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列强对西藏的侵略与觊觎-近代青藏关系研究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西方列强就已经将侵略的图谋指向了我国西藏。17世纪，英国殖民主义者完全控制印度以后，便以“东印度公司”为依托，实施向北推进的战略，开始蚕食鲸吞与我国西藏毗邻的国家和地区。“1814年（清嘉庆十九年），英国发动了对廓尔喀（今尼泊尔）的战争，签订了《塞哥里条约》，割占了廓的大片领土；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又强迫哲梦雄（今锡金）签订了《梯塔亚条约》，取得了对哲的控制权，并于1835年强行租借大吉岭，在喜马拉雅山下布下了一个战略据点；1826年（道光六年）英国占领印度阿萨姆后，出兵侵夺与之相邻的不丹山口，同时又不断地向我国珞隅地区展开蚕食活动。”^[62]

英帝国主义的殖民活动，严重威胁到西藏地区的安全，清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清醒地认识到西藏领土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光绪三年（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力陈西藏的危机形势：

英既占东、南、中三印度之半，窥伺后藏久矣。从前为布鲁克巴、廊尔喀之中界哲孟雄部大山所阻，山极险峻，中通一线。道光年间，哲孟雄属英，此山已为英所据。前二十余年，海道未甚通，印洋烟入川，即由此路。彼若此时将山开凿，即可长驱入藏，幸尚有布鲁克巴、廊尔喀界连前后藏，足为我藩篱。查布鲁克巴全境不丽印度、廊尔喀兵力颇强，前此英人并吞印度，未能侵其寸土，至今惮之。现在英人通藏，必由此道，此二国足与为难。若将该两国极力羁縻，绝英人近交之计，则西藏不失要隘，我得自固藩篱。……今若不将布、廓两国极力笼络，英人必设法相与连和，则西藏一无屏蔽，而川省门户遂失，……所关非浅。……今廊尔喀本遵例入贡，臣服惟虔。惟布鲁克巴久未贡献。……密饬驻藏大臣设法修好于布鲁克巴，阴为外助，则自可以伐英人入藏之谋，此必然之势。^[63]

丁宝桢的这个奏折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给予高度评价，称其“深谋远虑，亦目前之要策”。然而，清廷当时已经自身难保，更无力经营不丹、尼泊尔等曾经的藩国。驻藏大臣也尸位素餐，听任事态发展，毫无作为。英国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来自清廷的阻力便控制了包括不丹、锡金（哲梦雄）、尼泊尔（廓尔喀）、拉达克等广大区域在内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地区。在完成对西藏的包围布控之后，开始直接在西藏地区实现侵略的野心。

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除了通过这些条约攫取大量利益之外，还获得了在中国“传教”“通商”“游历”等特权。如1876年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中，便设有关于同意英人入藏进行考察的专款，该条约中有如下规定：

现因英国酌议，约在明年派员，由中国京师启行，前往遍历甘肃、青海一带地方，或由内地四川等处入藏，以抵印度，为探访路程之意。所有应发护照，并知会各处地方大吏暨驻藏大臣公文，届时当由总理衙门察酌情形，妥为办给。倘若所派之员，不由此路行走，另由印度与西藏交界地方派员前往，俟中国接准英国大臣知会后，即行文驻藏大臣查度情形，派员妥办照料，并由总理衙门发给护照，以免阻碍。^[64]

《中英烟台条约》的此项条款洞开了西藏的大门，根据列强间“机会均等”的原则，俄、美、法等国也获取了同样的权利。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打着“传教”“通商”“游历”的幌子，派员入藏刺探情报，秘密测绘图纸，俟机进行武力入侵。当时的一位英国“探险家”霍尔德希便在其著作中赤裸裸地披露其名为“探险”的行为，实则是为英国与俄国争夺西藏领土做准备，“我们已有足够的材料说明东部西藏的一般情况。……不容怀疑的西藏的许多财富都在这里——所谓财富并不只是某些原始野蛮的艺术和工艺品，而主要的是无穷的矿产。……从中国或者远一点的满洲即可到青海。而由青海到东部西藏是很容易的。俄国占领满洲后，即能对全部中国西部有绝对优势的影响，而这就必然引到对靠近青海的无人地对东北部西藏逐渐蚕食和占领。”^[65]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觊觎之心，清政府限于条约的规定，只能放任不管，甚至要派兵保护，以免引发这些入藏者与当地民众的冲突。丁宝桢在奏折中就透露了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形——“至川省打箭炉以致前后藏中间八九千里，尽属番夷部落。夷性反复，日后该洋人来往彼地，无论自彼至藏或自川至藏，阻拦之处必多。臣惟先行严饬塘务各委员，遇有洋人由川赴藏，必婉词劝阻，阻之不听，则设法随时保护，并知照驻藏大臣妥为办理。”^[66]

