发子弹。”^[135]

1932年7月2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英国给西藏地方政府提供武器一事专门与英国驻华使馆进行了交涉。英国方面矢口否认，辩解说：“印度政府曾于一九二一年供给西藏军械，但专为维持秩序及自卫之用。”^[136]并且表示：“中国政府如欲英政府出面斡旋，如划定疆界等事，俾战事可停，英国颇愿担当。”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此答复：“此系中国内政问题，应由中国自由裁定，不必第三者从中斡旋。目前莫若令印度政府完全停止供给军械，则一切自易就范。”^[137]

1932年10月7日，因已经预感到藏军败局已定，英国驻华使馆代办应歌兰到国民政府外交部再次进行交涉。应歌兰称：“康藏纠纷现已扩大，应即设法劝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并且指责：“此次青军逼近昌都，与民国三年前北京外交部派员与英藏两方在印度森姆拉地方会议条约第二条载有尊重外藏疆界之完全之原则不符，该原则已于是年五月一日外交部致英使之节略中承认。现在川青军队准备会攻之商（昌）都，即包括在外藏范围以内。”^[138]国民政府外交部据理力争，答复说：“该条约未经签订，自不能发生效力，民三外交部节略对于界务一端未予承认，是外藏究以何处为界，殊难确定，因此森姆拉条约第二条之原则无从适用。”^[139]应歌兰再次提出：“中国如令饬川青军队停止进攻，则英国当可劝告西藏停止军事行动。”国民政府外交部又一次表示：“康藏战事为中国内政问题，无接受斡旋之必要。”并告知英方“中国早经自动令饬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中国政府既经自动下令停战，已足以应付局势。”^[140]从以上英国与国民政府反复交涉的情形来看，英国政府已经确定藏军毫无取胜的可能，而昌都一旦丢失，整个西藏都将陷入危机当中。如果青、川军队乘胜而进，英国在西藏苦心经营多年所获的利益必将付之东流。于是搬出非法的《西姆拉条约》作为干涉的理由，妄图阻止青、川军队的进攻。对于国民政府而言，“九一八”事变之后已经没有精力顾及西陲，也迫切希望青藏战事早日得到和平解决。但这种和平解决，要在中国内政的框架内进行，是由国民政府主导而不是迫于外部的压力。所以，国民政府与英国政府都希望交战各方早日谈判，和平解决纠纷。但中英两国各自的出发点与实质目的完全不同，在青藏和谈这一问题上同归而殊途。为了争取青藏双方早日达成和平协议，国民政府一方面排除英帝国主义的干扰，一面持续争取西藏地方，敦促其认清形势，不要受他人蛊惑。

1932年12月29日，蒋介石专门就西藏问题致电十三世达赖喇嘛，他在电文中强调：“汉藏问题纯属内部事务，现为国民政府时期，绝不允他人插手干涉。吾望一如既往，热爱祖国，忠贞不渝，团结一致。”并且进一步表示：“吾为加强团结，一贯表示友好，已严令西康、青海不准发兵。另外贡觉代表曾提出派大员赴藏协商之建议，吾之部僚亦认为此议甚妥，故拟派一二人与达赖喇嘛之代表一同向达赖喇嘛问候，并商讨解决汉藏之间悬而未决事宜。若汉藏能和睦如初，康藏之事则不难解决。”^[141]

在国民政府中央的推动下，青海当局与西藏方面经过将近六个月唇枪舌剑的谈判，在1933年4月10日达成和平协议。青海方面的代表马驯与藏方代表最终订立了停战和约八款，其具体内容如下：

青藏本属一家，和好久矣。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内，即藏历岁次壬申，以尕旦寺问题双方驻军误会，以致引起纠纷，妄开战端。事后双方军队首领鉴于国难方殷，何遑自讧，乃各派全权代表休战议和，重修旧好，订立和议条文。青藏两方各执一张，以资遵守，永昭来滋。从此青藏和睦如前，西藏国防巩固，国家幸甚，边民幸甚。恐后无凭，立此合同条文，永远存照。

