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第二次侵略西藏与清末西藏局势的动荡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又发动了一轮新的瓜分中国的浪潮。为了争夺远东地区的控制权，日本和沙俄爆发了“日俄战争”，沙俄政府一时间无暇顾及西藏。英国借此时机，妄图进一步扩大其在西藏地区的利益。尤其1898年，寇松就任英属印度总督后就开始坚持不懈地推进其所谓的“缓冲国计划”，妄图以政治和军事的手段改变西藏对中国的隶属地位，成为英国操控下的一个“缓冲国”。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英殖民政府以西藏地方拒绝与其商定“通商”“划界”为借口，又悍然发动了第二次侵略西藏的战争。侵略军的人员配置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以荣赫鹏为首的所谓‘西藏边境委员会’，即‘西藏使团’，成员大多是文职及临时拨派的外交部士兵；另一部分则是麦克唐纳将军率领的军事部队，其主力包括第八廊尔克联队、第二十三锡克轻工兵团、第二坑道及地雷工兵团、诺福尔克团第一营的马克辛机枪分队，另外配备野战医院、战地工程部队、电报、邮传和其他各分队，总计战斗人员约1150名，大炮4门、马克辛机枪两挺。”^[91]1903年12月，这支配备当时世界最先进武器装备的英军越过则列拉山口，向西藏的亚东、帕里等地推进。1904年4月，侵略军推进到了西藏江孜。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调集了3000余名藏军死守江孜，进行了顽强抵抗。在“江孜保卫战”中，藏军给侵略军以沉重打击，但由于武器装备以及军事素养上的劣势，最终江孜失守，拉萨门户洞开。面对英国军队的武装侵略，驻藏大臣有泰始终顽固地推行“战后而和”政策，没有为藏军提供任何有效支持。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嫌隙越来越大，已经到了难以弥合的境地。而江孜保卫战失利之后，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妥协势力也占据了上风，希望通过与英军的和谈解决问题，西藏也再难以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英军占领江孜以后，毫不理会西藏地方政府的和谈请求，荣赫鹏继续指挥军队向拉萨推进。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抵抗无望的情况下，“于六月十九日（7月31日）以印授噶勒丹寺之大喇嘛，托以后事，是夜由色拉寺逾盘包果拉，北走青海。有泰以达赖事前不遵约束，临时复宵夜潜逃，遂纠参多款，奉旨暂行革去名号，以示惩戒，并谕班禅暂行监管前藏。”^[92]

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内地之后，英国侵略军于1904年8月3日攻入了圣城拉萨。昏聩无能的驻藏大臣有泰为了早日平息事端，竟然“于次日首先亲赴英军营表示欢迎，并送牛、羊、米、面犒赏英军”^[93]。有泰一方面谄媚于英军，表示愿意“协同工作，迅速努力于条约之完成”^[94]。另一方面，极力弹压西藏地方的反抗情绪，强令以代理摄政甘丹池巴罗桑坚赞为主的噶厦政府派代表与英军谈判。荣赫鹏要求西藏地方全盘接受自己所提条件，并威胁：“惟有接受我方之条件，否则惟有听我继续以武力压迫，吾人今所要求之条件实属和平已极，倘再迫令吾人采取军事行动，则异日提条件当更苛刻。”^[95]在英国的武力压迫下，9月7日英国代表荣赫鹏与西藏地方政府代理摄政甘丹池巴罗桑坚赞等人签署了英国单方面炮制的《拉萨条约》，条约有如下主要内容：

（一）除亚东外，增开江孜、噶大克为商埠，由英国派商务人员和西藏专门人员监管商务。

（二）西藏赔偿英军军费50万英镑，折合750万卢比，分75年缴清，赔款未缴清前，英军占领春丕。

（三）自中国与哲孟雄（今锡金）边界至拉萨的防御工事一律拆除。

（四）除经英国事先同意外，西藏土地不得让卖、租典与任何外国；西藏一切事务不准任何外国干涉；任何外国不准派员入藏；西藏的铁路、道路、电线、矿产或其他权利不得让与任何外国或其臣民；西藏各项进款，或货物或现金不许抵押或让与任何外国或其臣民。