与朝廷对洋人入藏仅仅是“婉词劝阻”不同，列强种种名义的入藏行为遭到了西藏地方的坚决反对。噶厦政府表示：“如果外国之人开端入藏，无论由藏属上下南北何路而来，即用善言温谕，斟酌劝导，若能听从转回则可，不然小的阖藏僧俗大众，纵有男绝女尽之忧；惟当复仇抵御，永远力阻，别无所思。”^[67]“洋人无论从东、南、西、北任何地方来，我等均不会让其进入藏区。”^[68]发动西藏僧俗百姓对各国“探险家”进行截堵，“藏中番众一闻洋人入境，哗然聚兵拦阻，情势汹汹。”^[69]在西藏地方僧俗大众的阻止下，列强入藏屡屡受挫。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英国与清政府签订《中英缅甸条约》，在清政府承认英国侵占缅甸的前提下，英政府在派员进入西藏的问题上做了一定让步。该条约第四款规定：“烟台条约另议专条派员入藏一事，现因中国察看情形，诸多窒碍，英国允即停止。至英国欲在藏、印边界议办通商，应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导。振兴商务如果可行，再行妥议章程；傥多窒碍难行，英国亦不催问。”^[70]

英国的暂时让步，并不意味着其放弃了对西藏的野心。不久，英国便以西藏地方在隆吐山设卡为由，悍然发动侵略战争，武装入侵西藏。

隆吐山位于西藏与不丹、锡金的交界之处，属西藏地方的热纳宗管辖。这里地势险要，是由喜马拉雅山南麓进入西藏的必经之地。英国殖民主义者控制锡金以后，就准备以其为跳板，进一步入侵西藏。面对英殖民主义者的昭然野心和步步紧逼的形势，西藏地方当局准备在险要之地“修筑碉堡战壕”，一致对付“英吉利族”。为此，西藏地方政府在拉萨召开了僧俗扩大会议，讨论当前的形势并制定应对措施。会议通过了《抗英卫教守土神圣誓言书》，决定动员驻扎在西藏各地的藏军并由各大寺院组织僧兵，由精干将领统辖前往边界驻守。同时，动员西藏僧俗各界，筹集武器弹药，征集粮草辎重，保障军需物资。在被誉为“通藏咽喉”的隆吐山设卡驻军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必然选择。于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7月，西藏地方政府在隆吐山上“新建防堵人等居住房屋以及围墙”，并由江孜汛派出200名藏军“就近防堵，以期各保疆土”^[71]。

隆吐山是我国固有领土，西藏地方政府在这里设卡驻军既是防范英军入侵的需要，也是对我国领土主权的一种宣誓。西藏地方政府在给驻藏大臣文硕的公禀中便阐述了这种正当性与必须性，其理由是：

查大吉岭实系哲孟雄所辖地境，不但均被英人侵占，复敢越界屡次开设市面，新建铺房，修路造桥，种种恃强恶霸，横肆异常。去岁又复多方寻衅，以致大众志切同心，议定永远力阻，遂于险要关口，新建防堵人等住歇房屋，安设官兵，责成各该处大小营官头目百姓等经营……。情由去岁屡据哲孟雄部长及头目人等由帕克里营官二人禀报，外国英人拟定限期进藏礼佛，务准畅行，无得阻拦，如能照办，即无庸议，不然定即带兵进藏等因，节次来禀，甚为紧急。^[72]

