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草原：优越牧业基础丰收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青海南部、西部以及西藏北部、中部、西部，草原辽阔无边，呈连续性带状分布。由于气候干旱、降水量少，藏北—青南草原牧草低矮稀疏，草高仅15厘米左右，牧草产量低。但由于草质良好，营养丰富，牛羊喜食，加之地域辽阔，这里成为青藏高原最重要的牧场之一。但受自然气候和生产技术等条件的限制，畜牧业是吐蕃的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出于对自己生存环境的深刻认识，吐蕃时期畜牧业生产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中国是世界上草原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草原总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32.6%，达47亿多亩。青藏高原草原区的面积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32%以上，草原是当地生态系统中面积最大且最富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青海南部、西部以及西藏北部、中部、西部，草原辽阔无边，呈连续性带状分布。青海省的草原主要分布在环湖地区以及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等地。“牧区面积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94.76%，有可利用的草场5亿余亩，约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46.39%。牧草虽然低矮，但营养价值高，具有高脂肪、高蛋白、高无氮浸出物及低粗纤维的三高一低的特点。牧草适口性好，耐牧性强，是发展草原畜牧业的优良地区。”^[19]“按照全国草地等级评定标准，青海草地分为五等，其中质量较好的一、二等草地，占草地总面积的62.57%，居中的三等草地占28.52%，一、二、三等草地占91.09%。莎草科牧草所占比重大，形成10-20厘米厚的草皮层，富有弹性，耐践踏，耐牧性强，是理想的放牧地。”^[20]。但是由于低温、干旱、缺氧、大风等不利自然条件的影响，青海草原牧草高度大都在20-30厘米，其中占全省草地面积31%的高山蒿草，高度仅2-5厘米，因此这里的天然草地产草量低，载畜能力差，游牧经济成为畜牧业的必然选择。

青海地区成规模的牧业生产可追溯到青铜时代，学术界普遍认为“青海地区大规模畜牧业的兴起是青铜器时代卡约文化时期的事，至于游牧经济的产生更晚至卡约文化后期”^[21]。而青海境内所发现的卡约文化、辛店文化、诺木洪文化等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均被学术界视为早期羌人所创造的文化。也就是说，是远古羌人用悠悠的羌笛吹奏出了青海畜牧业发展的开篇，在青海畜牧业的发展历史上具有开拓性的“首创”之功。羌人根据青海当地自然条件和生产生活需要，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选择繁育出了许多家畜品种，已经形成了丰富的家畜品种资源和较为复杂的品种结构。“各种类、品种之动物皆因其动物性而有其所宜的生活环境。人们因其环境，选择牧羊特定动物性的牲畜，或经由选种、配种繁殖有特定‘动物性’的牲畜，以获得主要生活资料。因此养何种牲畜，每一种应饲养多少，是游牧经济中的重要考虑——这就是所谓畜产构成。”^[22]自史前青铜时代以来，有“西戎牧羊人”之称的古羌诸部，就拥有发达的牧羊业，并同时畜养了牛、马、猪、狗乃至骆驼等家畜。“古羌人成功地驯化了古盘羊，育成了古羌羊，又将古羌羊与中亚、近东的脂尾羊不同程度的杂交种羊，奉献给中国各民族。各民族在这样的基础上，培育出中国异彩纷呈，形态性能各异的中国绵羊。古羌人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对中华民族的融谐和统一起着重要影响。”^[23]

西藏草原从纬度上看属于亚热带和暖温带地区，但由于地处高原，突兀隆起，四周群山环峙。因此，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被层层阻截，所以西藏地域内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由东南区域湿润性气候向西北区域寒冷干燥性气候逐渐转变的规律性变化。受海拔高度和气候状况的影响，各地牧草的生长情况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西藏地区面积最大的草原是藏北的羌塘草原，这一草原和青海的青南草原连为一体，占青藏高原总面积的近1/3。由于气候干旱、降水量少，藏北—青南草原牧草低矮稀疏，草高仅15厘米左右，牧草产量低。但由于草质良好，营养丰富，牛羊喜食，加之地域辽阔，这里成为青藏高原最重要的牧场之一。