（五）西藏允定，除将来立定税则内之税课外，无论何项征收，概不得抽取。

（六）西藏应遵照1890年中英藏印条约行事亦允认该条约第一条所定藏哲边界，建立界石。

（七）英国驻江孜的商务代表遇有要事不能解决时，有权进入拉萨。^[96]

这一条约根本无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其核心是妄图在英国与西藏之间直接建立外交联系而将清王朝排斥在外，条约实际上使西藏地方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驻藏大臣有泰向清廷汇报了条约草案的内容之后，清廷立刻传谕有泰：“英约十条，有损主权。本部前发艳冬歌各电，以此事应由中国督同藏番，与英立约，不应径由英与藏番立约，嘱尊处切勿画押。兹接来电，英员已逼令藏番画押，仍希坚持勿画，并将一切情形，详速电复。”^[97]在清政府的坚持之下，有泰拒绝代表清廷在条约上签字画押，使《拉萨条约》成为一个未经清中央政府批准的非法条约。英军从拉萨撤军以后，英国政府批准了这一条约，并做出了一些象征性的让步：将军事赔款降为250万卢比，将对春丕的占领年限改为3年，并废除了英国驻江孜商务代表有权进入拉萨的条款。清政府为了表明对西藏的主权，则宣布条约中的250万卢比军事赔款由中央政府进行赔偿，并派员和英国政府交涉，谈判修改《拉萨条约》以挽回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月，清政府任命外务部侍郎唐绍仪为全权代表，率领参赞梁士诒、张荫棠等人赴印度加尔各答，与英印政府就《拉萨条约》的修改问题进行谈判。唐绍仪代表清政府拒绝在《拉萨条约》上签字，强烈要求重新订立新约。谈判过程中，双方围绕清政府在西藏拥有“主权”还是“宗主权”的问题激烈争执，无法达成一致。见长时间谈判无果，唐绍仪先返回北京复命，留下张荫棠继续负责谈判。其间，英殖民政府甚至派遣驻江孜商务代表鄂康诺率领50余名英军前往日喀则，邀请当时名义上主持西藏地方政务的九世班禅到印度。班禅答复说：“我往印度不难，但须禀陈钦宪，奏知大皇帝殊照批准，方可起程，否则难以从命。”鄂康诺以若不成行，英军将攻掠扎什伦布寺相威胁，九世班禅被迫同意前往印度。九世班禅到达印度以后，英印政府极尽笼络之能，妄图诱使九世班禅出面搞所谓“西藏独立”。但九世班禅对英殖民政府的笼络与利诱予以坚决抵制，表现出其坚定效忠祖国的决心。英殖民政府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之下，只好允许九世班禅返回西藏。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僵持了一年有余的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改在北京继续进行。经过反复的会谈交涉，双方于4月27日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习称《北京条约》），条约正文有如下六款：

第一款　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英藏所立之约，暨其英文汉文约本，附入现立之约，作为附约，彼此允认切实遵守，并将更订批准之文据亦附入此约，如遇有应行设法之时，彼此随时设法，将该约内各节切实办理。

第二款　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

第三款　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英藏所立之约第九款内之第四节所声明各项权利，除中国独能享受外，不许他国国家及他国人民享受。惟经与中国商定，在该约第二款指明之各商埠，英国应得设电线通报印度境内之利益。

第四款　所有光绪十六、十九年中国与英国所定两次藏印条约，其所载各款，如与本约及附约无违背者，概应切实施行。

第五款　此约分缮英文、中文，业已细校相符，惟辩解之时，仍以英文为准。

第六款　此约须由两国大皇帝批准画押，自两国全权大臣画押之日起，限三个月在伦敦互换。此约中文、英文各缮四份，共八份，两国全权大臣画押盖印为凭。^[98]

从这一条约的具体内容来看，英国政府被迫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暂时放弃了妄图分割中国领土西藏的图谋，“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虽然清政府部分实现了力争西藏主权的目的，但英国也获得了自己所期冀的在西藏的利益及特权。在暂时无法立即侵占西藏的情况下，英国逐渐改变侵略策略，开始在西藏地方政府内部培植亲英势力。企图从内部对清政府的统治进行分化瓦解，以选择合适的时机，策划“西藏独立”。

