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青藏关系分析-近代青藏关系研究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通过《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章程》等治藏法规，逐步完善了对西藏的统治措施，相继实施了“驻藏大臣”“金瓶掣签”等行之有效的具体政策，同时实现了中央在西藏地区的驻军。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密切而良好，清政府对西藏的治理卓有成效。然而，清中期以后，由于承平日久腐败丛生，清政府已经丧失了定鼎中国之初的那种生机与活力。鸦片战争以后，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清政府应对乏术，已经无力挽回统治的颓势。这一时期，除个别有作为者外，历任驻藏大臣也大都不思进取，地方政教事务“听任达赖喇嘛及噶伦等率意径行”，完全尸位素餐，难以掌控地方政务。更有个别驻藏大臣鱼肉地方，肆意妄为，加剧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矛盾。虽然《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以及《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章程》赋予了驻藏大臣代表中央行使职责，维护主权的权利，并且将其具体职责细化为法律条文。从制度规定上看，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督办西藏地方的行政、司法、财政、吏治等方方面面的政务，并直接掌握西藏的外交与防务。但制度的实施有赖于具体实施者的素质，驻藏大臣作为代表中央的封疆大吏是清政府治藏方针的具体执行者，一些驻藏大臣的碌碌无为导致很多条文无法落实到实处。这种弊端，清政府鼎盛之时，由于中央力量强大尚未完全暴露出来。鸦片战争以后，清廷软弱，统治风雨飘摇，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控制力也被一步一步削弱。与此同时，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觊觎与侵略下，西藏的地方统治集团也面临着从来未曾有过的严峻外部环境，西藏地方集团也内讧不断，并导致激烈的冲突，西藏地方政局动荡不休。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清廷派琦善出任驻藏大臣。琦善赴藏履职不久，就遇到了一件颇为棘手的难题，也就是以七世班禅为首的西藏上层僧侣向清廷控告担任摄政的二世策墨林活佛阿旺降白楚臣。

二世策墨林活佛阿旺降白楚臣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开始担任摄政，掌管商上（达赖喇嘛的办事机构）。在任摄政二十四年间，他还兼任了达赖喇嘛正经师、甘丹池巴等西藏地方最重要的职务。阿旺降白楚臣不但权倾一时，而且深得清政府赏识，“先蒙赐额尔德蒙额诺们罕名号敕印，又受敕封噶勒丹锡哷图萨玛第巴克什之名号，并赏还前辈的‘衍宗禅师’银印。随后清廷又在衍宗禅师名号内递加‘翊教’、‘靖远’、‘懋功’字样，又加赏达尔汗名号，并屡次颁给御书、匾额，以示鼓励和奖赏。”^[52]道光皇帝曾经评价阿旺降白楚臣“感激朕恩，在藏多年，办理政务，并管辖僧俗人等，甚属妥协，于地方诸臻安静”；并将其视为达赖喇嘛的得力臂膀，并“令伊妥办西藏事务，使达赖喇嘛经典熟习，能办事务，达赖若不用伊时，著驻藏大臣另行具奏请旨”。^[53]

阿旺降白楚臣声誉日隆，权利日重之时，却遭到了七世班禅等人的控告。由于控告者和被告者都是西藏地方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自然引起了清廷的高度重视。清廷命令驻藏大臣琦善会同七世班禅共同调查，《清实录》中记载：

兹据琦善、班禅额尔德尼等、逐款确切查明。该诺们汗原系微贱喇嘛因其熟习经咒，是以屡施深恩。乃该喇嘛不知感恩图报，胆敢心存傲慢，藐视达赖喇嘛。动辄贪婪，扰害藏内人民。且达赖喇嘛乃宗喀巴之徒，总领天下黄教，岂可为凶残所陵。该喇嘛如此胆大，可恶已极。兹据琦善会同班禅额尔德尼、查出该喇嘛实迹，已有旨著琦善、班禅额尔德尼、严审取供，照例定拟。因思黄教清高，岂容稍存残恶之渐，著理藩院将该喇嘛劣迹转行晓谕各呼图克图喇嘛等。务令恪守黄教之清规，诚遵宗喀巴之正教，咸以该喇嘛为戒。俾各知之。^[54]

