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对西藏的影响

川军顺利进入西藏，为驻藏大臣联豫加强对西藏地方控制提供了武力保障。尤其十三世达赖喇嘛出逃，西藏地方政局混乱，为联豫在西藏推行新政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但此时的清政府已经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病入膏肓，无药可医。这一时期所推行的新政也就如扬汤止沸，难以发挥应有的效果。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敲响了清朝统治的丧钟，中原王朝政权的更替也加剧了西藏局势的混乱。

武昌起义“三数日后，消息传遍全藏”^[125]，“藏中受影响最大”^[126]。驻藏川军无所适从，内部发生严重分裂。“有主张革命者，皆官长职员，及少数部队；有拥护钟颖者，皆哥老会之流。”^[127]进藏川军中的袍哥（哥老会）组织积极响应起义，迅速控制了军队。起义川军杀死了协统罗长裿，并一度囚禁了清政府驻藏大臣联豫，钟颖也失去了对军队控制权。由于起事时已经有数月未领军饷，失去约束的川军开始肆无忌惮地劫掠拉萨商民。据相关史料记载：“（川军）大肆淫赌，转瞬用尽，随即掳掠妇女，抢劫商贾，而大昭周围之房屋，亦被川军焚毁殆尽矣。”^[128]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给中央代表杨芬的信中说：“拉萨的新军本来是为保护西藏而来的，而今变为强盗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藏人已经受不了这般惨苦了。”“秩序混乱，法纪荡存”^[129]的川军继而又围攻色拉寺，妄图劫掠寺中钱财以解财政困顿，结果久攻未克，反而被寺中的数千名喇嘛击败。西藏地方的噶厦政府乘机号召全藏僧俗民众共起而反抗川军，各地藏军迅速向拉萨集结，将川军围困于拉萨城中。川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重新请联豫、钟颖等人主持政事。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钟颖被任命为驻藏办事长官，代表民国政府中央总揽西藏大局。但此时，在噶厦政府已经利用西藏民众逐渐积累起来的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汉活动。在川军围攻色拉寺之时，流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就通过噶厦政府发表了一篇宣扬驱汉内容的《告民众书》：

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王，建立新国，嗣是以往，凡汉人递到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身着蓝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惟乌拉仍当照旧供给。汉军既不能保护我藏民，其将以何方法巩固一己之地位，愿我藏人熟思之。至西藏各寨营官，刻已召集，啜血同盟，共图进行，汉人官吏军队进藏，为总揽我政权耳，夫汉人不能依据旧约，抚我藏民，是其信用既以大失，犹复恣为强夺，蹂躏主权，坐令我臣民上下，辗转流离，逃窜四方，苟残恶毒，于斯为极。推其用意，盖使我藏民永远不见天日矣，孰使之，皆汉人入藏使之夜。自示以后，凡我营官头目人等，务宜发愤有为，苟其第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第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130]

在藏军以及被煽动起来的西藏民众的围攻下，清政府驻藏机构以及川军完全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西藏局势糜烂不可收拾。在达赖喇嘛的指派下，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与川军代表进行了反复磋商，最终达成了以川军及所有汉人从西藏撤离为核心内容的十项协议。虽然民国政府国务院电令钟颖：“当以领土为重，慎毋遽离藏境，致碍大局。”^[131]但迫于形势，钟颖等人仍率部众经由印度离开西藏。

武昌起义之后的乱局直接导致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间的不正常关系，数十年间民国政府在西藏既无驻军，也无派驻的治藏机构，难以有效行使对西藏的主权。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各种联系并未中断，双方都在谋求结束这种不正常关系的途径。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努力在短期内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132]

民国肇建，政权更迭的历史巨变丝毫没有改变中国对西藏所拥有的主权。民国政府自成立之初就提出了明确的民族政策，并立即开始了旨在修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应对措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于1912年元旦发表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提出了五族共和的主张，并申明了中国对西藏等地的主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昌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133]其后，由孙中山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明确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并规定：“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其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之。”^[134]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再一次重申：“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135]为了统一谋划，对西藏、青海、蒙古等地区施政，民国建立之初便成立了蒙藏事务局。它取代清代设立的理藩院，代表中央政府主管上述地区的行政事务，后随着机构的扩大，又更名为蒙藏院。