藏军在隆吐山的设卡驻防引起了英殖民当局的激烈反应，英驻华公使华尔身爵士立即与清总理衙门进行交涉，指责西藏地方在“边界外距大吉岭相近百里地方，建立炮台，意在阻止通商。在英国不难将其炮台毁去，但本国亦不愿多事，请行知驻藏大臣转饬藏番，不可妄为”^[73]。这时英国尚承认隆吐山是中国领土，“边界外距大吉岭相近百里地方”。到了第二年，华尔身再次向清总理衙门交涉时，颠倒黑白，污蔑“藏军踞守西金地方，中国朝廷似有漠然之势，惟有刻即调兵驱逐出境”，并威胁道：“若西藏兵丁不肯受屡次谏劝之语，仍在界外踞守地方，则五印度节度大臣（印度总督）势不得已，惟有自行设法，迫令退出……决不容番兵在彼守冬，迟即驱逐。”^[74]

清廷根本弄不清楚远在万里之外的隆吐山的归属问题，又惧怕再次与英国发生战争。立刻传谕西藏地方从隆吐山撤兵，并指责“藏番越界驻兵，本属另生枝节，授人以柄，倘再迁延不撤，开衅即在目前”^[75]。撤兵要求遭到了西藏地方的坚决反对，他们向驻藏大臣禀陈撤兵的后果，“隆吐山为藏中门户，倘一退让，势若开门揖盗。自古及今，可有以疆域门户让人之理乎”^[76]，并且要求清廷“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该英使，今将向所侵占藏南哲孟雄、布鲁克巴各部落之地，一概退出，撤毁铁索桥，以正疆界，方为正办”^[77]。驻藏大臣文硕也向清廷奏报，隆吐山确凿无疑是中国领土，“今考地图，热纳实在隆吐山南，正与哲孟雄、布鲁克巴三角接壤交界处。据此，则唐古特（西藏）未成越界，更为可信。”因此不赞成撤兵：“令其与疆域门户让人，藏番又安肯从事？抑且无理可说。此令撤卡之所以尤难威迫也。”^[78]

而此时的清廷忌惮于英国的军事恫吓，只想尽快平息争端，避免中英之间再次爆发战争。一味逼迫西藏地方妥协退让，已经毫无主权和领土意识。先是提出“英人考究地界甚精，必不妄称日纳（热纳）以内为外”，为了迅速平息事端，宁可将领土主权拱手相让。甚至直接斥责驻藏大臣文硕，令其督促藏军迅速从隆吐山撤兵，清廷晓谕文硕：

隆吐设卡一事，前经叠谕文硕，令其开导藏番赶紧撤卡，以为保全该番之计。朝廷于此事权衡利害，度势审机，筹之至熟。前寄升泰电旨，业经详谕。文硕于此事筹及军旅，殊属昧于事情，不顾大局。所请会议之处，著毋庸议。目下事机紧迫，无论隆吐属藏属哲，将来自可辩明，现在总以撤卡为第一要义。升泰未到以前，文硕责无旁贷，仍著懔遵叠次谕旨，剀切劝谕，迅速撤卡。即令印兵已到，强弱势殊。藏中番兵，不可与之接仗。至我兵驻藏无几，尤宜严加约束，毋得稍有干涉致生枝节，将来难于转圜。^[79]

清总理衙门的电令中更是直接明令：“无论是否藏境，速将隆吐兵房撤退，仍守旧处，如再固执肇衅，咎将谁执？”^[80]

清廷一味只想迅速平息事端，而不顾西藏地方的切实权益，甚至将反对撤兵的文硕解职，由升泰接任驻藏大臣一职。但西藏地方态度仍非常坚决，“就使目下有莫大祸患”也拒绝从隆吐山撤兵。

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年底，英国已经在边界集结了2000余人的军队，做好了武装入侵西藏的准备。光绪十四年（1888年）正月开始，英军数次进攻隆吐山，但遭到藏军的坚决抵抗。战争之初，藏军凭借有利地形，给英军以沉重打击。但英军依托先进的武器装备，很快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炮兵，藏人视为最大劲敌，故英军炮弹坠裂藏军中央，全队立乱，溃走不遑，退至一高地，暂期堵御，复为英人所破。”^[81]英军最终攻占了隆吐山，并进一步占领了纳塘。西藏地方群情激愤，开始动员一切力量抵御英军的侵略。然而，新任驻藏大臣升泰到任后，极力压制西藏地方的抗英热情，“复饬江孜守备及统领番军噶布伦严束藏兵，不准妄动。”^[82]清政府的压制打击了藏军士气，也干扰了藏军的军事部署。英军得以从容推进，并在捻那、都纳之战中击败了藏军。驻藏大臣升泰亲赴前线与英国代表议和，并竭力“开导藏番”撤兵，放弃抵抗。