依据阿旺降白楚臣的罪行，清廷“诏令将历得赐衔名号全行褫革，追敕剥黄名下徒众全行撤出，庙内查封，发往黑龙江安置。所有财产，查抄变价，赔修藏属各庙宇。旋命释回，交地方严加管束”^[55]。并决定由七世班禅额尔德尼担任摄政一职。

琦善通过查办阿旺降白楚臣事件，深切体会到西藏地方僧、俗管理的积弊。为了申明旧典，整饬西藏地方，琦善偕帮办大臣钟方向朝廷上奏了《酌拟裁禁商上积弊章程》二十八条，道光皇帝令理藩院对琦善所拟章程进行了逐条复议，并颁布实施。章程的要点如下：1.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其掌办之呼图克图，大臣照旧案仍用札行，不准联路交接，以庸政体。2.与廓尔喀、哲孟雄等外番交涉事，应请悉遵定例，无论事之大小，均呈明驻藏大臣代为酌定发给，不准私自授受。3.地方遇有不靖，无论唐古特所属及外番构难，均先详查起衅根由，是否由于官民债事激成，严行惩办，再行拟定。不准如前先用兵，冀图冒功。4.达赖喇嘛正副师傅不准驻藏大臣如前滥行保奏。5.达赖喇嘛年至十八岁，应请仿照八旗世职之例，由驻藏大臣具奏请旨，即行任事。其掌办之人（指摄政），立予撒迢。所有掌办印信，或照成案送京，或封贮商上，请旨遵行。不得仍有捺压专为掌办之人，以杜结纳。6.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出世，一经入瓶掣定，奉旨唯作呼毕勒罕，其父母应得庄园，即由商上拨给，不准藉放推延，以示体恤。7.嗣后掌办商上事务之人，不准保充正副师传及噶勒丹池巴，以昭限制。8.噶勒丹池巴请照后开旧规，于年久苦修深通经典喇嘛中保充，不准以呼图克图诺们罕充补，以滋但论职衔大小，不论品行高低之弊。9.掌办事务手下之札萨克喇嘛，只准其管本寺事务，不准丝毫干预商上公事。同其余喇嘛，均只准补其本寺之缺，不准补商上之缺，与占他寺差使。其商上当差之人，亦不准补掌办事务寺中之缺，庶界限得以划清。10.掌办事务之人，各有庄田、百姓，尽可役使，不准再用商上乌拉，以苏民困。其熬茶布施，应自出己资办理，不准交商上番目代办，以免商上贴补。11.掌办印信，存掌办之人寺中，其钥匙照旧交总堪布佩带，遇有文书，公同钤用；其商上办事中译，仍住公所，不准移赴掌办之人私寺，以免滋弊。12.掌办之人不准将商上田地、人民擅行给与寺院及送与亲友。各寺院亦不准向掌办之人私行呈请，将商上庄田赏作香火养赠。13.达赖喇嘛从前赏给世家及百姓田地，不准私行呈送及典卖与掌办寺院。违者追出归还商上，以杜贪营。14.商上仔仲喇嘛，应照嘉庆十一年奏定一百六十名定额，不准再有增益。应请俟该仔仲充当三年后，以七品执事及七品喇嘛营官补用。15.商上仔仲乏人只准向（商上属寺）拉木结札仓寺内挑取。16.重新规定西藏僧俗官员等第名额。17.订立僧官出缺后的调补升迁办法。18.订立俗官出缺后的调补升迁办法。19.凡六品以上僧俗官员及有关地方之七品营官升调，均应呈请大臣会同拣放。20.商上厨房供差及管门第巴等微职，则以达赖喇嘛之意，照旧办理。21.僧俗营官，各应归还本缺，不准互相侵占。22.明确规定各寺院堪布的拣补额数及任职资格。23.规定拉萨三大寺池巴补放额数和资格。24.规定补放噶丹寺池巴的资历以及升补办法。25.嗣后建修寺院，无论职分大小，必须遵守理藩院的定例，不准有碍民地、民房。26.番民争讼，分别罚赎，不得私议抄没。27.驻防官兵应用乌位，按品级应付章程办理，不准逾额。番目应用乌拉，按照官职大小定数应付，毋许增添。其番目族戚及跟役等，均不准擅用乌拉，以苏民困。28.唐古特番兵应照额挑补足数，以重操防。对于来藏贸易的外番，不许随意增添税额。^[56]

