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青藏关系及青海蒙藏部落畜牧业发展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清末民初青海东部地区回族、撒拉族起义不断，社会动荡，民生凋敝。而青海西部、南部广大牧区似乎并未受到大的影响，畜牧业经济在原有的轨道上缓慢发展。明清时期，青海地方经济中畜牧业经济仍占很大比重。康敷镕在其《青海志》中首次为我们提供了当时蒙藏部分部落具体的畜牧业生产数据：蒙古：青海郡王马千余，牛二千余，羊万五千余。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以后，清廷将民族贸易作为驭控青海蒙古诸部的一种有效手段。

清末民初青海东部地区回族、撒拉族起义不断，社会动荡，民生凋敝。而青海西部、南部广大牧区似乎并未受到大的影响，畜牧业经济在原有的轨道上缓慢发展。

明清时期，青海地方经济中畜牧业经济仍占很大比重。^[38]尤其对于青海蒙藏社会而言，畜牧业经济更是其一枝独秀的主导产业。明末，和硕特蒙古进入青海牧区以后，之所以能够成为青藏高原的霸主，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畜牧业的稳定发展所奠定的雄厚经济实力。罗卜藏丹津反清失败后，清军“获军器、驼马、军帐无算”^[39]，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罗卜藏丹津之所以敢于公开与清政府抗衡，凭借的不仅是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长期积累的物质基础。罗卜藏丹津事件之后，蒙古各部逐渐衰落，各藏族部落却因此减轻了对蒙古各部的人身依附程度及赋税，为其振兴、发展创造了条件，出现了“边境晏然，牛羊遍野”的兴旺景象。据相关学者估计，清中期时，青海牧区马、牛、羊总数约有350万头（只）。^[40]蒙藏民族分布格局的最终奠定，对青海畜牧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藏族各部落获得了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清中期以后，青海农牧分界线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晰：大体以日月山为界，以东为农业区，牧业为辅；以西则为游牧区，除少量粗放农耕外，几乎是纯牧区。日月山以东的西宁、碾伯、大通、贵德、循化等地区，在乾隆年间共有农田335万亩左右。至咸丰年间，包括巴燕戎（今青海化隆县）和丹噶尔地区，已发展到500万亩左右，一百多年间增加了47%。^[41]而清晚期以前，青海的畜牧业经济生产没有可靠的数字记载，仅有一些含混的文字表述。康敷镕在其《青海志》中首次为我们提供了当时蒙藏部分部落具体的畜牧业生产数据：

蒙古：青海郡王马千余，牛二千余，羊万五千余。可可贝勒马二千余，牛四千余，羊三万余。宗合受马六百，牛千余，羊万余。巴隆马六百，牛二千余，羊万余。科尔录贝子、扎萨合计马万余，牛三万余，羊二十万。台吉乃尔马万余，牛三万余，羊二十万余。木勒郡王马千余，牛二千余，羊万六千余。哈力盖贝子马五百，牛千余，羊七千余。尔力开贝勒马千余，牛二千余，羊二万余。群科扎萨马三百，牛六百，羊五千。宗贝子马三百，牛七百，羊五千。哈力却马四百，牛一千，羊一万。白佛马万五千，牛二万，羊三十万。河南郡王马万五千，牛二万，羊三十万。河南三扎萨马二千，牛三千，羊五万。尚力迭马千余，牛二千，羊三万余。

西番：刚咱族马五千，牛万余，羊十万余。汪什代克马万余，牛二万余，羊十五万。千布录马五千，牛万余，羊十万。都受马二千，牛三千，羊二万。曲加马千五百，牛二千，羊二万。公潌马五百，牛千余，羊六千。汪什科马三千，牛五千，羊五万。鲁仓马五万，牛七万，羊六十万。上郭密马千五百，牛二千，羊三万。

以上各件，系就探访所及者而言。除玉树未经调查外，其蒙、番两种，共计马十二万余匹，牛二十余万头，羊二百二十余万。其余未调（查）之处甚多，若实行调查，青海各蒙番牲畜的数尚不止此。^[42]

