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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存亡之关键:襄樊之战的成果

【摘要】:襄樊位于南阳盆地南部,是由襄阳和樊城组成的双子城,为南北交通要冲。南宋方面显然未能及时认清战争形势的根本性变化,做出有效的应对。蒙军已将战略重点转移到襄樊,但贾似道却始终对襄樊地区的重要性有所怀疑,进而对襄樊防卫犹疑不决。因此,贾似道虽重视襄阳守卫,却不认为其得失会危及整个防线。襄阳之围经年未解,才使南宋开始有所警觉,贾似道督促京湖制置司出兵救援,但宋军受制于襄阳外围的蒙军城堡,难以前进。

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四月,忽必烈派翰林侍读学士郝经携带国书出使南宋,商定和议。理宗听说蒙古使臣前来,对宰相表示:“北朝使来,事体当议。”[46]贾似道则担心郝经入朝后会泄露他私下请和的行为,因此摆出“强硬”的姿态:“和出彼谋,岂容一切轻徇?倘以交邻国之道来,当令入见。”[47]在贾似道的主张下,宋理宗遂下诏“誓不与北和”,并令人毁掉接待外国使者的“都亭驿”,以显示坚决的态度。郝经等人进入宋境后,贾似道命李庭芝将一行人扣留在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军营,既不提议和,又不许郝经返回蒙古。忽必烈因忙于处理蒙古贵族内部的争斗,无暇南顾,郝经因此被拘禁长达十六年。

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十一月,忽必烈解决了国内矛盾后,转头南向,以郝经被拘为口实,发动了征服南宋的战争,率先倡议南征的正是降将刘整。刘整进言:“宗室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彻其扞蔽。……且襄阳吾故物,由弃而弗戍,使宋得窃筑为强藩。若复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平也。”[48]蒙古贵族多有对南侵持反对意见者,刘整又上奏:“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得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49]忽必烈因而下定决心南征。

凭借对南宋防御体系的了解,刘整建议忽必烈调整战略方向,将进攻重点由川蜀地区转移到荆湖地区的襄樊,他指出“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可唾手下也”[50]。襄樊位于南阳盆地南部,是由襄阳和樊城组成的双子城,为南北交通要冲。清人顾祖禹曾说:“湖广之形胜,……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51]忽必烈采纳刘整的建议,命阿术与刘整共同经略,集中全力于襄阳寻求突破。

在具体战术方面,蒙军也较此前有了较大改变。刘整提出“急攻缓取”的策略来谋取襄樊,他利用吕文德贪财好利的性格,派遣使臣以玉带贿赂,请求在樊城外置榷场,吕文德果然欣然答应。使者紧接着说:“南人无信,安丰等处榷场,或为盗所掠,愿筑土墙以护货物。”[52]吕文德开始不同意,但身边有人劝他说:“榷场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53]吕文德深以为然,蒙军遂于鹿门山修筑土墙,于白鹤城筑造堡寨,由此,蒙军不仅有了守备之处,更遏止了宋朝南北之援。吕文德此时才意识到蒙军的图谋,却为时已晚,顿足叹曰:“误朝廷者,我也!”[54]此后,蒙军在襄樊周边险要地带大量建造城堡,阻断南宋水、陆援军,断绝襄樊守军补给,坐待襄樊粮尽援绝。

蒙军是训练有素的骑兵,利于在原野上驰骋,却不习水战,如今面对恃江河之险的襄樊,非以舟师不能奏效。南宋咸淳四年(1268)八月,蒙将刘整向阿术建言:“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55]此后,刘整造战舰五千艘,练水军七万人,训练不辍,宋军在水战方面的优势逐渐丧失。