英国第二次对西藏的侵略，引起了西藏地方局势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源于战争导致的清政府权威削弱以及治藏政策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西藏地方政府领袖十三世达赖喇嘛政治态度的变化。

光绪三十年（1904年）7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军攻入拉萨城的前夕出走内地，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流亡生活。十三世达赖喇嘛一行经藏北翻越唐古拉山，首先进入青海玉树以及柴达木盆地等地，受到当地蒙藏部落的热烈欢迎。在青海停留数日之后，又途经甘肃到达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准备谋求沙皇俄国的支持以对抗英国的侵略。但当时沙俄政府陷入日俄战争的泥潭之中，无暇顾及西藏。求援未果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蒙古滞留了一年有余，由于和当地的哲布尊丹巴活佛发生矛盾，十三世达赖喇嘛遂决定返藏。他于1906年10月返抵青海，谋划返回西藏。后经清政府通过青海地方多方安抚，又应诏赴北京觐见光绪皇帝。

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内地是在英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的一种无奈选择，负责指挥英军入侵西藏的荣赫鹏在进攻拉萨前夕给十三世达赖喇嘛写信道：“余奉命缔造之条约，一经达赖签字盖印，即立当撤出拉萨。”^[99]而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的原因就是既不愿和侵略者谈判，又无力进行抵抗。他表示：“眼下英军已逼近拉萨，意要与我会面。然而，我与洋人之观点行为截然不同，实不能聚首会谈。”^[100]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出走，也让入侵的英军一时间找不到谈判对手，对以后的形势变化也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另一方面，自英军入侵以来虽然西藏地方各界同仇敌忾，积极抗击侵略者。但是驻藏大臣有泰却处处打压掣肘，引起了西藏地方的极度不满。十三世达赖喇嘛认为这是有泰欺上瞒下，清廷不知内情的结果。他曾言：“远隔君门万里，偶欲有所陈奏，或为驻藏大臣阻遏，不得经达。”^[101]其出走内地，也有向清廷禀报西藏具体情况，揭发有泰卖国行径的意图。他在滞留库伦期间发给光绪皇帝的电报也说明了这一点，“由于西藏远离北京，同北京缺乏应有的联系，以及中国当局驻藏人员的罪过和无能，他只得到库伦亲自奏闻皇上。”^[102]

十三世达赖喇嘛私自出走，激怒了驻藏大臣有泰，他以事前不遵约束，临时昏夜潜逃为理由，将西藏政局的混乱以及英军攻入拉萨的主要责任推卸给十三世达赖喇嘛。有泰在奏章中说：

奏为达赖喇嘛兵败潜逃，声名狼藉……本年三月荣赫鹏进逼江孜，照会奴才前往。该达赖仍然狡执，不肯供支夫马，而阴遣署噶布伦喇嘛降巴丹增等前往交战。……及至英兵将抵前招，奴才当即传谕番官，令该达赖回布达拉山敬谨保护高宗纯皇帝圣容，并以好言宽慰，且行文知照各情，乃杳无回信，竟于六月十五日昏夜潜逃。询及僧俗番官，佥云不知去向。查旧案凡达赖上下山等事，均应译咨，以便据情入奏。该达赖违例远出，并未咨报，究竟有无狡谋，实难悬揣。迹其丧师违旨，跋扈妄为，若不严行纠参，实无以谢邻封而肃藩服。除电呈外务部，奏请褫革达赖喇嘛名号，并请将班禅额尔德尼前藏掌理黄教，兼办交涉事务外，相应将该达赖劣迹据实恭折缕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103]

清政府听信有泰一面之词，允准了有泰所奏“褫革达赖喇嘛名号，并请将班禅额尔德尼前藏掌理黄教，兼办交涉事务外”之请。清廷的决定，引发了西藏僧俗各界的强烈不满，也加大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裂隙。同时以班禅额尔德尼暂时主持西藏地方政务的决定，也引发了班禅、达赖两大活佛系统之间的矛盾。