面对中央政府对西藏局势失去控制的局面，以及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妄图争取西藏独立的图谋，与西藏毗邻的四川、云南、青海等地的行政长官纷纷致电中央，陈明利害，提出解决办法。四川总督尹昌衡致电称：“藏亡则边地不守，边失则全国皆危……倘藏民效蒙古，宣布独立，秩序必乱，我国无勘定之能力，外国有干涉之口实……目前办法，无外两端，派遣川滇各边劲旅，星夜赴援。”^[136]云南总督蔡锷也致电袁世凯，“查藏卫西藩，关系大局，一有破裂，则滇川有覆亡之虞。现藏事至此，不能不早为图之，请速拨兵入藏，以挽危机。”^[137]面对纷繁的形势，袁世凯采取了军事进攻与怀柔安抚两手并用的措施，电令四川总督尹昌衡率川军西征，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向英国政府传达了“川兵入藏全为平乱，至希英国严守局外中立”的信息。尹昌衡的西征进展颇为顺利，“8月底，川军和滇军先头部队已经分别进抵昌都和盐井以南。9月16日，川军在昌都以西的俄洛桥大败藏军后，于9月下旬更前出到硕般多，嘉黎，达到工布江达。”^[138]但此时英国政府以拒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及断绝印藏交通为威胁，逼迫北洋政府取消西征，维持西藏现状。1912年8月17日，朱尔典代表英国方面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交了一份关于西藏问题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中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歪曲为“宗主权”，并公开支持“西藏独立”。此后，《八·一七备忘录》（也称《朱尔典备忘录》）成为英国插手西藏事务、分裂中国的纲领性文件，其全文如下：

英王陛下公使6月23日同袁世凯会谈，提到中国对西藏的军事征伐，明确告诉他，西藏问题今后通过友好谈判，容易解决，而当时使用武力，严重妨碍了和平解决。袁世凯向朱尔典保证无意将西藏并入英国。各项条约将予完全遵守。

6月29日，陛下公使通知陆征祥，陛下政府不赞同将西藏贬低到中国一个行省地位的任何企图，西藏曾同英国有单独的条约关系。他并曾告诫中国政府，如果中国远征军越界进入西藏，可能导致重大纠纷。

鉴于外交次长不日前曾走访英王陛下公使，公使于本月16日再次会见袁世凯，应袁世凯之要求，接受了以下保证：既不打算命令远征军越过西藏边界，也不打算将该国并入中国行省。公使已将这些保证报告陛下政府。陛下政府无疑将予以欢迎，认为这表明中国打算完全遵守条约义务。同时，陛下政府出于和睦相处的考虑，现在当明确表示它关于西藏的政策。

陛下公使已荣幸通报袁世凯阁下：一项有关文件即将提交各国政府，陛下公使奉爱德华·葛雷爵士指令，兹将明确声明对西藏之政策如下：

1.国王陛下政府向来正式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但从来没有，也不准备承认中国干预西藏内部事务的权力，如条约所规定，西藏应当在附属英国及中国的权力之下，维持在西藏政权的控制之中，并根据1906年4月27日条约的第一款，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条约得到充分执行。

2.基于上述理由，对于最近两年来中国驻西藏关于僭取这一地区行政管理权力的行为，以及1912年4月21日袁世凯总统令中所宣布的政令，即西藏“被视为与中国本土省份置于同一基础之上”，与该地区有关的“所有行政管理事务”将“归属内务范围”，国王陛下必须提出异议。国王陛下政府正式拒绝接受对西藏政治地位作出任何的如此限定，并向中华民国发出警告，反对任何中国官员的再有上述已受到抗议的行为。

3.国王陛下政府对中国向拉萨派驻一个有适当卫队的代表，并向藏人就其对外关系提出建议的权力没有异议，但不准备默认在拉萨或西藏驻扎数目不受限制的中国军队。

4.国王陛下政府必须强行要求缔结一项以上述各条款为基础的书

面协定作为其承认中华民国的先决条件。

5.与此同时，所有通过印度的与西藏的交通将对中国人完全封闭，只有基于上述各条达成一项协议，国王陛下政府视为适当之时才开放。封闭交通不适用于目前中国在拉萨的军队，正如已经通知袁世凯的那样，如果他们愿意，有权经印度回中国。朱尔典爵士请求外交部对此备忘录作复。

J.N.朱尔典

1912年8月17日于北京^[139]

在英帝国主义的干涉下，袁世凯被迫密电尹昌衡：“现饷款难酬，英人干涉，民国初建，岂容轻启外衅”^[140]，“派兵入藏，恐致不可收拾。一虑英人派兵，届时与战，则全国动摇，退则见侮于藏番。”要求尹昌衡，“切不可冒昧轻进，致酿交涉，摇动大局”。^[141]甚至最终裁撤了西征军司令部，致西征半途而废。