经过忽必烈对蒙古帝国的改造,其中央集权加强,组织、动员能力大增,能够调动各方力量来贯彻统治者的意图。蒙军一改此前的战略战术,将战略重点由川陕转移到襄樊,并放弃此前游击的战术,投入大量人力、财力于筑堡、造船和练军,虽一直未能取得决定性战果,消耗甚大,但蒙军仍然坚持既定战略,展现出势在必得的决心。这些根本性的改变使蒙军能够对南宋发动长期而持续的攻击,以往宋军固守城池等蒙军后勤断绝、自行退走的形势,如今已转变为蒙军把守城堡,待襄樊粮尽而降的局面。战争形势的改变,使南宋等于面对全新的敌人,要想克敌制胜,必须在战略构想、军队组织、武器装备上都有所改进。

南宋方面显然未能及时认清战争形势的根本性变化,做出有效的应对。蒙军已将战略重点转移到襄樊,但贾似道却始终对襄樊地区的重要性有所怀疑,进而对襄樊防卫犹疑不决。以贾似道为首的一些大臣主张,南宋的战略部署应以防止蒙军渡过长江为首要目标,襄阳“孤垒绵远,无关屏障”[56],以重兵增援襄阳将导致外重内轻,根本动摇。因此,贾似道虽重视襄阳守卫,却不认为其得失会危及整个防线。咸淳五年(1269),襄阳形势日趋紧张,吏部尚书兼侍读赵顺孙警告“不急援,祸至无日”,却被贾似道斥为“书生腐语”,质问道:“纵襄阳失守,岂遽危亡?”[57]

由于对襄阳防务的重要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加之对蒙军战略重点的调整、战术的改变未能及时把握,南宋防务上的应变一直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咸淳四年(1268)正月,宋廷已得知蒙军在襄阳城外修筑堡寨,但贾似道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仅令京湖方面加强防备。襄阳守将依循传统战术,下令清野及整修城池,并以茶、盐赠送蒙军将领,以表示城内粮储充足,不在乎蒙军的包围。宋军依照过去的经验,乐观地认为只要消极防守,即可让蒙军知难而退,但事态的发展大大超出他们的预料。襄阳之围经年未解,才使南宋开始有所警觉,贾似道督促京湖制置司出兵救援,但宋军受制于襄阳外围的蒙军城堡,难以前进。

咸淳五年(1269)十二月,京湖制置使吕文德病故,南宋防务体系出现巨大真空。贾似道打击军中诸将的恶果至此显现,他竟然找不到才器相当的接任者。贾似道一度想亲自督战,但宋度宗三次驳回他的上书,表示“师相”不可跬步离朝廷。另一方面,贾似道对于亲征也没有坚定的决心,他已位极人臣,督战成功并不会再提高他的地位和权势,一旦失利则立即危害他辛苦建立的威望。贾似道向来不认为襄阳失守会导致整个防线的崩溃,自然没有以自己权位冒险的必要,因此他放弃了亲征的计划,将吕文德的权限分割:吕文德的弟弟吕文焕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继续防卫襄阳;吕文德的女婿范文虎接任禁军统帅;此外,将两淮制置使李庭芝调任京湖制置大使,委任以京湖方面的军政。

贾似道虽重用李庭芝,却不像对吕文德那样信赖。吕文德出身行伍,即使战功再高,也不可能得到文官的拥戴,而李庭芝却是进士出身,如果解襄阳之围成功,声望水涨船高,难保不会对贾似道的相位形成威胁。另一方面,长期盘踞京湖的吕氏家族也不愿接受李庭芝的节制,范文虎利用贾似道固位贪权的心理致书说:“吾将兵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但无使听命于京阃(李庭芝),事成则功归恩相矣。”[58]贾似道大喜,任命范文虎为福州观察使,其军队由朝廷直接指挥。范文虎此后日携美妾,于军中击马球为乐,李庭芝屡次催促进兵,范文虎都推托圣旨未到,不予理睬。范文虎才略甚差,不堪大任;李庭芝又上受贾似道牵制,下有范文虎掣肘,难以施展。南宋援军始终不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呈现出分散与孤立之势,更难突破元军的封锁。