从以上《酌拟裁禁商上积弊章程》二十八条的具体内容来看，琦善一方面重申了《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章程》中对于驻藏大臣地位以及事权的规定，另一方面着手对摄政以及其他僧俗官员的权力进行限制，制定了周密而详细的铨选细则。这是继《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章程》之后又一部较为全面的治藏法规，也是清政府对治藏法规的最后一次完善。可以说，通过章程的制定，琦善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一方面，重申了驻藏大臣的权利，提振了驻藏大臣地位。另一方面，对摄政及其他僧俗官员权力限制以及铨选、递补资格的限定，有效地防范了摄政专权以及用人上的积弊。但是，《裁禁商上积弊章程》也放弃了一些驻藏大臣原有的权利，最重要的就是对达赖喇嘛商上财政的监督权以及驻藏大臣巡查边界、校阅营伍、操练藏军的权利。财权与军权是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管辖的重要内容，琦善放弃财政监督权及部分军权对以后西藏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后的驻藏大臣联豫就曾指出：“自琦善以兵权、财权尽付番官，驻藏大臣属下仅粮台及游击以下文武数员，制兵则久戍防次，习气甚深，由藏召募者且多亲附藏人，设有缓急，皆不足恃。”^[57]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七世班禅额尔德尼辞去摄政一职，经驻藏大臣奏请，清政府批准热振诺门汗阿旺益西楚臣坚赞任摄政，掌办商上事务。阿旺益西楚臣是位于今拉萨以北林周县境内的热振寺第三世热振活佛，清代史籍中记载为“哷征”。三世热振活佛担任摄政十年以后，咸丰五年（1855年）十一世达赖喇嘛年满十八岁，开始亲政。三世热振活佛辞去摄政一职，返回自己的寺院。但十一世达赖喇嘛仅亲政一年就不幸圆寂，三世热振活佛又再次被任命为摄政。

三世热振活佛担任摄政之时，西藏内部势力由于权力之争而导致内讧严重，而清政府自身控制力衰弱也难以进行有效调节。而此时，英帝国主义已经将侵略的魔爪伸入到西藏周边，并已着手将侵略的目标指向西藏。外部入侵的严峻形势加剧了西藏地方的政局混乱。

三世热振活佛第二次摄政以后，不能严格恪守《裁禁商上积弊章程》中的有关规定，对下人请托之事常常越过噶厦政府随意批示，为了争取民心又恩赏过滥，导致了首席噶伦夏扎·汪曲结布的极端不满，两人矛盾尖锐化之后，三世热振活佛寻机罢免了夏扎·汪曲结布的噶伦职务。后来，又借口夏扎·汪曲结布与廊尔喀王藏嘎巴都有书信往来，诬陷其与外藩沟通，图谋不轨。最终，夏扎·汪曲结布被噶厦政府捉拿，并软禁于杰齐寺。

被软禁的夏扎·汪曲结布不甘心失去权力，更不能接受通敌的罪名，在软禁期间积极联络与自己有特别供施关系的甘丹寺僧众，密谋推翻三世热振活佛，东山再起。

咸丰十一年（1861年），噶厦政府在哲蚌寺举行一年一度的“日扎”布施会。由于很多僧人事先没有得到通知，没有得到自己应有的一份布施，群情激奋下事端频出。夏扎·汪曲结布一方抓住这一时机，联合哲蚌寺、甘丹寺以及其他受其鼓动的僧俗官员，“成立了‘甘哲官仲基三方会议’组织，展开反对热振摄政的活动”^[58]。起事者首先将夏扎·汪曲结布从软禁地解救了出来，并由夏扎·汪曲结布主持召集西藏僧俗官员在大昭寺集会。集会时，夏扎·汪曲结布揭发了三世热振活佛对自己公报私仇、污构罪名等种种不端行为，决心联合民众促使三世热振活佛下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三世热振活佛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被迫逃入色拉寺中。

随着事态逐渐严重，驻藏大臣满庆开始介入。满庆委派粮务委员李玉圃等人进行事件调查。李玉圃等人在调查过程中“偏循哲蚌寺”，三世热振活佛的处境更加不妙。躲进色拉寺的三世热振活佛觉得已经无路可走，遂于同治元年（1862年）携摄政印信出逃青海，并由青海前往北京，向清廷申诉。满庆闻讯后，立即上奏清廷，请求查办三世热振活佛。清廷传谕：

