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对内地和西藏的地位及关系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青海这种“内地的边疆，边疆的内地”特殊区位地理特征，为其与西藏的关系打上了深刻的烙印。青海省与西藏自治区共同构成了“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主体。如俺答汗与索南嘉措的青海会晤，罗卜藏丹津事件等都体现出两地间政治、宗教方面密切的连带关系。而这种控制，直接辐射并影响到西藏地区。

青海这种“内地的边疆，边疆的内地”特殊区位地理特征，为其与西藏的关系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元代以前，青海地区是历代中原王朝与西藏交流的通道，也是双方冲突的重要缓冲地带，唐帝国与吐蕃帝国对青海地区的争夺就是基于这一地缘特征。自元代以来，西藏被正式纳入到中国的版图之内，青海在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藏过程中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青海省与西藏自治区共同构成了“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主体。由于地理的、政治的、民族的、宗教的、军事的以及经济的、文化的等多方面的原因，这两个省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联系紧密，相互之间的影响和牵动非常明显。由于地域毗连，部落交错杂居，加之宗教上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历来商旅往还，和睦相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在政治上，青藏关系代表着中原王朝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纽带；在经济上、文化上，双方由于地域毗邻，地理环境相似，一体化趋势非常明显。但青海作为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过渡地带，其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西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由于地缘政治因素，发生在青海的一些历史事件，都曾对西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甚至决定了西藏历史的走向。如俺答汗与索南嘉措的青海会晤，罗卜藏丹津事件等都体现出两地间政治、宗教方面密切的连带关系。青海安定是治理西藏的重要前提，“稳藏必先安青”成为各个时期决策者的一个共识。

青海日月山以西地区广阔的草原游牧区与西藏山水相连，青海东部河湟地区则是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过渡地区，这一地区因此成为历代中央政权控制青海游牧社会的必争之地。而这种控制，直接辐射并影响到西藏地区。

王明珂先生在其著作《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提出了民族史边缘研究的概念。他指出：“关于边缘研究，最简单的理解方式就是，当我们在一张白纸上画一个圆的边缘线条。在这圆圈之内，无论如何涂鸦，都不会改变这是一个圆圈的事实。相同的，在族群关系中，一旦以某种主观范准界定了族群边缘，族群内部的人不用经常强调自己的文化内涵，反而是在族群边缘，族群特征被强调出来。因此，边缘成为观察、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55]青海东部地区恰恰是日月山以西游牧社会的边缘地带，同时“对中国而言，也是一个生态的，社会与意识形态的边缘”^[56]。

《秦边纪略》一书在描述西部地区的地理位置时曾指出：“今天下可患者，独西夷也。西夷之患，必始西陲。西陲当唐虞时，禹敷土所及，雍州之地，服在侯甸间，况声教及流沙，靡不即叙，未尝如后世之远斥堠，阻甲兵以自守也。”^[57]该书在具体谈及西宁卫所辖河湟地区的地理位置时，着重描述了其特殊的军事战略地位：

西宁南连河套，西接青海，北倚祁连。疆域而外，遐荒绝域，靡不可通，无梯航之劳。且海河地尽肥饶，祁连宜于畜牧，夷未有不徒家相就，乐得为邻者。西宁据兰、靖、宁、延之上游，当庄浪甘肃之左腹。王韵谓：“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火落赤谓：“留兵牵制西宁，精兵捣河、洮、临、巩，则五郡皆囊中物。”由是观之，西宁为重于河东西有较然矣。^[58]

成书于清顺治年间的《西宁志》对河湟地区的地理区位描述更为详尽：

河西之地，东极黄河，南极昆仑，西极嘉峪，北极紫塞，中设五道，沿边而列于北，西宁独列于南，中隔祁连，自庄浪歧而入焉。汉初谓之湟中，今为西宁军民指挥使司。本西戎之地，海寇、番、回杂居逼处，实当四面之冲，无一郡为近援。前朝敕兵备，念其孤也，又为之分巡、分守，俾其夹治之耳。其地东北接庄浪；东南逾河，远通临、巩；西极海隅，逐入荒服；南阻黄河，河外则属番彝；北隅祁连，山外则属凉、庄。势如斗城，内则彝、汉星列，周围番帐云集，融和少违，干戈满目。曰西宁者，谓西宁之地宁静也。今彝纳款矣，而又与外各国交通，隐祸难测。^[59]

河湟这种特殊的战略地位，历代王朝及地方官吏对此均有清醒的认识，明代西宁兵备副使刘敏宽在其奏折中的见解便颇具代表性：“照得西宁地方，孤悬天末，近境皆蕃，蕃外即虏。我借蕃为藩篱，蕃仗我以为主宰，即辅车唇齿之譬，不是过矣。”^[60]也正因如此，自西汉，中央王朝政治势力深入这一地区以后，历代中央王朝无不重视对此地的经营，《西宁志》详细记载了历代中央王朝与游牧政权在此的角逐争夺：

西宁卫，秦及汉初，为西羌乌弋爰剑所据，谓之“湟中”。武帝令霍去病逐诸羌，及渡河湟，筑龙居寨。宣帝神爵三年，命后将军赵充国伐先零诸羌，以其地置破羌县，属金城郡。计度临羌东至浩门，为屯田，可垦者两千顷。诸羌惮服，不敢动。东汉因之，属金城郡。汉末、魏、晋置西平郡，寻陷于吐谷浑。晋仍为西平郡，属凉州。永嘉末，为秃发乌孤所据。后魏置鄯州；后周改置乐都郡。隋初郡废，置鄯州；大业初州废，复为西平郡。炀帝出临津关，渡黄河，至西平，陈兵讲武，大猎拔延山，长周围亘两千里，皆此地。唐平薛举，置鄯州，西平郡都督府，为陇右节度使治所。肃宗上元间没于吐蕃，号青唐城。元符二年，陇拶降，复建为鄯州，仍为陇右节度；三年弃之。宋熙宁中，王韶复河湟，青唐俞龙珂率其属十二万内附，以龙珂为供奉官，赐姓名曰“包顺”。建中靖国初，复为羌人溪赊罗撒所据。三年，命洮西安抚王厚等合兵击败之，罗撒一骑遁去，其母龟兹公主与诸酋以鄯州城降，诏改鄯州为西宁州，属陇右节度。元初为章吉驸马分地，至元二十三年立西宁州等处拘榷课程所，属亦集乃路；二十四年封章吉为宁濮郡王，以镇其地。元末兵乱，明洪武十九年，长兴侯耿秉文下河西收集，十三年裁革；天顺八年，镇守太监蒙泰建议移于今治，领十百户所，隶于陕西行都司。^[61]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自西汉以来，除唐后期及宋代等个别时期外，青海东部地区一直牢牢置于中央政权统治体系之下。也正因如此，不同历史时期青海游牧政权的势力范围基本被限制在日月山以西地区，难以向东发展。吐蕃王朝时期，唐、蕃两大帝国长期沿日月山一线对峙，直接促进了青海省内农牧业分界线的形成。^[62]

青海对内地和西藏的地位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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