根据康敷镕的记载，当时青海牧区的牲畜以马、牛、羊为主，其中羊的数量占整个牲畜总量的近九成，羊在蒙藏民族的畜牧结构中显得至为重要。民国初期，朱绣在其《海藏游记》中对青海牲畜总数的统计为马20万余匹，牛20万余头，羊220万余只，总计约260万余头（只）。朱绣提供的数字与康敷镕的记载相差不大，二者可做相互印证。但是，这些数字在民国时期就有人认为估计太低，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43]当然，清代的真实数据，限于史料已经无法还原。但考之民国的情况，可以看出康敷镕等人的数据的确过于偏低。民国二十三年（1935年）庄学本实地考察后估计，仅青海果洛一地，绵羊、牦牛两种牲畜总数已在百万以上。^[44]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吴景敖在果洛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羊之产额年约三○○○○○○只，牦牛、犏牛年产约七○○○○头，马年产约三○○○○匹”^[45]。清代至民国，青海畜牧业生产并未出现大的波折，虽然不能用民国时期的数据来说明清代蒙藏社会畜牧业生产的状况，但可以用其做一些推测。

清代青海畜牧业生产的状况在蒙藏民族与内地的经济交流中也得到了充分反映。清沿用明制，在西北地区仍然实行茶马互市，并在西宁、洮州、河州、庄浪、甘州设了5个茶马司，由陕西茶马御使管辖。“清政府通过茶马司向从事茶马互市的商人征税，以茶叶代税，税额高达50%。商人按数纳税以后，可以自行处理长途贩运的茶叶，沿途关卡不得再向其征税。”^[46]到乾隆时期，随着边疆的平定，国内战事减少，清廷对马匹的需求不再迫切。于是，清政府开始“罢中马之制”，延续近千年的茶马互市制度至此宣告结束。茶马互市贸易停止以后，边口的互市便成为西北民族贸易的重要形式，也是蒙藏民族与内地进行经济交流的一条最为重要的途径。这一时期，湟水流域的镇海堡、北川口、洪水口、白塔、多巴等地，均系清廷与青海蒙古诸部之间的互市之所。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以后，清廷将民族贸易作为驭控青海蒙古诸部的一种有效手段。当时规定每年二、八月在那拉萨拉（今青海日月山）地方交易，不准擅移。后根据年羹尧的建议，又允许居于青海湖西、北之蒙古部落将交易之地从口外的那拉萨拉移至今湟源的东科尔寺，每年任其不时贸易。丹噶尔原本仅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山村，“自移多坝（即多巴）市口于此，为汉、土、回民并远近番人及蒙古往来之交易之所，最关重要”^[47]。到了嘉庆、道光之际，丹噶尔“商业特盛，青海、西藏番货云集，内地各省客商辐辏，每年进口货价至百二十万两之多”^[48]。在丹噶尔的19000余人口中，“营商业者约有千人，资以食者四千余人”，以至于“丹民衣食，仰给农业者半，仰给商业者亦半”^[49]。据相关史料记载，当时从内地输出到青海地区的主要是蒙藏等民族的日常生活用品，如布匹、绸缎、瓷碗、铜壶、铁锅、针、线、纸张、中药材、瓜果、京洋杂货等，还有各种宗教法器、铜佛、佛灯以及妇女首饰如珊瑚、玛瑙、珠玉等。而通过丹噶尔向外贩运的主要就是蒙藏部落所产的畜产品，如藏马、牛、羊、羊毛、驼毛、皮张、鹿茸、麝香、鱼等，还有一些过境藏货、玉树番货、青海出产的加工品等。^[50]到清末民初时，青海每年出口羊毛约1000万斤，除玉树每年约有150万斤南出川边康定之外，其余均集中到河湟地区外运。^[51]如此大的贸易量，证明当时青海蒙藏社会的畜牧业经济应该是颇具规模的。

本节的几点结论

1.清末民初青海政局风云变幻，最终马家军阀掌握了青海地方军政大权，这为其后的青藏关系发展羼入了更多的民族因素。其后的青藏间诸多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回、藏两个民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关系的发展。

2.马麒武力征服青海藏族部落的目的是稳固自己的统治，这一所为导致了民族间的敌视与仇杀。但其对青海地方的全盘掌控奠定了青海建省的基础，为其后“青藏战争”中有效遏制西藏地方当局的扩张准备了条件。

3.这一时期，青海蒙藏部落与西藏仍保持着经济上的趋同、信仰上的一致，这是两地关系发展的重要经济、文化基础。

近代青藏关系及青海蒙藏部落畜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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