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西藏游牧社会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互补条件

任何经济文化类型中的生计方式都是以该文化所处的生态环境为基础的，而生计方式根本的或最终的目的之一就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通过劳动获取各种食物。因此，如何获取以及获取什么样的食物，这是一种生计方式的最基本内容之一。正如林耀华先生所说：“畜牧生计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它的产品单一和不耐储存，这就使得它对农耕社会的贸易有着特别强烈的需求。因此，来往于农牧业两种生计之间的马帮和商人及与之相应的一套文化，诸如驮具、驿道等，对于畜牧类型的存在和发展都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67]食物构成的差异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间的原始差异，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食物结构上的互补关系。

可以说，正是经济结构上的差异，导致了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分工互补，这也成为双方经济、政治交往的最主要推动力之一。历史时期，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经济交往主要是通过朝贡贸易、互市贸易等多种形式实现的。而互市贸易是双方最重要的经济交往方式，茶马互市是互市贸易最主要的内容。魏明孔先生曾为茶马互市下过明确的定义：“茶马互市主要指我国西北地区从事畜牧业经济的少数民族，用马匹等牲畜及畜产品，交换内地农耕民族生产的茶叶、布帛、铁器等生产和生活必需品的比较集中的大规模的集市性贸易活动。它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以物易物的一种特殊贸易形式，系一种互补型经济交往，在我国商贸史和民族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茶马互市兴起于唐宋，发展于明朝，衰落于清代，维系时间长达千余年之久。它曾经对繁荣西北地区农牧业经济，改善农区人民和牧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结构或饮食结构，促进民族间的和平共处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68]青海的区位优势为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间的茶马互市提供了便捷的地理条件，青海东部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茶马贸易的活跃区域，茶马贸易对生存在这里的游牧民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唐王朝建立以后，唐人对于茶叶“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69]，茶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与柴米油盐一样不可或缺。这种饮茶风尚逐渐由内地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蔓延，吐蕃等活跃于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受此影响颇大。吐蕃人饮食“以茶为最要”^[70]，而且“喜啖生物，无蕃茹醯酱，独知用盐为滋味，而嗜酒及茶”^[71]。李肇在《唐国史补》中也记载吐蕃赞普帐内有许多内地名茶。^[72]

开元十九年（731年），吐蕃政权要求与唐朝划界互市，提出吐蕃于赤岭（今青海湖东岸日月山）交马，互市于甘松岭（今四川松潘县境内）。唐朝中央政府则批准交马和互市地均在赤岭。当时运往西北地区的茶叶主要来自四川和陕西汉中地区，这标志着正式的民族茶马互市由此开始。^[73]

除正式的互市以外，据史籍记载，当时唐蕃间交往极为频繁。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至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的209年间，吐蕃入唐朝的使团达百余次之多，而唐朝入吐蕃的使团也有52次。也就是说当时青海境内，平均16个月就有一次使团往来，有的年份基至多达4次。尽管每次的主要任务包括和亲、告哀、修好、吊祭、会盟、封赠、朝贡，等等，但不可否认其带有购买货物的任务，互市是其中的基本内容。^[74]正因为如此，唐人在判文中就有吐蕃和市的内容：当时唐朝与吐蕃之间“金玉绮绣，问遣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75]，是两者之间贸易往来的真实写照。

宋金时期，青唐吐蕃政权在河湟兴起，“青唐吐蕃政权为了弥补自身经济发展的不足和改变物资较为匮乏的状况，也积极发展同中原地区以茶马贸易为主的经济贸易关系，并通过频繁的进贡，从中原获得丰厚的回赠”^[76]。这一时期，茶叶在青海吐蕃各部已普遍饮用，宋人洪中孚说：“蕃部日饮酥酪，恃茶为命”^[77]，“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78]。而此时，安多藏区的马也驰名天下，以致在藏文史籍中有“安多马区”之称。^[79]宋人吕颐浩曾言：“今秦州接连熙州及青唐羌界乃自古产良马之地。”^[80]这一区域所产的有名的良马有：六谷马，即今天祝藏族自治县之岔口驿马；青海马，又称青海神驹，即吐谷浑人以中亚波斯马与当地马交配培养的良种马；河曲马，即今所称之南蕃马。宋代流传至今的李公麟《元祜三马图》中就有两匹为吐蕃奇骏。^[81]“地愈西北，则马愈良”^[82]是当时所公认的事实。