有鉴于清末治理西藏的教训，北洋政府最终还是把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放在了十三世达赖喇嘛身上。为了进一步争取十三世达拉喇嘛转变分裂祖国的亲英立场，北洋政府还检讨了清政府两次褫夺其封号的失误之处，决定恢复其封号，希望以此来争取十三世达赖喇嘛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与中央政府共同商讨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其时陆军总长段祺瑞，于临时参议院秘密会中，说明今后对西藏方针，怀柔藏人，使之脱离英国关系……同时国务总理赵秉钧，并在临时参议院秘密会中声明政府对藏政策：恢复达赖喇嘛之名号，以安全藏人之心，派人赴藏，宣谕共和大义，顺藏人之所欲，不施一切新制，凡在前清时代，与英缔结之约，继续遵行。”^[142]

1912年6月，北洋政府派杨芬为赴藏劝慰员，代表中央政府前往印度会见滞留在那里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并致电十三世达赖喇嘛：“民国初建，兵民鲜悉其和美意，籍端营私焚掠，是事各省有闻，而边疆远地尤烈。今内地渐平，民国底定，西望藏番，虽示抗逆，然番民受苦较深，佛爷受累实重，殊与五族平等公理不符，政府人员颇为怜悯，是以政府委派芬等特来慰问佛爷，一切惨状并请应如何妥办善后及抚恤事宜。”^[143]但杨芬到达印度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启程返藏，杨芬于是决定赴藏与其沟通，劝慰对方。虽然由于英印政府的阻挠，杨芬最终并未能成行。但他仍通过各种渠道与十三世达赖喇嘛进行了沟通，他多次致函噶厦政府以及十三世达赖喇嘛，详细介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法案中关于西藏的内容以及对蒙、藏民族的优待条件，宣慰民国中央政府对十三世达赖喇嘛以及西藏地方的德政。

为了进一步消除误解并表示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沟通的诚意，袁世凯于1912年10月28日下达了大总统令，恢复了其原有名号。袁世凯还在命令中强调：“现在共和成立，五族一家，前达赖喇嘛诚心内向，以前误解自应捐释，应即复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以期维持黄教，赞翊民国，同我太平”。^[144]其后，北洋政府将此消息电告西藏地方噶厦政府，并任命蒙藏事务局佥事马吉符、姚宝来为册封专使，计划取道印度前往西藏进行册封。临行前，袁世凯在召见马吉符、姚宝来时指出：“西藏为中国门户，此次达赖倾心共和，诚五族之幸也。但达赖喇嘛不知共和之利益者甚多，一到西藏，速将中华政府之情形及中央对于藏人之所有希望，向彼等十分解说，至其于中央与西藏之融洽策，可与钟办事长官、尹镇抚使等协商后，适当处置。”^[145]然而，由于英印当局拒绝马吉符等人的过境请求，这一次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怀柔劝慰仍未能实现。但北洋政府并未放弃与西藏地方沟通的努力，坚持对西藏地方主权的立场更是丝毫没有动摇。1913年，北洋政府任命陆兴祺为护理驻西藏办事长官。同一年，还任命陈贻范为西藏宣抚使、胡汉民为副使，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进行宣慰。虽然他们都因为英印当局的阻挠而未能成行。但是，这些努力是当时的局面下对西藏主权的一种宣示，表明了中央政府绝不放弃西藏主权的政治立场。

1912年12月16日，在印度滞留近两年之久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了拉萨。他的思想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最初的“仇英”“抗英”转变为“亲英”“联英”，妄图借助英帝国主义的力量，实现所谓“西藏独立”的企图。在获知北洋政府恢复其名号的消息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便曾表露“他不向中国政府要原来的封号和官位，他‘希望履行在西藏的政教统治权’。换句话说，达赖喇嘛甚至想斩断同中国的象征性联系。”^[146]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20余天后便向西藏僧俗大众发表了一份《新年公告》，这份公告充分表露出他在西藏统治阶级上层中亲英分子蛊惑下政治态度的逆转。公告的全文如下：