经过一年多的反复磋商谈判，光绪十六年（1890年）3月，时任驻藏大臣的升泰代表清政府和英印政府签订了《中英藏印条约》。同年7月，清政府使英大臣薛福成在伦敦与英国政府交换批准。条约全文共计八款，具体内容如下：

（一）藏、哲之界，以自布坦（不丹）交界之支莫挚山起，至廓尔喀边界止，分哲属梯斯塔及近山南流诸小河，藏属莫竹及近山北流诸小河，分水流之一带山顶为界。

（二）哲孟雄由英国（一国）保护督理，即为依认其内政外交均应专由英国（一国）径办；该部长暨官员等，除由英国经理准行之事外，概不得与无论何国交涉来往。

（三）中、英两国互允以第一款所定之界限为准，由两国遵守，并使两边各无犯越之事。

（四）藏、哲通商，应如何增益便利一事，容后再谈，务期彼此均受其益。

（五）哲孟雄界（界）内游牧一事，彼此言明，俟查明情形后，再为议订。

（六）印、藏官员因公交涉，如何文移往来，一切彼此言明，俟后再商另订。

（七）自此条款批准互换之日为始，限以六个月，由中国驻藏大臣、英国印度执政大臣各派委员一人，将第四、第五、第六三款言明随后议订各节，兼同会商，以期妥协。

（八）以上条款既定后，应送呈两国批准，随将条款原本在伦敦互换，彼此各执，以昭信守。^[83]

通过这个条约，原为清廷藩属的哲孟雄（今锡金）正式脱离中国而变为英国手中的保护国；通过重新划定西藏与哲孟雄的边界，英国进一步蚕食了原属于西藏的隆吐、捻纳至则利拉一带的我国领土。条约的签订，为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进一步侵略铺平了道路。在这以后，中国政府又与英印方面就该条约第四款所规定的藏、印通商问题进行了为期将近三年的谈判。光绪十九年（1893年），中英双方在大吉岭签订了《英、藏通商、交涉、游牧条约》（《中英藏印续约》）九款，其核心内容为：开放西藏边境的亚东为商埠；准许英国在亚东地区设置商务公所一处并派员驻扎；藏印之间往来贸易免税五年；限制中国西藏人民在哲孟雄的传统游牧权利，若藏人仍在哲孟雄游牧，则须依英国所制定的游牧章程办理。^[84]通过这一条约，英国在中国西藏地方取得了开埠通商的特权，为其经济侵略提供了合法依据。

英殖民主义者入侵西藏攫取了大量利益，沙俄等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也不甘落后，纷纷将其侵略势力深入到西藏地区。晚清时期，就有人撰文论述：“俄人之窥藏也，非一日矣。乃者遂有俄兵入藏之警告。累年以来，俄人入藏者肩背相望，查勘矿产，测量地势，举动至为叵测。……西藏者，俄与英必争之地。英人得之，可以御俄；俄人得之，可以制英，其关系至为重大。故俄人经营藏事，惟恐英人着我先鞭。……西藏其为英、俄角逐只战场矣。呜呼！大盗伺门，已愈十载，今已入室发箧，主人乃惊顾错愕，何见其事之晚也。”^[85]这一论述切中时弊，沙皇俄国不甘心英国单独在西藏获利，也开始加紧实施对西藏的渗透与侵略活动。