北宋前期，青唐吐蕃各部与宋朝的贸易主要在秦渭一带进行，中间需要长途跋涉。熙河之役以后，宋朝在熙河各州设立市易司主持商务，“募牙侩引蕃货赴市易务中贾”，^[83]同时还在各州广设茶场，官运川茶，“出卖博马”由都大提举成都府、利州、秦凤、熙河等路茶场司，提举陕西买马监牧司等机构对茶马贸易进行统一管理和操作。北宋末年，湟州也设立了茶马场，^[84]湟州、西宁一带的吐蕃部落参与茶马贸易更为便捷，免受跋涉周转之苦。有宋一代在西北吐蕃各部向宋朝输出的马匹总数中，青唐政权所属各部占有最大份额，“国家买马岁二万匹，而青唐十居七八”^[85]。这种经济上的往来对当时吐蕃各部影响是颇为巨大的。据称在熙州设置市易司后，“熙州人情甚喜”，各族首领的子女“联袂围绕汉官踏歌。”他们说：“自今后无仇杀，有买卖，快乐作得活计，不被木征来夺人口牛马。”^[86]通过互市贸易，除了茶叶以外，中原地区大量的手工业品、农副产品及文化用品也被传入吐蕃各部之中。对于吐蕃而言，中原地区各种物资的流入不单纯是一种物质的输入，不单纯是帮助吐蕃民族解决饮食、穿衣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代表当时国内先进水平的新技术传入了吐蕃部落中。由于新技术的输入，以致安多藏区自身经济产生质变性的飞跃，10至11世纪时，安多吐蕃部落由纯游牧生产走向了半农半牧，安多藏区许多部落甚至完全转化为农业民族。”^[87]

明代，西北地区茶马贸易空前繁荣。一方面是由于明朝为抵御蒙古，需要从西北输入大量战马，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内地封建商品经济日趋繁荣的影响。西宁与河州、洮州成为茶马贸易的三大中心。明政府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设置了西宁茶马司。西宁茶马司在行都司西宁卫西，设大使、副史各一人，计有金牌16面，可纳马3296匹，主要是与这里的巴哇、申冲、申藏等部族进行交换。^[88]

明代在此进行茶马互市时，镇海营是茶马互市的交通要道。它东临西宁，西连银塔，北近多巴及四川，西逾湟河，直通石峡，有“青海西川、大通有夷往数，以是为西宁门户”之称，具有“茶马互市之通衢”的声誉，战略和交通地位非常重要。^[89]前文已经提及，明代在青海地区设有曲先、罕东、安定、阿瑞四卫。按规定，各卫每年前去西宁进行茶马互市一次，中马的具体数额严格根据发放的金牌数控制。因此，《秦边纪略》中记载：“明初入贡，遂置罕东、曲先、安定、阿瑞四卫，岁发金牌，赴西宁茶马互市。”

明代对青海地区的少数民族有不同的称谓，凡“岁时纳茶马者，谓之熟番”，即社会发展程度比较高的部族；而山中远居同“熟番”从事贸易者，则被称为“生番”，即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的部族。当时西宁卫的“熟番”有13部族，包括申藏、章咂、隆奔、巴沙、革咂、申中、隆卜、西纳、果迷卜咂、阿齐、嘉尔即、巴哇、即尔嘉等。^[90]由于青海河湟地区独特的区位优势，据记载西宁茶马司的库存占整个西北地区茶马司库存量的近三分之一。^[91]