我，由西天佛国印度的佛主赐予的称号，遍知一切佛法的达赖喇嘛，向你们讲话如下：

我是在对西藏各阶层的人民讲话。西天佛国印度的佛主曾预言，观世音的化身、从早期的法王直到今天的历代统治者都要关心西藏的幸福。

在蒙古族的成吉思汗和俺达汗时代，在汉族的明朝和满族的清朝，西藏和中国的合作是建立在施主和僧侣关系基础之上的。几年前，四川和云南的汉族当局竭力使我们的版图殖民化，他们借口保卫商埠，把大批军队开进了卫藏。因此，我和我的大臣们离开拉萨到了印藏边界，希望通过电报向满清皇帝阐明，西藏与中国之间业已存在的是供施关系，并不是以相互从属为基础的。由于中国军队的意图是活捉我或是击毙我，我别无选择，只有越过印藏边界。

我一到达印度就给皇帝发去了几封电报，但是，他对我的要求的答复却被北京腐败无能的官僚们耽误了，而这时满清帝国已经垮台了。西藏人受到鼓舞，起来驱逐了卫藏地区的中国人，我也安全地回到了我公正而神圣的国家，我现在正着手将剩余的中国军队赶出去。现在，中国想将西藏殖民化的企图在供施关系之下已像天空的彩虹一样渐渐消失了，我们再次获得了一个幸福和平的时期。我现在指派如下必须认真贯彻执行的任务：

（一）在这个世界里，和平和幸福的世界通过信仰赖以维持，因此，保护西藏的所有佛教机构是十分必要的。

（二）西藏的佛教各教派应当保持其特点和纯洁，应当适当地传授佛教、研习佛法、修炼佛道。除特殊人物之外，寺院的管理者禁止经商、借贷、买卖牲畜或征调他人的属民。

（三）西藏政府的文武官员在收税或与他们的差民打交道时，应当以公正诚实的见识去完成自己的任务，这既有利于政府，也不损害属民的利益。驻在西藏西部阿里三围和西藏东部朵康的中央政府官员，强迫属民高价购买商品并超出政府所允许的限度强行摊派运输负担（乌拉），以轻微的犯法为口实，没收属于属民的房屋、财产和土地，更有甚者，以砍断属民肢体的刑罚来处罚属民，今后禁止施用这样残酷的刑罚。

（四）西藏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是不像别的地方那样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是一个弱小、信教和独立的民族，为了赶上别的国家和民族，我们必须保卫自己的国家。鉴于外国入侵的历史，我们的人民还会遇到某些困难，但没有克服不了的。为了捍卫和维护我们国家的独立，每一个人都应当自觉自愿地努力工作。

（五）西藏虽然人口稀少，但地域辽阔。一些地方官和土地所有者出于忌妒，阻止他人开垦荒地，他们自己又不利用。有这种思想意图的人是我们国家和进步的大敌。从现在起，任何人都不许阻止他人耕种所有能利用的荒地。3年内将不征收地租，3年之后土地耕种者每年必须向政府和土地所有者按地租的份额交税，土地将属于耕种者。你们对政府和人民的责任在施行了我这里所说的一切后就算完成了。这个文告必须在西藏各地张贴和宣传，每个地区的办事处都要保存一份入档案。^[147]

在这个文告中，十三世达赖喇嘛将元代以来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所拥有的主权歪曲为“施主和僧侣关系”，并声称“西藏与中国之间业已存在的是供施关系，并不是以相互从属为基础的”“我也安全地回到了我公正而神圣的国家”“中国想将西藏殖民化的企图在供施关系之下已像天空的彩虹一样渐渐消失了”。这些言论表明此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中央政府之间的裂隙已经难以弥合，他已经有了谋求“西藏独立”的主张。达赖喇嘛的态度，直接决定了西藏统治上层的政治取舍，这为之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以及青海等地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发展设置了难以克服的障碍。

本节的几点结论

1.近代西藏历史发展的趋势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一致的。伴随着清政府的国力衰弱，内忧外患纷纭而至，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控制力也日趋减弱。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西藏地方也多次被侵略，西藏人民倍受欺凌。

2.清末对西藏地方的处置失当，加之英、俄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干预，十三世达赖喇嘛政治态度的转变，对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造成了恶劣影响。辛亥革命以后，西藏地方发起了大规模排汉运动。这导致了民国时期，中央政府长期在西藏没有驻军、没有驻藏官员这一极不正常的局面。民国时期，中央政府虽多方努力，全力改善双方的关系。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努力大都收效甚微。这一局面，也给了英、俄等帝国主义可乘之机，中国在西藏的权益遭受极大损害。

3.即便是在民国初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央政府丝毫没有放弃与西藏沟通的努力，更没有放弃对西藏所拥有的主权。中央政府的种种努力措施，既是对西藏地方当局的争取，也是对主权的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