计开：

第一条：尕旦寺管理寺院之堪布，由该寺众僧内自行推举后，准达赖大佛加委，堪布权力照旧，以宗教为范围，毫不准干涉政治。

第二条：青科、当头两寺宗教权，准归作巴照旧管辖。惟该两处双方均不得驻扎军队，以免因接壤而起纠纷。

第三条：和议条约成立后，藏方即先行撤兵，青方于藏方撤退十四日后即继续撤兵。双方除原驻军额外，其余限一月内完全撤退。兹后青藏两方各守疆土，不相侵犯。如藏兵侵略青海境界，有藏方昌都、巴宿、类乌齐、三十六族头目人等担保。青海军队侵略西藏境界，有玉树二十五族头目人等担保。

第四条：藏方官兵如有变归青方，或潜逃青方者，青方不得收留袒护。青方官兵如有变归或潜逃藏方者，藏方亦不准收留袒护。

第五条：双方对于宗教寺院一概极力保护。

第六条：青方如有坏人、罪犯等逃避藏方者，藏方无论长官、民众均不得袒护隐藏。藏方如有罪犯、坏人逃避青方者，青方亦援例遵守。

第七条：青海对于西藏商民须极力保护，西藏对于青海商民亦须极力保护。

第八条：所有青方俘获藏方之官兵，在条约签字成立后，青方即完全缴归藏方。^[142]

《青藏和约》汉藏文本各一式两份，和约的签订奠定了其后青藏间和平共处，密切往来的政治基础。应该看到，青藏两省间之所以能够最终达成和平协议，与青军在战场上的优势密不可分，青海的作战实力是和平局面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保障。藏军在战争之初，占据了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以4000余众攻击驻防玉树的400余名青军，一鼓作气将青军部队压制到了结古这一弹丸之地。其后，青海军队顽强防守，终于等来了千里奔行的马驯援军，战争局面开始翻转。然而直到马驯援军赶到，青军在人数上仍处于劣势，却已经发起了局部反击，并接连取胜。青军喇平福、马禄等部相继到达玉树之后，战场优势完全倒向青海一方。藏军的失利有多重原因，然而其最根本原因还是对战场形势判断的失误以及与青军间实力的差距。青藏战争爆发的时候，康藏战争激战正酣，藏军在这时突然另辟战场，两线作战，显然对自己的实力以及青、康军队的作战能力有一个严重的误判。康藏战争初期，藏军之所以能接连取胜，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四川军阀忙于内战无暇西顾，而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为确保西陲安全，也力主和平解决康藏纠纷。为此，国民政府在派员调停的同时，多次电令刘文辉不得向康区增兵。所以，战争初期的局面并不是双方实力的真正体现。而藏方却被康藏战争初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因战胜西康之余，骄横不可一世，抽调重兵，率入玉树辖地，始则以保护尕旦为名，继则向玉树军防地进攻，而战事遂爆发矣。”^[143]青藏战争爆发以后，中央政府授权刘文辉全权处置康藏纠纷，刘文辉调集重兵进入康区，很快就收复了之前的失地，迫使藏方同意和谈。西康战火渐次平息之后，青海成为藏军的主要战场，这时青、藏两军作战能力上的差距就明显地暴露了出来。

民国建立以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加强了对藏军的正规化建设，并且不断扩充军队规模。1934年7月黄慕松入藏时曾进行过调查，他记载：“（藏军）有十三个代本团，驻康境有八个代本团，兵力不过四千人。”除常备军外，西藏地方还有预备兵役，“如战事需要，由三大寺及其他寺院选送僧兵参战，数目可达两万余众”^[144]。为满足战争的需要，西藏地方建立了严格的征兵制度，“1912年以后，前藏三岗出一兵，后藏四岗出一兵，商人或其他手工业者等也登记名字，应征部分适龄男性。仲扎马噶（殷实户部队）是从三个富家子弟中应征一名，18～60岁男性和僧人征兵制是紧急情况下的特别征兵法。”^[145]但从康藏、青藏战争中藏军投入的兵力规模来看，其中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是缺乏训练的临时招募者。