清代茶马贸易仍然是青海地区最主要的一种民族贸易形式。清沿明制，继续实行茶马互市，并在西宁、洮州、河州、庄浪、甘州设了5个茶马司，由陕西茶马御史管辖。^[92]明后期，西海蒙古与明朝廷在沿边路口规定的地点定期进行互市。互市期间，先由官府和蒙古各部贸易，然后开放边口民市。清初，清廷与青海蒙古诸部继续开展边口互市，丹噶尔地区的民族贸易由此盛极一时。丹噶尔即今青海湟源县，清雍正二年（1724年），罗卜藏丹津叛乱被平息后，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善后措施，其中对青海地区各民族与内地之间的贸易作了明确规定。雍正三年（1725年），奋威将军岳钟琪上疏，请求扩大在丹噶尔的民族贸易，他指出：“大将军年羹尧定前例，青海与内地之人每年于二、八月贸易两次，择定纳喇萨喇地方为交易之所，经议政大臣议改四季交易，已觉宽容……再察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郡王色布腾扎勒诸台吉部住牧黄河西边，相近西宁，请将贸易之地移在西宁口外丹噶尔寺。至蒙古贸易，全籍牲畜，每年六月以后，仍听不时贸易，则蒙古商贩均获利益矣。”^[93]岳钟琪的上疏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中央政府允许正式在丹噶尔设置固定的贸易市场，丹噶尔遂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贸易中心。因此，乾隆九年（1744年），西宁佥事杨应琚在《为边亟请添驻县佐以资治理议》中提到，“（丹噶尔）通西藏，逼近青海，自移多坝市口于此，为汉土回民并远近番人暨蒙古往来交易之所，最关重要”；经过不断发展，到清嘉庆、道光年间“丹地商业特盛，青海、西藏番货云集，内地各省，商客辐辏，每年进口货价至百二十万两之多”。^[94]丹噶尔民族贸易进入最为鼎盛的时期。

游牧民族的畜牧业生产仅仅是他们经济生活的主体，但它并不能满足游牧民族社会生活的全部需求。因此，游牧民族也需要其他行业作为他们经济生活的重要补充，与农耕民族的经济交往就是至关重要的一种补充形式。青海的区位地理条件使得这里的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间的物质交换能够得以顺利实现，青海东部地区也由此成为民族贸易的活跃地区。当然，这种民族贸易的主体是青海省内的游牧民族，但由于青、藏两省地域相连，这些贸易活动对西藏地区的辐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

本章的几点结论

1.青海和西藏同处青藏高原这一地理单元，地域相连，血脉相依，自然环境相似。高拔的地势，严酷的气候，广袤辽阔的草原，使得除个别区域的河谷农业外，游牧业成为这两个地区先民的共同选择。

2.西藏地区群山环峙，西部、南部尤为险峻难越，而其东北部的唐古拉山以及东南部的横断山相对较低，且有山间通道可供交通。吐蕃帝国崛起以后，其军事扩张主要是这两个方向，而吐蕃帝国对青海的占领使得藏族成为这一地域的主要民族，更加密切了两地的关系。

3.青海的区位使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扮演了“通藏咽喉”的重要角色，是历代中原王朝与西藏交流的通道，唐蕃古道的形成与发展是这一区位特征的具体体现。对于内地而言，青海是连接西藏的边疆；对于西藏而言，青海又是沟通中原的内陆。

【注释】

[1]［美］理查德·皮特著：《现代地理学思想》，周尚意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7页。

[2]转引自陶克涛《毡乡春秋·桑然篇》，内蒙古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页。

[3]任美锷：《中国自然地理纲要》，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76页。

[4]史克明等：《青海省经济地理》，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5]程鸿等：《西藏农业地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6]马生林：《青藏高原生态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7]石硕：《论地缘因素在吐蕃文明东向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西藏研究》1992年第1期。

[8]石硕：《论地缘因素在吐蕃文明东向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西藏研究》1992年第1期。

[9]张保见：《民国时期青藏高原经济地理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10]马生林：《青藏高原生态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4页。

[11]佚名：《青海省各县风土概况调查记》，甘肃省图书馆1959年复制，第32页。

[12]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1页。

[13]侯鸿鉴、马鹤天：《西北漫游记·青海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14]张亚生：《对西藏青作农业起源的再认识》，《西藏研究》2000年第4期。

[15]萨迦·索朗坚赞：《西藏王统记》（藏文版），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51～54页。

[16]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版），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17]萨迦·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藏文版），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页。

[18]王辅仁等：《藏族史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19]西北师范学院地理系、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系编著：《青海省地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页。

[20]张忠孝：《青海地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

[21]崔永红：《青海经济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22]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23]薄吾成：《古羌人对我国养羊业的贡献与影响》，《农业考古》2008年第4期。

[24]《通典》卷190《边防六》。

[25]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26]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附录四《〈贤者喜宴〉节录及译文》，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页。