清廷褫革达赖喇嘛名号在西藏地方引起巨大震动，噶厦政府和三大寺联名上书驻藏大臣，为达赖喇嘛辩解并请求朝廷恢复其名号。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抵达北京，并觐见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清廷恢复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尊号，并颁以金册一份，册封其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十三世达赖喇嘛向清朝最高统治者面陈藏事，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外国侵略西藏，中国政府为保护黄教和西藏安全应帮助西藏进行抵抗，保全藏地；二是西藏事务重大，事事通过驻藏大臣，每多误事，今后可否由达赖遇事直接向皇帝上奏。”^[104]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对第一点要求予以应允，十三世达赖喇嘛所提第二点要求则未予同意。决定，“所有事务依例报明驻藏大臣随时转奏，恭候定夺。”

十三世达赖喇嘛此次觐见虽然得以恢复名号，但是清政府固守“祖宗成法”而昧于边情，没有批准其“遇事直接向皇帝上奏”的请求，加大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间的裂隙。十三世达赖喇嘛所奏第一点虽然得到了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应允，但反抗外来入侵胜利的基础是祖国的强大以及中央、地方一致对外的决心。十三世达赖喇嘛进京之时，清政权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国力日衰的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覆亡在及。目睹这一切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清中央政府保障西藏地方安全的能力已经不抱太大期颐。从摇摆不定到决心改弦更张，他的政治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北京期间一改以往的仇英态度，反与英国方面建立起了密切联系，并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雍和宫会面商讨西藏问题。十三世达赖喇嘛表示：“过去发生不幸之事变并非本人初意，深望今后藏印两方永保和平友好之精神。”^[105]朱尔典也向十三世达赖喇嘛表达了英国谋求与西藏建立和平友好关系的愿望。十三世达赖喇嘛政治态度由仇英向亲英的转变，一方面是英国方面积极拉拢、利诱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其对清政府以及驻藏大臣极度失望所致。十三世达赖喇嘛甚至认为，与英国方面的会晤是“入京以来最有价值之成就”^[106]。此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裂隙越来越大，直至关系破裂，西藏政局难以收拾。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北京返回西藏。而在他流亡内地期间，西藏局势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这些变化的外部动因是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内部动因则是清政府为解决西藏危机而推动的治藏新政。清末，“西藏实行新政，和帝国主义国家侵略西藏、西藏形势出现危机、清政府在西藏施政发生困难有密切关系。”^[107]清末西藏推行新政，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就是清廷为了挽救颓势，摆脱统治危机而推行的变法图强运动。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严重的统治危机，清政府内部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谋求变法维新，以挽回颓局。清晚期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都是旨在革新自强、重振国威的重要改革活动。这些努力虽然最终均以失败告终，但它们也使得变法图强的观念深入人心，清朝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主动对政治、军事、经济等诸方面的管理体制进行变革。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慈禧太后在西安颁布了“预约变法”的谕令，揭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在当时内忧外患相伴而生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筹边改制活动成为清末新政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而筹边改制主要针对的就是西藏、新疆、蒙古等边疆地区，意图改变这些地区政令不畅，与中央政府离心离德的状况。进而稳固边圉，打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染指上述地区而进一步瓜分中国的企图。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颁行谕旨：