到咸淳八年(1272),襄阳之围已持续五年之久,尽管南宋守军顽强抵抗,但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城池失守已在所难免。该年十一月,李庭芝上奏请求贾似道效仿南宋初张浚、赵鼎的事例,在鄂州或荆州(今湖北省荆州市)设立都督府,亲自统筹诸军支援襄阳,他确信这是解决诸将之间互不协作的问题、集合力量对敌作战的最后途径。但这一请求仍然为贾似道所拒绝,贾似道回奏称:“若办此事,非臣捐躯勇往,终未能遂。然纵使臣行,亦后时矣,恐无益于襄阳之存亡。尚可使江南无虞,而不至内地之震骇也。庭芝欲臣建督于荆之谋,要不过姑为是说。”[59]在贾似道看来,江南的防卫才是最重要的大事,他已经准备接受襄阳失守的事实。

南宋咸淳九年(1273)正月,元军截断襄阳、樊城之间的水路联系,又投入新式武器“回回炮”攻城,樊城守将范天顺、牛富等壮烈牺牲,樊城失陷。樊城的失守,使外援断绝的襄阳更加危如累卵,吕文焕每次巡城,“南望恸哭而后下”[60]。元军又将“回回炮”转移到襄阳城下,一炮击中襄阳谯楼,“声如震雷”,使城中军民心理上产生极大震骇,很多将领逾城而降。

刘整出于对吕氏兄弟的报复心理,想要强攻襄阳,捉拿吕文焕,但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贵族却主张劝降的方针。忽必烈下达劝降诏书:“尔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尔主,固其宜也。然势穷援绝,如数万生灵何?若能纳款,悉赦勿治,且加迁擢。”[61]

元军主帅阿里海牙也劝吕文焕:“君以孤军城守者数年,今飞鸟路绝,主上深嘉汝忠,若降,则尊官厚禄可必得,决不杀汝也。”[62]吕文焕无可奈何之下,终于出城纳款,襄阳失守,持续了五年多的襄樊之战告一段落。

襄樊之战是决定南宋存亡的关键节点,顾祖禹说:“宋之亡,盖自襄樊始矣。”[63]贾似道听闻吕文焕降敌的消息后,自称“战眩颠沛,几于无生。不谓事不可期,力无所措,乃至此极”[64]。然而他囿于对襄阳地位的成见,仍未能体察情势的严重。他安抚宋度宗说,理宗端平年间,荆襄地区也曾失守,相比之下,现在的情况并不算严重。在追究战败责任时,实际负责援襄作战的贾贵、范文虎等都安然无恙,受处分最重的反而是与襄樊之战毫无关系的俞大忠,他的罪名竟是其父俞兴激起刘整降蒙,埋下了襄樊之战的祸根。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做法,反映了主政者无意反省的态度,在临安的宋度宗与贾似道君臣,仍继续沉浸在歌舞升平中。

在襄樊之战中,元军虽取得了极大的战果,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以国家每岁经费计之,襄樊殆居其半”[65]元朝领导层认识到,如果继续采用单一的军事征服策略展开攻坚战,消耗巨大而效果不佳,“比至汉上诸城皆下,则我已困矣”[66],因此转而奉行军事进攻与政治劝降并用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具体执行者,就是新晋投诚的吕文焕。

由于贾似道的倚信,吕氏家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集团,成为南宋防务体系的重要支点,“吕氏子弟、将校往往典州郡而握兵马者”[67],沿江守将多为吕氏部曲。蒙古贵族坚持招降吕文焕,就是想利用其在南宋军中的人脉和所掌握的南宋军事政治情报。汉官胡祗遹写信给忽必烈重臣张文谦说:“吕生(吕文焕)世握兵柄,兄弟子侄布满台阁。宋君臣之孰贤孰愚,宋河山城郭之何瑕何坚,宋兵民之多寡虚实,宋兵刑政之得失巧拙,不为不知。不以降夷相待,细为之一问,不唯有以得取宋之方,见此人之浅深,以备主上之顾问。”[68]