[27]王尧、陈践编著：《吐蕃简牍综录·吐蕃简牍综录本文·汉文译文及考释·军事》，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

[28]巴卧·祖拉陈哇著：《〈贤者喜宴〉摘译（十）》，黄颢译，《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29]魏明孔：《唐代吐蕃畜牧业与农业经济初探——以敦煌文书为主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2期。

[30]郑度等：《中国的青藏高原》，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31]《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32]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33]《新唐书》卷216《吐蕃传》

[34]《旧唐书》卷196《吐蕃传》。

[35]《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36]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汉藏史籍》，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页。

[37]《旧唐书》卷196《吐蕃传》。

[38]《新唐书》卷216《吐蕃传》。

[39]《资治通鉴》卷224“唐代宗大历八年十月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1，“宋神宗熙宁五年十二月丁酉条”。

[40]王尧、陈践译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146页。

[41]洛加才让：《论吐蕃悉补野部与畜牧业文化的发展》，《西藏研究》2000年第2期。

[42]郑度、杨勤业、刘燕华编著：《中国的青藏高原》，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0～211页。

[43]文忠祥：《青海东部农业区气象灾害分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年第1期。

[44]杨仲华：《西康纪要》，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77页。

[45]任美锷：《中国自然地理纲要》，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83页。

[46]《唐会要》卷97《吐蕃》。

[47]【清】康敷镕：《青海志》卷4《气候》。

[48]《新唐书》卷216《吐蕃传》。

[49]【清】康敷镕：《青海志》卷4《气候》。

[50]【清】杨应琚纂修：《（乾隆）西宁府新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51]【清】张廷武纂修：《（光绪）丹噶尔厅志》，卷4。

[52]青海省社会处编印：《青海灾情实况》（民国三十七年元月至九月），影印本，青海省图书馆藏。

[53]王天津：《青藏高原人口与环境承载力》，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18～619页。

[55]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56]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57]【清】梁份著：《秦边纪略》卷1，赵盛世等校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58]【清】梁份著：《秦边纪略》卷1，赵盛世等校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53页。

[59]【清】苏铣纂修：《西宁志·序》，王昱等校注，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60]【清】苏铣纂修：《西宁志》卷9，王昱等校注，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61]【清】苏铣纂修：《西宁志》卷1，王昱等校注，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116页。

[62]丁柏峰：《青海省农牧业分界线形成的历史考察》，《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5年第2期。

[63]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64]《新唐书》卷40《地理志》

[65]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2页。

[66]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页。

[67]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68]魏明孔：《西北民族贸易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69]《封氏闻见录》卷6《饮茶》。

[70]《新唐书》卷261《吐蕃传》上。

[71]《宋史》卷492《吐蕃传》。

[72]【唐】李肇：《唐国史补》下卷。

[73]《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茶马互市条”。

[74]卢勋、萧之兴、祝启源：《隋唐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502页。

[75]《全唐文》卷384独孤及：《敕与吐蕃赞普书》。

[76]崔永红、张得祖、杜长顺主编：《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8页。

[77]【宋】罗愿：《新安志》卷下《洪尚书》。

[78]《续文献通考》卷22《榷茶》。

[79]【清】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安多政教史》第1编第1章第5页。

[80]【宋】吕颐浩：《忠穆集》卷8《燕魏杂记》。

[81]【宋】苏东坡：《东坡后集》卷9《三马图赞》。

[82]【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9《蛮马》。

[83]《宋史》卷186下《食货志》。

[84]《宋会要辑稿·职官四》。

[85]《宋名臣奏》卷141。

[8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1，“宋神宗熙宁五年十二月丁酉条”。

[87]汤开建：《宋金时期安多吐蕃部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78页。

[88]《杨一清集》（上册）卷3，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7页。

[89]【清】梁份著、赵盛世等校注：《秦边纪略》卷1《西宁卫》。

[90]【清】梁份著、赵盛世等校注：《秦边纪略》卷1《西宁卫》。

[91]《杨一清集》（上册）卷3，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7页。

[92]崔永红、张得祖、杜长顺主编：《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页。

[93]《清朝文献通考》卷42《征榷考十四·榷茶》。

[94]【清】张廷武纂修：《（光绪）丹噶尔厅志》，卷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