哷徵哷图克图阿旺伊喜楚称嘉木参，自咸丰八年掌办商上事务，不思维持地面，辄因布施小事，激怒众僧。致与布赉绷噶勒丹两寺，互相仇杀，哷徵呼图克图一味负气，扬言已调果洛克野番来藏助战。布赉绷等两寺喇嘛，互相攻击，哷徵呼图克图见势力不敌，携带掌办商上印信图记潜逃，实属辜恩怙恶，有玷黄教。所有从前赏给阿旺伊喜楚称嘉木参慧能名号，广衍黄法阿齐图呼图克图敕印及黄缰等件，均著一并注销，不准再令转世。仍著理藩院衙门、沿边各省督抚、口外将军大臣蒙古王公、一体查拏究办，追出携带之掌办印信图记，送交西藏，以免招摇。达赖喇嘛公事紧要，既据藏中僧俗大众，公举已辞噶布伦汪曲结布堪以辅佐办理。著照满庆等所请，即以汪曲结布协理西藏事务，并赏给诺们罕名号。^[59]

这场权力之争，最终以夏扎·汪曲结布的获胜告终。三世热振活佛远赴北京申诉未果，不久便在京师病故。至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廷为三世热振活佛平反，将名号返还，批准寻访其转世灵童。这一事件也充分说明了清王朝对西藏无可辩驳的主权，以及当时西藏僧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正因如此，三世热振活佛才会远赴北京进行申诉，寻求中央政府的支持。

三世热振活佛出逃，导致了西藏政局的巨大震动，三世热振活佛一系僧俗官员被大量裁撤。三世热振活佛被革职以后，西藏地方宣布年仅五岁的十二世达赖喇嘛亲政，夏扎·汪曲结布如愿以偿地重返权力中心，经清廷批准以俗人的身份出任摄政。

夏扎·汪曲结布摄政期间，西藏政局基本稳定。但他任职期间，将其亲信甘丹寺夏孜扎仓堪布的襄佐贝丹顿珠提入噶厦政府，并委以重任，这为以后的变乱埋下了伏笔。夏扎·汪曲结布亡故之后，当时的驻藏大臣满庆上奏：“汪曲结布因病出缺，无人办理达赖喇嘛商上事务。查罗布藏青饶汪曲人甚明白，办事谨慎，为合藏僧众素所推服。若令该喇嘛办理商上事务，实于藏中事务有裨，著照所请。即著青饶汪曲敬谨办理商上一切事务，并赏给诺们罕名号。达赖喇嘛现在年幼，该喇嘛务当留心妥为照料，俟遇便再行颁给敕书。”^[60]在考察罗布藏青饶汪曲一段时间之后，理藩院奏请：“请将西藏商上原有承办藏务掌管黄教额尔德蒙额诺们罕印信一颗，颁给诺们罕罗布藏青饶汪曲。”“当经谕令将印信先行解交四川总督衙门封存，由景纹察看罗布藏青饶汪曲如能胜任，再行承领转交。兹据景纹、恩庆奏称、确查罗布藏青饶汪曲，协理商上事务，为僧俗等所深服。其才堪以胜任等语所有商上承办藏务掌管黄教额尔德蒙额诺们罕印信一颗。即著景纹等派员前赴四川总督衙门承领到藏，赏给罗布藏青饶汪曲祗领掌管。”^[61]后来，由于罗布藏青饶汪曲在平息瞻对事件中有功，清政府又赏赐其“呼图克图”名号印信一颗，称“德柱呼图克图”。

就在德柱活佛深得清廷信任之时，贝丹顿珠的地位也不断得到提升，1868年他担任了达拉喇嘛近侍基巧堪布。随着地位攀升，其政治野心也开始膨胀，贝丹顿珠开始剪除异己，扩充实力。最终，甚至将矛头指向摄政德柱活佛，阴谋夺取摄政之位。获悉贝丹顿珠所作所为的德柱活佛先下手剪除了贝丹顿珠的一些亲信党羽，并准备逮捕贝丹顿珠。贝丹顿珠闻讯立即逃亡甘丹寺，并在甘丹寺僧众的支持下对抗德柱活佛。甘丹寺出面调停未果后，爆发了甘丹寺与噶厦政府的战争，史称“甘丹战争”。这次战争以甘丹寺失败结束，贝丹顿珠死在逃亡的路上，甘丹寺僧众向噶厦政府请降，事件终得以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