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局势：清朝晚期民族宗教问题与反清起义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清朝晚期，今天的青海地区从行政区划上而言尚不是一个完整的政治单元，而是分别隶属于甘肃省、青海办事大臣以及四川省。在承认政治上统一、服从青海办事大臣管理的前提下，基本由各部落头人自行管理部落内部事务。民族宗教问题成为这一时期青海地方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其突出表现，就是这一时期频繁爆发的回族、撒拉族反清起义。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亚、西域的穆斯林开始进入并留居青海。

清朝晚期，今天的青海地区从行政区划上而言尚不是一个完整的政治单元，而是分别隶属于甘肃省、青海办事大臣以及四川省。具体而言，今青海东部地区属甘肃省西宁府管辖，下辖西宁、碾伯、大通三县以及丹噶尔、巴燕戎格、贵德、循化四厅。这一地区尽管推行的是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但由于多民族共居杂处，各民族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广大牧区推行的土司制、千百户制以及政教合一制度在一些区域仍然得以保留。今天青南的果洛地区在当时则属四川省松潘镇漳腊营统管。果洛原指发源于这里的上、中、下“三果洛”部落，这一时期由于部落间的交往融合，已经成为一个地域概念。除果洛以外的青南、海西广大牧区则归青海办事大臣管辖，游牧于此的主要是蒙藏各部落。这里并未推行以地域为界限的行政管理制度，而是因地制宜实行盟旗制度和千百户制度。清政府规定“藏族各部落千、百户等的任免，由西宁办事大臣决定，俱系咨请理藩院颁发号纸，准其世袭。其不及百户之部落，由西宁衙门发给委牌，使其任职”^[3]。在承认政治上统一、服从青海办事大臣管理的前提下，基本由各部落头人自行管理部落内部事务。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封闭落后的青海仅是死水微澜，并未有太大的影响与变化。这一时期，青海汉、藏、蒙古、回、撒拉、土六个主体民族的分布格局已经基本定型。各民族在杂居共处的过程中互相交流、融合，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隔阂与冲突。民族宗教问题成为这一时期青海地方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其突出表现，就是这一时期频繁爆发的回族、撒拉族反清起义。

青海回族的先民最早在何时进入这一地区已经难以稽考，相关记载表明，在唐代可能就已经有回族先民到青海活动。《甘宁青史略》载述：“（伊斯兰教）于唐天宝后，由西域流入甘肃，其教徒多西域人，时称西域为回回，因以名教。”^[4]宋代，由于河西走廊被西夏人控制，丝绸之路主干道壅塞不通，作为丝绸之路辅道的“青海路”重新兴盛起来。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亚、西域的穆斯林开始进入并留居青海。宋人李远所著的《青唐录》中记载，当时在青唐城的东城居住着来自中亚地区的“往来贾贩之人数百家”^[5]，其中大部分人应该是穆斯林。元代至顺三年（1332年），信奉伊斯兰教的速来蛮被朝廷封为西宁王，他属下有大批西域亲军及随军人员随其来到了河湟地区，分布于青海境内的回族有了较大规模的增加。当时有“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6]的说法，属于甘肃辖境的青海东部地区应该也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回族。在速来蛮任西宁王期间，有一位名叫布·览巴尼尔卜都来海嘛的“天方圣裔”，来到西宁传教。在他“复命归真”后，速来蛮还特在西宁凤凰山修建拱北，立碑纪念。从碑文上看，“天方圣裔故土，布·览巴尼尔卜都来海嘛”是成吉思汗征服撒马尔罕后从伊拉克来到中国云南，后又传教于青海西宁。^[7]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西宁一带“回回人”的迁徙定居，以及伊斯兰教在这一带的影响，已经是有了相当的规模。

元末，西域“回回”薛都尔丁受封甘肃行省佥事，明初归服后仍得授原职，令其驻青海碾伯、巴州、米拉沟。今民和、乐都、化隆、大通等地的冶姓回族，大都是薛都尔丁及其部众繁衍发展而来。明朝采取移民实边政策以后，屯田河湟的民众中有不少是内地回族。清代“青海回教甚盛，且有势力，其礼拜寺到处设立，接（按）其规模八十家以上者为上寺，五十家以上者为中寺，五十家以下者为下寺，各县共计三百六十余处”。^[8]青海回族在其发展过程中，还不断吸收和融合当地一些其他民族成分。明朝曾规定“蒙古人、色目人现居中国，许与中国人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9]。这一规定显然是为了限制回回民族等色目人发展而制订的强制同化政策，但婚姻同化从来都是双向的，它也为回族吸收和融合当地一些其他民族成分创造了条件。在青海发展的历史上，因姻亲、宗教和其他社会历史原因，使一些汉族、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随回”，成为回族的一部分的事例屡见不鲜。例如：乾隆年间，化隆地区部分藏族因受伊斯兰教影响改随回族，至今在这些人中仍有口操藏语、保留着某些藏族习俗的，有人称他们为“藏回回”。^[10]同治年间，青海西宁的马归源、马本源兄弟，一为署知府，一为代总兵，西宁的汉族民众为了求得他们的庇护，都改信了伊斯兰教，这也是其他民族的人转变为回族的一个例子。^[11]清朝雍、乾时期西宁府回民达12万人口，西宁、民和、贵德、化隆、大通、门源等地许多川水地带已成为回族集聚的主要地区。^[12]