与英殖民主义者的伎俩相同，沙皇俄国对西藏的入侵也是以“考察”“游历”为先声的。通过一系列有组织的“考察”活动先熟悉西藏情况，刺探和搜集相关情报，为军事入侵做好充足准备。“从19世纪50年代起，沙俄以‘探险’、‘学经’、‘传教’等名义，不断派遣间谍分子向藏区渗透。1870至1884年间，沙俄总参谋部考察队先后4次到我国青海果洛和藏北那曲地区，考察青藏高原的地质、水文、物产及民族概况；1888至1890年间，派出间谍分子彼甫佐夫等人潜入藏北地区绘制地图；1899至1901年间，又派遣间谍分子科兹洛夫进入昌都北部和德格藏区摄影、拍照。”^[86]与此同时，沙俄间谍还积极培植西藏地方亲俄势力，扩大其在西藏地方政权内部的影响力，以进一步割裂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由于俄国里海北岸、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蒙古族，额尔古纳河以西、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布里亚特蒙古族都信仰藏传佛教，与西藏关系密切，俄国为了加强对这些地方的控制，利用宗教的影响力争取向心力，努力寻找机会进入西藏。”^[87]1898年，通晓俄、蒙、藏三种文字的俄国间谍德尔智以宗教身份作掩护潜入了拉萨。他四处活动，甚至充任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侍讲（副经师），混迹于西藏统治集团的最高层。他利用这一特殊身份，积极向达赖喇嘛灌输亲俄思想，挑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在英帝国主义入侵时清廷的不作为导致西藏地方对其不满，沙俄充分利用了清廷与西藏地方这一矛盾，成功地进行了离间，加深了西藏地方与清廷的间隙。在其蛊惑之下，达赖喇嘛甚至错误地认为“英国将来侵略西藏可畏，中国政府不足赖，惟俄罗斯是唯一保护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达赖受俄僧次安尼堪布（德尔智）之蛊惑，私遣外部长官大喇嘛赴俄，上俄皇以‘护法皇帝’之号，并贡方物。由此，俄人势力深植于西藏。”^[88]英军第二次侵藏之时，达赖喇嘛私自逃往内地，并在德尔智唆使下流亡外蒙古，“吁求沙俄对西藏‘实行保护’，由于清政府的严密防范，这一阴谋才未得逞。”^[89]

英国与沙俄对西藏的侵略与渗透加剧了清末西藏地方的动荡局面，也引发了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激烈矛盾冲突。双方为了满足各自利益，实现各自图谋，多次进行谈判，在彼此力量相对均势的条件下实现暂时妥协。双方从各自的战略利益出发，勾结起来对西藏等地区进行了利益瓜分。最终于1907年8月在俄国圣彼得堡缔结了《英俄协约》，协约由《序言》《波斯协定》《阿富汗协定》《西藏协定》四部分组成，标志着英、俄两国完成了对上述地区的利益瓜分。其中，《西藏协定》规定了英、俄双方此后对于西藏地区的政策框架，也确认了双方在西藏地区的基本侵略权益。该条约主要有以下五款内容：

第一款：两高级缔约方应允尊重西藏领土完整，对西藏内政不进行任何干涉。

第二款：俄国和英国遵照承认中国对西藏之宗主权原则，应允与西藏之来往只通过中国政府。但此项应允不排除英国商务委员同西藏当局直接来往，此为［西历］1904年9月7日英藏条约第五款所规定，并为［西历］1906年4月27日英中条约所确认，此项应允也不更改英中两国在上述1906年条约第一款中所作承诺。当然还约定，无论信奉佛教的俄国臣民，还是英国臣民，仅仅出于宗教原因，均可同达赖喇嘛以及西藏佛教其他代表人物直接来往。俄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应允：他们将决定不容许此种来往违反本协定所作有关规定。

第三款：俄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各自应允不向拉萨派驻代表。

第四款：两高级缔约方应允在西藏不为本国或本国臣民谋求或获取铁路、道路、电报及矿山任何让与权或别项权利。

第五款：两国政府同意，西藏任何收入，无论实物，还是现款，均不得抵押或让与俄国或英国，或其臣民。^[90]

英俄《西藏协定》的签订，是英、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撇开清政府私下确定了西藏地位，是两国对西藏利益互相妥协下的分赃。英俄两国完全无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尤其将中国的政治管辖权歪曲为“宗主权”，妄图凭借一纸条约来否定中国对这一地区无可争辩的主权。这一条约暴露了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妄图分裂西藏，进一步策划所谓“西藏独立”，最终使西藏沦为殖民地的政治野心。英俄《西藏协定》既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践踏，也是对国际法基本准则的粗暴践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