在英国人的援助下，民国时期藏军的武器装备有了很大的改善。正规军配有山炮、机枪、英式步枪等现代武器，但也有一些部队使用民国初年从驻藏、驻康川军中收缴的旧式武器，甚至还有人使用自制的土武器。藏军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训练水平低下，作战参谋能力严重不足。“士兵到部队就是支差，并不清楚当兵打仗为了什么，打仗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因此，普遍缺乏自觉性，作风极为散漫，纪律极为松弛。如平时站岗放哨时，就把枪放在一边，席地而坐，要么搓毛线、做鞋子，要么捉虱补衣，甚至随意离岗闲逛。”^[146]藏军体制中没有配备参谋人员，缺乏现代战争意识。“作为军事指挥机构还缺乏侦查、情报机构，没有相应的通信手段，这就不可能准确地掌握和判断敌情。”^[147]总体而言，青藏战争爆发时藏军虽然接受了现代军事训练，武器装备也能基本满足战争的需要，但士兵素质低下，整体作战水平偏低。

与藏军作战的青海军队则是马步芳等人精心训练的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骁勇之师。马麒掌控青海地方政权之后，立即开始着手对自己借以起家的宁海军进行扩充，青海建省前这支军队已拥有3000余兵力。1931年，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国民政府陆军新编第九师，兵力已经扩充到近万人。加上当时青海各地的警备部队，马家军阀掌控的军队在12000人以上。马麒、马步芳等人深谙军队对自己统治的重要性，为建设军队不惜血本，“马麒主政时，全省年财政收入的80%用于军费开支”^[148]。马步芳极其重视对军队的训练，1930年他在西宁小校场成立了青海军官训练班，对青马军队中500余名军官进行了培训。参与青藏战争的马彪、马驯、喇平福、马禄等人均先后进行过培训。马步芳在平时的训练中非常重视对士兵的精神控制，几乎每天都亲临训练现场进行视察或讲话，培养各级官兵的绝对忠诚意识。“青马军在西北地区地方军队中，是一支强悍精锐的武装。尤其是骑兵较有优势，惯于征战，素有‘西北铁骑’之称。在马步芳黩武主义宣传和尚武精神熏陶下，青马军中确有不乏临阵奋不顾身、拼死效命者。”^[149]这样一支军队，加之中央政府的精锐武器支持和强大物资保障，藏军的失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青藏战争对两地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此后双方再未发生大的冲突，停战协议约定的青海与西藏的暂时疆界，事实上也基本维持到今天。这场战争给交战双方的民族感情带来了深切的创伤，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矛盾。但这次“兄弟阋墙”并没有完全阻隔双方的交往，反而为其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条件。“达赖喇嘛更加坚信，如果汉藏之间的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西藏就不可能有安宁之日……为了从经济和政治上支持康区（东藏）的武装力量，西藏本土内部以宗教为基础的传统制度的稳定一直受到威胁。更为直接的骚扰是1931—1932年藏军在康区的惨败，此后西藏便担心再发生意外的冲突会导致整个东部防线的瓦解。因此，西藏的许多政府官员和寺院的负责人都希望同国民政府达成和解，和睦相处。”^[150]

本节的几点结论

1.青海建省是青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青海建省既是马家军阀为自身利益而积极谋划的结果，也是国民政府治藏筹边的一个重大举措。在青海建省决策的酝酿过程中，从清末的岑春煊到民国时期的丁耀奎、朱绣、黎丹、马麒，在他们的建省提议中均突出了治藏筹边方面的因素。可见，各界人士在推动青海建省的过程中，都预见到了青海建省将会给双方关系带来巨大变化。

2.青海行政区划的改变，赋予了青海地方当局在涉藏关系中更大的决策权，为“毅然以开拓青海，恢复西藏为己任”的马麒等人实现其政治抱负提供了独立决策的平台。青海建省后，玉树地区明确归入青海省管辖，使非法的《西姆拉条约》中英、藏双方关于内、外藏的划分成为镜花水月。

3.青海建省不久便爆发了青藏战争，这场战争是一场兄弟阋墙的内战。这场战争使西藏地方政府见识到了青海军队的实力，从此不敢轻易启衅。战争结束后，双方关系非但没有关系隔绝，反而交往更加密切。“战争后西藏地方的局势却向有利于中央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进一步改善的方向发展，以后的历史即证明了这一点。”^[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