西藏为我朝二百余年藩属，该处地大物博，久为外人垂涎。近日英兵入藏，迫胁番众立约，情形叵测。亟应思患预防，补救筹维。端在开垦实边，练兵讲武，期挽利权而资抵御，方足以自固藩篱。……并将有利可兴之地，切实查勘，举办屯垦畜牧，寓兵于农，勤加训练。酌量招工开矿，以裕饷源。……务即尽心筹画，不避艰难，竭力经营，慎重边圉，用裨大局。^[108]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派张荫棠前往西藏查办藏事，整顿西藏地方政务。同年，将昏聩无能的驻藏大臣有泰撤职查办，任命联豫为驻藏帮办大臣，后改任驻藏大臣兼帮办大臣。在张荫棠与联豫的共同推动下，新政得以在整个西藏地区推行，对地方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荫棠是清末一位视野宽广、阅历丰富的汉族官员，他曾历任清政府驻美使馆参赞以及驻美总领事、西班牙代办等职，有丰富的洋务办理经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以参赞身份随同唐绍仪赴印度，参加与英印政府就《拉萨条约》修改问题进行的谈判，开始涉足西藏事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上奏清政府外务部《请速整顿藏政收回政权》电文。在电文中，张荫棠指出：“我国整顿藏事，迟早皆应举办，今事机迫切，尤为刻不容缓。拟请奏简贵胄总制全藏，一面遴派知兵大员，统精兵二万，迅速由川入藏，分驻要隘。所有一切内政外交，均由我国派员经理，并次第举行现办新政，收回治权。其达赖、班禅，使为藏中主教，不令干预政治。俟布置既定，逐年递减兵额，以节靡费。”^[109]张荫棠其后又连续致电外务部，指出西藏事务关乎全局，尤其对青海、四川等毗邻地区影响甚巨。“（西藏）为川滇秦陇四省屏蔽，设有疏虞，不独四省防无虚日，其关系大局实有不堪设想者，”^[110]并再次重申：“整顿西藏，有刻不容缓之势矣。”^[111]

亟待解决的西藏问题迫使清政府启用了对藏事颇有见识的张荫棠。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清政府命其以五品京堂候补前往西藏查办事务，并赏给副都统衔。张荫棠抵达拉萨以后，立刻着手开始在西藏实施新政，其具体内容包括“一设官、一练兵、一屯垦、一开矿、一通商、一建学”^[112]。清政府对张荫棠的西藏新政寄予厚望，下诏批复：“西藏为川蜀藩篱，与强邻逼处，而地方广漠，番民蒙昧。举凡练兵、兴学、务农、开矿、讲求实业、利便交通。以及添置官吏、整饬庶政诸大端，均应及时规划，期于治理日益修明。”^[113]

造成清末西藏危局最主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对我国领土的觊觎与侵略，以及清政府的软弱无能。这种软弱在西藏地区的具体表现就是清廷驻藏官员腐败无为，致使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离心离德，中央政令难以推行。有鉴于此，张荫棠的西藏新政将整顿吏治放在了首位。张荫棠多次电奏中央政府，历陈西藏吏治怵目惊心的积弊与腐败，尤其对前任驻藏大臣有泰等人尸位素餐、卖官鬻爵的恶劣行径进行了揭发。在张荫棠的大力推动下，有泰以及前藏游击刘文通等大批中央政府驻藏官吏被查办、严惩，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噶伦彭错旺丹以及乃穷寺（箭头寺）护法曲吉等人也被惩处。

张荫棠认为，清政府之所以在西藏出现统治危机，与其在西藏地方推行的行政体制密切相关。欲改变西藏局面，就亟须变革西藏政教合一的管理体制。他建议：“拟达赖、班禅优加封号，厚以岁俸，照旧制复立藏王体制，视达赖专管商上事，而以汉官监之。拟特简亲贵，为西藏行部大臣，体制事权用王礼。设会办大臣一员统治全藏，下设参赞、副参赞、参议、左右副参议五缺，分理内治、外交、督练、财政、学务、裁判、巡警、农工商矿等局事务。”^[114]此后，张荫棠还计划设置交涉、督练、盐茶、工商、财政、路矿、学务、农务、巡警九局，作为在西藏地区推行新政的具体执行机构。他还意图在亚东、阿里、江孜、工布、察木多、扎什伦布、巴塘等地，酌设道府同治以督率西藏地方官吏的治理，并建议每有番官之地，均应设汉官一员。可见，张荫棠藏事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以集中事权、统一政令为手段，进而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控制。

为了加强西藏百姓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张荫棠还主持编纂并翻译了《训俗浅言》以及《藏俗改良》两本宣扬儒家伦理的小册子，在西藏民众中广为发行。力主改革那些他认为的不合情理的风俗习惯，希望用儒家经典、纲常大义加强西藏民众对清政府的认同。