西藏畜牧业起源也历史久远，吐蕃帝国时期就已展示出惊人的规模。但受自然气候和生产技术等条件的限制，畜牧业是吐蕃的最基本的经济基础。汉文史籍中称“（吐蕃）俗养牛羊，取乳酪供食，兼取毛为褐而衣焉”^[24]。藏族史籍《德乌教法源流》中记载：“七牧，直属赞普或者管理政府所经营的官方牲畜者，他们得‘牧人’之称呼，共有7种：洛昂牧马人、达木巴牧牛人、惹喀牧山羊人、喀而巴牧山羊人、桂氏牧驴人、恰氏牧狗人、俄氏养猪人。”^[25]说明除了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私人畜牧业以外，吐蕃还存在相当规模的官营畜牧业。《贤者喜宴》中记载的吐蕃地方七种官吏中就包括“牧官”，其职责是“管理牦牛、犏牛之放牧部落”，^[26]牧马官（mchibs-dpon）作为吐蕃时期所设的主要官员之一，也频见于吐蕃简牍文书之中。^[27]吐蕃统治者还经常对属民饲养牲畜作出硬性规定，赤松德赞赞普时期，“聂·达赞东斯又令每户属民饲养马一匹、犏牛一头、母黄牛一头、公黄牛一头等等”^[28]。从史籍中我们可以看到，吐蕃人放牧和饲养的牲畜主要有牦牛、猪、羊、犬、马、犏牛、驴、骆驼等等。^[29]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的动物，^[30]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便已有记载。^[31]这是一种第四纪冰期中冰缘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畜类，在海拔5500米左右的高寒草甸上仍能正常采食，其肉、乳、皮、毛、骨、角乃至粪便都有特殊的利用价值，又具有乘、挽、驮运等功能，被称为“高原之舟”，成为青藏高原最重要的畜牧品种。吐蕃有所谓“六牦牛部”^[32]，说明驯养牦牛早已十分普遍，有的史籍甚至以“牦牛国”来代指吐蕃，可见牦牛与其社会经济和生活息息相关。《新唐书》记载：“其赞普居跋布川，或逻娑川，有城郭庐舍不肯处，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其卫候严，而牙甚隘。部人处小拂庐”。^[33]吐蕃君臣百姓均以毳帐为居，而毳帐是由牦牛毛编织而成，说明当时的牦牛蓄养规模就已十分惊人。除了牦牛之外，羊和马也在吐蕃的畜群结构中占重要地位，史籍当中对于吐蕃境内“畜多牦牛犬羊马”^[34]，“其羊马满野，长数百里，是谓天赐”^[35]等记载比比皆是。出于对自己生存环境的深刻认识，吐蕃时期畜牧业生产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据《汉藏史集》记载，吐蕃七贤臣之首茹列杰开创了吐蕃牧区“在夏天将草割下成捆收藏以备冬天饲养牲畜”^[36]，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冬季牧草短缺的问题。吐蕃人还懂得了合理利用高原不同季节的水草资源而逐水草而牧，汉文史籍中记载：“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37]，“其畜牧，逐水草无常所”^[38]，“每岁盛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远”^[39]。藏文史料中也有相关情况的记载：“及至猪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及至虎年，赞普驻于美尔盖……及至狗年，赞普夏驻于悉立，回至交拉，冬，至仑邦那”^[40]。赞普的这种“游牧式”驻跸主要还是为了适应吐蕃民族逐水草而牧的生产特点，是出于随季节迁移的游牧方式而“划定夏季牧场与冬季牧场”^[41]。吐蕃的这种游牧生产方式，实际上是充分发挥当地的自然条件优势，以生物气候的垂直差异为依据的季节牧场的划分和利用。^[42]

青藏草原：优越牧业基础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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