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及近代青藏关系研究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932年爆发的青藏战争是青海、西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是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康藏纠纷所导致的一场大规模军事冲突，是国民政府统治初期不同行政区之间的一场内战。至此，大金寺与白利土司的寺产之争最终酿成了康、藏之间的内战，战争规模逐渐扩大，战火燃遍西康境内。康藏战争爆发以后，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派唐柯三、刘赞廷两人前往西康，进行调查与调停。

1932年爆发的青藏战争是青海、西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是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康藏纠纷所导致的一场大规模军事冲突，是国民政府统治初期不同行政区之间的一场内战。这场战争是第三次康藏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战争表明了国民政府中央以及康、青、藏三方不同的利益诉求，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这一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不正常关系，以及在这一框架内青、藏两地的矛盾和冲突。

藏民族传统上将其世代居住地划分为卫藏、安多和康巴三大区域，“由于三个区域的地理环境、经济方式均存在差异，使其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等呈现了不同面貌。”^[108]青海藏区大部分属于卫藏区域，而与西藏毗邻的玉树地区则属于康巴地区。民国初年到20世纪30年代，西藏地方与毗邻各省先后发生了三次大的纠纷，前两次主要发生在西藏与西康之间，第三次则将青海省卷入其中。

第一次康藏纠纷爆发于民国初年。清末民初西藏地方政治动乱全面爆发以后，西藏地方政府在驱逐驻藏川军的同时派藏军大举东犯川边，川边地区经赵尔丰“改土归流”的区域也相继发生变乱，各地“土司头人在达赖喇嘛号召下再度崛起，驱逐前清派任官吏，于是乡城、定乡、稻坝、贡噶岭相继失陷，川藏路阻，震惊川省”^[109]。为了挽救川边危机，北洋政府于1912年6月14日命令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军西征，云南都督蔡锷也派滇军参与。尹昌衡的西征军迅速平息了川边叛乱，收复了失陷之地，粉碎了藏军的东侵企图。其后，“设置了相当于省级的川边镇抚使府和32县，巩固了民国政府对川边地区的统治，为后来西康省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10]

西姆拉会议之后，西藏地方政府与民国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加剧，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亲英分子的唆使下进一步推行“排汉”政策。西姆拉会议谈判破裂，导致康藏划界成为历史悬案，康藏间的纠纷与冲突持续不断。一方面，西藏地方积极谋求向康区扩张；另一方面，驻防康区的边军纪律涣散，“各县川军内战不已，焚毁寺院、掠夺民财的违纪行为更是屡禁不止”^[111]。边军的腐败不但激化了民族矛盾而且导致其战斗能力丧失，为藏军的进犯提供了便利。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以后，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掌控了北洋政府，中国内陆陷入军阀混战之中。1917年4月，四川地方军阀刘存厚与罗佩金之间爆发战争，驻康区的边军大部东撤参与刘、罗之争，藏军乘西康防卫空虚之际，挑起了第二次康藏纠纷。

1917年9月，驻防类乌齐的藏军越界割草，与边军炮队余金海部发生了冲突，有两名藏兵被边军抓捕杀害，“藏人愤甚，自此发生战事矣”^[112]。藏军以类乌齐割草事件为借口大举东侵，康东、康北各地纷纷响应，叛乱投藏者不下10万余众。^[113]驻昌都的边军将领彭日升率部仓促反击，结果军纪涣散的边军毫无斗志，与藏军交战时一触即溃。类乌齐、昌都、恩达以及德格、贡觉、白玉、同普、瞻化、邓柯、武城、石渠、宁静等县先后失陷于藏军之手，边军统领彭日升率部缴械投降，被押往拉萨囚禁。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向四川都督紧急求援，调集兵力在西康布防。“汉藏军队发生激烈战事，战火绵延五百余里，血战二十多昼夜，死伤惨重，藏军虽然败退，但陈遐龄部众也因死伤疲惫，粮弹告匮，不敢乘胜深入，遂对峙于雅砻江。”^[114]

1918年以后，双方战火趋于平息，边军在无力收复失地的情况下决定寻求与西藏方面议和。在英国驻宁静副领事台克满的“调停”下，双方缔结了停战条约十三条和停战退兵条约四款。其中停战条约的第三条为“汉藏暂时交界地方”，对西藏与邻省的界限做了临时划分，规定“巴安、盐井、义敦、得容、理化、甘孜、瞻化、炉霍、道孚、雅江、康定、丹巴、泸定、九龙、定乡、稻城等十六县与该处迤东之地方，归汉官管辖，藏军文武（官员）不得驻扎该处之境内。类乌齐、恩达、昌都、察雅、江卡（宁静）、贡觉、武城、同普、邓柯、石渠、德格、白玉等县与该处迆西地方归藏官管辖，汉军文武官员不得驻扎该处境内。”同时特别规定“云南、青海仍以旧界，现在不改。”^[115]至此，第二次康藏战争得以和平解决，然而双方所定的停战条约并未被严格遵守，其后小规模的摩擦与冲突仍不断发生。