张荫棠在西藏推行的一系列措施，总的出发点在于加强巩固清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以抵御英、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对西藏的侵略与渗透。但这些政令的推行需要以中央政府强大的军事与政治控制能力作为保障。当时日薄西山的清政府显然已经不具备强力推行新政的实力，所以新政的推行阻力重重、步履维艰。而且新政之中对藏俗的改良，明显背离当时西藏地方实际，遭到西藏僧俗大众的极力反对。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张荫棠受命赴西姆拉与英印代表谈判《西藏通商章程》。在他离藏之时，他所建议的治藏诸策大多尚未来得及付诸实施，在西藏推行新政的任务落到了驻藏大臣联豫身上。

张荫棠离藏之后，联豫为了实现通过新政而“固我主权”的目的，“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教等五个方面实施其新政方案。”^[115]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联豫向清中央政府呈报了《详陈藏中情形及拟办各事折》，将张荫棠所提新政主张进一步细化。“政治方面：裁撤驻藏帮办大臣，设左、右参赞；裁撤粮员，改设理事官及驻地委员；革新驻藏大臣衙门组织。经济方面：开矿、造币、通邮。军事方面：编练新军、设督练公所；创设巡警总局。外交方面：开埠通商，自办亚东、江孜、噶达克税关；筹设驻外领事官。文教方面：创办白话报，设立印书局；设学务局，兴办新学；开办汉、藏文传习所。”^[116]联豫清醒地认识到推行新政旨在将西藏地方的治理权收归中央政府的驻藏机构，这势必会激起西藏地方势力的强烈反对。新政的推行必须辅之以强有力的武力保障，而要抵御帝国主义列强对西藏的侵略同样也亟须加强这里的驻军力量。联豫认为“计惟有先行练兵，以树声威，而资震慑”^[117]，其他新政才能陆续举办。联豫提出：“拟照练兵处新的章程，练兵6000人，以1000人驻察木多，因其地为入藏通衢，川滇商旅会集之所；以3000人驻前藏，以2000人分驻靖西、后藏、江孜等处……考虑内地兵丁不愿来藏，若尽用藏民，又恐不足深恃……拟用汉人六成，用达木及三十九族之人四成，凡排长均用汉人充当。”^[118]在联豫的征募下，西藏地方很快编练了一营新军及卫队。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控制，联豫还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以“保商固藏”的名义奏调“四川候补道钟颖为协统，率兵一浑成协入藏”^[119]。清政府很快批准了联豫所奏，派遣钟颖率川军进藏驻防。

张荫棠、联豫在西藏推行的政策是清末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新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清政府为应对统治危机而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体制革新活动。新政在西藏初推行之时，恰逢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内地，西藏地方政府群龙无首之际。所以，诸多削夺西藏地方权力以加强中央控制的措施所遇阻力不是很大。但新政中拟在西藏地方实行“政教分离”等项内容，显然是达赖喇嘛等西藏地方上层所难以接受的。尤其派遣装备精良的川军入藏驻防，对西藏地方政府而言更是一个莫大的威胁。在西藏地方政府与清中央政府逐渐离心离德的情况下，双方围绕以上问题产生矛盾难以避免。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钟颖率川军1000余人由成都向西藏开拔。当时尚在返藏途中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接到噶厦政府密报后，立即下令藏军在川藏交界处的昌都等地设防，拦阻川军，同时“还积极与英、俄等国联系，企图借助外部力量来阻止川军入藏”^[120]。然而，钟颖所率川军是一支编练有素的新军，装备落后的藏军与之交战一触即溃。因为驻藏大臣联豫是川军入藏的倡议者，随着川军的步步推进，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与联豫的关系日趋恶化。噶厦政府的噶伦夏扎在当年十二月以西藏僧俗大会的名义控告联豫，要求撤换驻藏大臣，并停止了对驻藏大臣的供给。十二月十二日，十三世达赖喇嘛由西宁塔尔寺取道柴达木终于返抵拉萨，受到了西藏各界的隆重迎接。驻藏大臣联豫也率部下加入了迎接的队伍，十三世达赖喇嘛却对其视而不见。联豫因此恼羞成怒，以十三世达赖喇嘛夹带私运俄国军械为借口，“亲赴布达拉检查，未获，复派员往黑河查验达赖之行李。翻箱倒箧，搜检殆遍，未获枪械，而各物被检验军队乘间携去者颇多”^[121]。十三世达赖喇嘛随即也采取了报复行为，下令停止向驻藏大臣供应粮食、柴草、劳役等。联豫的处置失当导致西藏地方政府与清中央政府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

