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国本社”、“一夕会”等120多个千奇百怪的法西斯组织充斥了日本社会,到1936年法西斯组织已增至500多个。1927年6月27日,日本政府召开东方会议。随后,一些反对法西斯战争政策的日本政府官员、财阀和社会人士也受到了残酷的杀害。实际上已经完全沦为听命于军部的傀儡政府,法西斯政权在日本确立下来。......
2024-01-20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举国上下纷纷响应,满清政府被推翻,中国历史进入到中华民国时期。民国元年(1912年),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通电全国停战,响应共和。原甘肃布政使赵维熙领衔甘肃统治上层联合致电袁世凯,响应共和,拥护民国。袁世凯政府任命赵维熙为甘肃提督,赵维熙为首的前清遗老把持了共和体制下的甘肃政局。在甘肃提督马安良的极力荐举之下,洮岷协副将马麒被任命为西宁镇总兵,由此开启了马家军阀对青海近四十年的统治。《甘宁青史略》对此有如下记载:
西宁,素号严疆,西邻青海,南达三藏,环以诸番,且西北逕通准格尔,自古用武之地。都督留意边防,以马麒生长西陲,声威素著,以之镇守青海,实属人地相宜。[20]
马麒(1869—1931),字阁臣,回族。祖籍甘肃河州西乡摩尼沟。其父马海晏,曾往来于兰州、河州之间,从事驮脚(以畜力进行长途运输)。当时道路不靖,常有盗贼出没,马海晏由于自幼习得一身好武艺,驮脚生意做得非常顺利。经商致富以后,马海晏开始广泛接触河州地区的宗教上层与回族乡绅,影响力逐渐扩大。在当时西北回民不断发动反清起义的背景下,马海晏也开始积聚力量,并投到了花寺门宦大阿訇马占鳌门下,成为其得力助手。
咸丰、同治年间陕甘地区爆发回民反清起义,马占鳌积极响应,成为其中一支主力。马海晏由于智勇善战,在起义军中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尤其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与清政府镇压回民起义的湘军左宗棠部于太子寺一战时,马海晏采用“黑虎掏心”的战术,率部乘夜色潜入湘军阵地,重创湘军。此役过后,马海晏名声大震,也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太子寺战役之后,马占鳌出人意料地决定乘胜降清,派其长子马七五率部众10余人赴左宗棠的大营请降。左宗棠大喜过望,准予其降清之请,并赐名“马安良”于马七五,激励其成为为朝廷平乱的国之栋梁。降清以后,马占鳌被赏以五品顶戴,其部众被编入甘军董福祥部。马海晏也由一名河州民间的草莽变为一名清军管带。此后,他在平定西北回民反清起义过程中,不断立下战功,一步步发迹起来。
马麒自17岁考中武生之后,就在其父军中见习,并曾同父亲一起参与平定光绪时期的“河湟事变”。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国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马海晏跟随所在的甘军奉调入京参与了抗击八国联军之战,并在慈禧太后西逃过程中扈驾随行。途中,马海晏染病而亡,由马麒接统父亲所部。
完成扈驾任务之后,董福祥所部返回甘肃。马安良任甘肃提督,掌控了地方军事大权。马麒则由马安良保荐任循化营参将,以此为基地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控制了整个循化地区。
辛亥革命以后,在马安良一手扶持之下,马麒被任命为西宁镇总兵。不久以后,由于其“熟悉边情,晓畅戎机”[21],北洋政府又“以西宁镇守使兼摄蒙番宣慰使”[22],开始兼理青海地区的蒙藏民族事务,将势力扩展到了广大青海牧区。
民国初期,青海地方行政建制基本沿袭清朝。民国二年(1913年),根据北洋政府“划一现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的规定,裁撤了西宁府,保留了原西宁道,隶属于甘肃省管辖;并且改厅为县,将丹噶尔厅改为湟源县,贵德厅改为贵德县,循化厅改为循化县,巴燕戎格厅改为巴戎县,加上原有的西宁、碾伯、大通三县,西宁道所辖共有七个县。广大青海牧区则设青海办事长官,署理青海蒙藏部落事务。
民国四年(1915年),青海办事长官这一机构被北洋政府裁撤,西宁镇总兵也被改为“甘边宁海镇守使”。青海蒙藏牧区不再由中央设专门机构管辖,开始隶属于甘肃省并由其管辖。马麒身兼“甘边宁海镇守使”和“蒙番宣慰使”两个重要职务,全面控制了青海地区。这种制度上的变化,一方面为马家军阀全面控制青海奠定了基础,也为其后青海牧区宪政的推行准备了条件。同时,这也是北洋政府在当时的在历史条件下治理青海蒙藏地区的一项重要决策,对其后青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就有学者做出了精辟评价:
十九世纪后半期乃为殖民政策及社会政策之时代,对内则以社会政策为政治中心,对外则以殖民政策为国家之要政,各国皆然,而英为甚。英人侵略西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近又名青海为新藏,将利用其殖民政策蚕食而鲸吞之。中央思患预防,以马麒素悉番情,兼通夷语,故用为宣慰使。
满人廉兴任青海长官,泥守旧习,不谙边情,为各旗族所控。政府裁长官缺,任麒为甘边宁海镇守使,以青海属甘,以长官事属镇守使。事权既一,远近悦服。[23]
可见,裁撤青海办事长官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以往的那种羁縻之治,中央要加强对青海蒙藏地区的控制,以应对当时西藏的紧张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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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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