1930年6月，甘孜县大金寺（又译达结寺或达金寺）与白利土司因争夺庙产发生纠纷，进而酿成了西藏地方与驻康边军的武装冲突，导致了第三次康藏纠纷的爆发。

大金寺与白利土司均在西康特别行政区所属甘孜县管辖范围之内，大金寺距离康藏两军驻边界限的绒坝岔仅10里，东距白利村30里。大金寺是康区较大的一座寺院，鼎盛时拥有近3000名喇嘛。这座寺院在前两次康藏纠纷过程中曾积极参战，配合藏军行动，深得西藏地方政府的支持。该寺“不但以经商、放贷等手段聚敛了大量财富，富甲一方，同时还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喇嘛武装，拥枪四五千支，建炮碉18座，称霸康北，虽属西康政区管辖，但不受约制。”^[116]白利村有一座名为亚拉寺的小寺院，是白利土司家庙，土司为此划拨了15户差民为该寺当差、种地。由于该寺二世亚拉活佛转世于大金寺辖境内的绒坝岔桑都村，故与大金寺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1930年4月，亚拉活佛因与白利土司发生矛盾，遂将亚拉寺所属土地与差民奉献给大金寺，以寻求大金寺的支持。这一举动，引起了白利土司以及该地僧俗民众的不满，他们认为亚拉寺的寺产与差民均属寺院公产，亚拉活佛无权私自处理。大金寺自恃势力强大，根本不予理会，白利土司一方遂诉诸甘孜县政府，寻求官方出面解决。甘孜县知事调解无效，无法平息事端，双方冲突一触即发。6月18日，大金寺出动数百名僧兵攻打白利村，白利之地大都沦陷。甘孜驻军闻讯后出兵弹压，结果遭到大金寺僧兵的袭击，死伤十余人。获知这一消息之后，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令驻防康定的川康边防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马骕率主力进剿，平息事态。大金寺则派人到德格等地寻求藏军的支持。至此，大金寺与白利土司的寺产之争最终酿成了康、藏之间的内战，战争规模逐渐扩大，战火燃遍西康境内。

康藏战争爆发以后，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派唐柯三、刘赞廷两人前往西康，进行调查与调停。国民政府意图和平解决此次康藏纠纷，而西藏方面在英国的鼓动之下，妄图借机在康区谋得更大的利益，藏方代表琼让毫无谈判诚意，谈判日程一再迁延，难以取得结果。1931年10月15日，唐柯三致电蒙藏委员会：“接琼让复函谓，大白教民原系达赖所管，无须汉藏交涉；康本属藏，无须分别界址。至大白冲突，由川军扰乱酿成。等语。骄妄如此，讵有调解余地。总之，藏兵不撤，所谓调解无异城下之盟。中央委曲求全，自具苦心，但国威大损，民心大失，川康从此多事矣。”^[117]为了挽救西康局势，国民政府于1932年2月令唐柯三回京复命，授权刘文辉全权处置康藏冲突。刘文辉之后采取强硬措施应对西藏地方政府。他调集兵力，调整作战部署，不断加强前方军事力量。双方经过数次血战，川军节节推进，相继攻占了甘孜、瞻化、大金、白利等地，第二次康藏战争中所失各县大部分得以收回，战局朝向有利于西康方面发展。川军战场上的胜利打击了西藏地方官员的骄妄之态，也为国民政府和平解决这次康藏战争赢得了主动权。国民政府向西藏地方政府再一次发起了和平攻势，致电达赖喇嘛：“中藏一切悬案，尤望开诚商结。贵处真确意见若何？可否详示贵代表负责磋商，或另派大员来京，抑由政府派员赴藏详商，先作亲爱之表示，情好自不难恢复也。”^[118]毫无胜利希望的西藏地方政府被迫同意进行和谈，并回复中央政府“在藏事未妥洽以前，若承中央制止川青方面不启衅端，藏方决无军事行动”^[119]。1932年10月8日，西康特区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德格县冈拖河畔签订了《汉藏暂行停战协议》（因协议签订于冈拖河畔，俗称《冈拖协议》），第三次康藏纠纷暂时告一段落。

青藏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及近代青藏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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