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长驱直入的川军已经进抵拉萨城下。川军入城前夕，迫于无奈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将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请到布达拉宫进行会谈。“达赖喇嘛应允：一、将各处阻兵番众，立刻调回；二、渥荷朝廷封赏，咨请奏谢；三、仍尊重联大臣，一切供应照常规复。温宗尧为了安抚达赖喇嘛，也应允了四事：一、川兵到日，自必申明纪律，维持安宁秩序，不致骚扰地方；二、诸事均和平办理；三、达赖固有教权，不加侵损；四、决不杀害喇嘛，以昭信守。”^[122]二月十二日，川军开始进入拉萨，联豫派自己的卫队列队迎接。却不料爆发了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冲突，川军击毙了一名藏籍巡警，大昭寺的济仲喇嘛也在冲突中不幸身亡。拉萨局势开始失控，联豫的卫队甚至向布达拉宫开枪射击。十三世达赖喇嘛惊恐之下携数名属下出逃印度，向英国求助。驻藏大臣联豫奏请清廷革除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并另觅灵童替代。清廷迅速做出反应，下达了褫夺十三世达赖喇嘛名号的诏书，并对其所作所为严加指斥。诏书中指出：

西藏达赖喇嘛阿旺罗布藏吐布丹甲错济寨汪曲却勒朗结，夙荷先朝恩遇，至优极渥。该达赖具有天良，应如何虔修经典，恪守前规，以期传衍黄教。乃自执掌商上事务以来，骄奢淫逸，暴戾恣睢，为前此所未有。甚且跋扈妄为，擅违朝命，虐用藏众，轻启衅端。光绪三十年六月间，乘乱潜逃，经驻藏大臣以该达赖声名狼藉，据实纠参，奉旨暂行革去名号。迨该达赖行抵库伦，折回西宁，朝廷念其远道驰驱，冀其自新悛改，饬由地方官随时存问照料。前年来京展觐，赐加封号，锡赉骈蕃，并于起程回藏时，派员护送。该达赖虽沿途逗留，需索骚扰，无不量予优容，曲示体恤。宽既往而策将来，用意至为深厚。此次川兵入藏，专为弹压地方，保护开埠，藏人本无庸疑虑。讵该达赖回藏后，布散流言，藉端抗阻，诬诋大臣，停止供给。迭经剀切开导，置若罔闻。前据联豫等电奏，川兵甫抵拉萨，该达赖未经报明，即于正月初三日夜内潜出，不知何往。当经谕令该大臣设法追回，妥为安置，迄今尚无下落。掌理教务，何可迭次擅离？且查该达赖反覆狡诈，自外生成，实属上负国恩。下辜众望，不足为各呼图克图之领袖！阿旺罗布藏吐布丹甲错济寨曲却勒朗结，著即革去达赖喇嘛名号，以示惩处。嗣后无论逃往何处，及是否回藏，均视与齐民无异。并著驻藏大臣迅即访寻灵异幼子数人，缮写名签，照案入于金瓶，掣定作为前代达赖喇嘛之真正呼毕勒罕，奏请施恩。俾克传经延世，以重教务。朝廷彰善瘅恶，一秉大公，凡尔藏中僧俗，皆吾赤子。自此次降谕之后，其各遵守法度，共保治安，毋负朕绥靖边疆。维持黄教之至意。^[123]

十三世达赖喇嘛出逃印度以后，清廷迅速做出的褫夺其名号的决定，将其直接推入了英帝国主义的怀抱。此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开始谋求西藏的独立，与清朝中央政府越行越远，这也使得民国时期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成为中央与西藏、青海与西藏关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对此，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头子荣赫鹏曾感慨：“世事之翻云覆雨，变化不测，宁有甚于此者？……百五十年来，吾人（英）向彼（藏）所求而不得者，彼今自动向我要求。”^[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