南宋咸淳十年(1274)九月,元军在襄阳集结大军二十万,以伯颜为统帅,开始以临安为目标的最后战役。十二月,元军渡过长江天险。行中书省官员建议以吕文焕为前导,招降沿江南宋守将:“江汉未下之州,请令吕文焕率其麾下,临城谕之,令彼知我宽仁,善遇降将,亦策之善者也。”[69]吕文焕引导元军顺江东下,“凡其亲友部曲,皆诱下之”[70]:元军至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守将陈奕献城投降;至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南),管景谟以城降;至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吕文德长子吕师夔出城降;至南康军(今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叶阊以城降;至安庆(今安徽省安庆市),范文虎也献城投降。在吕文焕的引领下,元军一路如入无人之境,迅速兵临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城下。贾似道这时才如梦初醒,传檄声讨吕氏之罪,但为时已晚。

元军长驱直入,使南宋举国震惊,朝野的希望都寄托于贾似道身上。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正月,贾似道率十三万大军溯江而上,迎战元军。贾似道眼见局势不利,并没有击退元军的信心,出军后立即派人至元军请和。元将伯颜要求南宋纳土归附,贾似道无法同意,和谈乃告失败。贾似道将精锐七万余人交由孙虎臣率领,战舰两千五百艘委任夏贵,布阵于丁家洲(今安徽省铜陵市东北),自己率后军屯驻鲁港(今安徽省芜湖市南)。贾似道既不能和,又不敢战,双方甫一交锋,宋军便自乱阵脚,贾似道率先脱逃,十三万宋军瞬间土崩瓦解。

宋军战败的消息传到临安,贾似道苦心经营的擅长边务的神话随即破灭,宋廷掀起批判贾似道的风潮。贾似道上书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谢氏,请求迁都,但被谢氏拒绝。谢氏改任王爚、陈宜中为宰相,罢免了贾似道的官职,贬其为高州(今广东省高州市)团练副使,到循州(今广东省龙川县)安置。负责监押贾似道的会稽县尉郑虎臣,在行至福建漳州城南二十里的木棉庵时,将贾似道杀死。

南宋皇室有意将一切过错都归咎于贾似道,以重建官员、军民对皇室的信心,同时向元朝表示双方战事皆为贾似道挑衅所致,贾似道既已去位,两国当可罢兵谈和。宋廷将和谈的希望寄托于吕文焕,当时很多人对吕文焕抱有同情,认为其降元是迫不得已。太皇太后谢氏亲自致书,极力称赞吕文焕守襄功绩,希望吕文焕协助说服元军退兵,“俾王室不坏”。然而当时宋、元双方胜负的态势已甚为明显,元朝灭宋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

外敌强势入侵的危难情势,映衬出南宋政治统治的崩溃。醉生梦死、不知“天下大义”的南宋士大夫们对王朝的危难冷眼相看,大批地方守令“委印弃城”“望风而降”。仅仅一年时间,元军就从湖北一路攻到了临安。随着元军逼近,以宰相王爚、章鉴、陈宜中、留梦炎为首的大臣们连夜逃遁,“朝中为之一空”。太皇太后谢氏愤慨地斥责:

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吾何负于汝哉!今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自负谓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对人言语?他日死,亦何以见先帝?[71]

南宋朝廷“诏天下勤王”,原以为天下百姓当“接踵而奋”,然而最终却没有任何人响应。文天祥不由感叹:“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72]德祐二年(1276)三月,伯颜率元军进入临安,催促宋恭帝赵一行北上大都,入觐忽必烈,南宋中央政权至此已经灭亡。但此后文天祥、陆秀夫等人仍奉赵昰、赵昺为帝,转战各地,所以习惯上仍把宋末帝赵昺祥兴二年(1279)崖山海战,陆秀夫背负幼帝赵昺投海而亡,视为南宋正式灭亡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