明清时期，青海地区的回族以农为主，兼营商业、畜牧业的经济特征就已表现得非常突出。“不仅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而且农业的分布地区、经营方式、耕作技术、农产品种类、产量和生产关系等方面，都表现出一定活力，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3]青海东部地区是传统上的农、牧交错地带，商品的流通与交换对于实现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分工互补显得尤为重要。回族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天性“善营利”，颇为重视经商，故而“河湟回族在农牧两大经济区中充当了媒介，起了纽带的作用”^[14]。相关史籍中在记载清代西宁地区的回族状况时说，“西宁城内外皆辐辏，而城东为最。黑番强半食力为人役，回回皆拥资为商贾，以及马贩、屠宰之类”^[15]。

撒拉族是青海特有的一个穆斯林民族，但由于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史料，加之地方史籍当中对于其早期历史的记载十分匮乏，史学界对其民族来源尚未厘定得非常清晰。大多数学者认为，撒拉族的远祖可以追溯到公元10世纪活动在今中亚撒马尔罕一带的西突厥乌古斯部的撒鲁尔人。撒鲁尔是乌古斯汗第五子塔克汗的长子，其部众中的一支大约在元代开始向东迁徙，经今新疆地区，最后定居于青海的循化。此后，在坚守自己伊斯兰教信仰的前提下又与当地蒙、回、藏等民族相互融合，大约在16世纪中叶，最终形成近现代撒拉族。^[16]

撒拉族早期似乎仍以畜牧业经济为主，明王朝将其列为河州厅十九个“纳马番族”之一，颁发金牌信符，领茶中马。清以后，撒拉族民众绝大多数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其聚居的青海循化地区位于黄河南岸，是青海省水、热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撒拉族充分利用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辟荒垦田，发展生产。雍正四年（1726年），青海都统达鼐等清查撒拉族土地时，当地民众“所报地段，俱系自开”，已有“水地六千六百三十四段，下籽仓斗四百九十二石六斗一升，每下籽一石，纳粮一斗五升”；“旱地一百三十六段，下籽仓斗六石三斗六升八合，每下籽一石，纳粮一斗”^[17]。清雍正年间，撒拉族地区开始出现“工”^[18]这一地域组织。当时撒拉族从循化街子地方向外发展，形成“循化十二工”即循化西侧的“上六工”和循化东侧的“下六工”。后来又有一部分人北渡黄河，到今青海化隆县巴燕戎格等地谋生，形成了撒拉族“外五工”，也就是甘都工、卡尔岗工、上水地工、黑城子工、十五会工。撒拉族今天的分布格局得以初步形成。

在青海回族、撒拉族发展壮大的同时，其所信仰的伊斯兰教也不断发展，并完成了本土化过程，在西北建立起独具特色的门宦制度。当时西北伊斯兰教形成了噶德林耶、哲赫忍耶、库布忍耶、虎夫耶四大门宦，各大门宦之下又有众多的分支。各门宦之间为争夺教权，争取信众而矛盾不断，屡起冲突。尤其哲赫忍耶（新教）与花寺门宦（老教）之间更是“宗旨不同，互相水火”，双方在循化地区传教过程中始终冲突不断。由于清政府采取“扶旧灭新”的离间政策，偏袒花寺门宦（老教），终于酿成了乾隆年间的撒拉族苏四十三起义。

苏四十三起义虽然被清廷镇压了下去，但伊斯兰教各门宦间的隔阂与矛盾并未得以消弭，反而越演越烈。由于清政府处置不当，原本伊斯兰教派之间的冲突往往最终酿成民族间的冲突，甚至导致反对清政府的民族起义。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清政府为了维持军饷，广开税源，加大了对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的压榨力度。最终导致了陕甘地区爆发大规模的回民起义。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咸丰、同治年间青海地区大量的回族、撒拉族也卷入到反清起义的浪潮之中。清政府耗时10余年，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才把这次反清起义镇压了下去。历经10余年战火的纷扰，青海地区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民生凋敝，社会千疮百孔。时人记载：“触目荒凉，田原茂草，间有零星各残堡逃回难民，或数家或数十家不等，苦无生计，殊堪悯恻。”^[19]

咸、同年间的回民起义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以后，青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开始缓慢复苏。然而，仅仅安定了20余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这里又爆发了“河湟事变”，青海回族、撒拉族再次发动了反清大起义。起义爆发以后，迅速蔓延至整个青海东部地区，数十万回族、撒拉族群众参与其中。清政府最终采取“以回制回”之策，在回族中培养了一批政治、军事实力人物，利用他们最终将起义镇压了下去。而马安良、马福禄、马海晏等回族实力派人物借此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军事实力，民国时期统治青海的马家军阀实际上便是由此发轫的。

青海局势：清朝晚期民族宗教问题与反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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