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内政外交：得与失

宋理宗宝祐六年（1258）初，蒙古大汗蒙哥汗决定南下攻宋。蒙军兵分三路，蒙哥汗亲率大军进攻四川，忽必烈率军攻打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兀良合台率军从云南北上攻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三路军约定最终在鄂州会合，东向围攻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这是宋蒙交战以来，蒙军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括兵率赋，朝下令，夕出师，阖国大举，以之伐宋而图混一”^[3]。

蒙哥汗率领的军队于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正月列阵于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下，意图攻略南宋在四川的军事和行政根据地重庆。钓鱼城地势险要，南、北、西三面环水，既有山水之险，也有交通之便，城中宋军在守将王坚的率领下奋起抵抗，蒙军多次进攻未果。宋理宗令贾似道以枢密使为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都大提举两淮兵甲、湖广总领、知江陵府，统筹各战区军队、物资的指挥和调遣。蒙军久攻钓鱼城不下，又正值酷暑季节，军中暑热、疟疾等病役流行。相持之中，蒙哥汗也于当年七月阵亡，这支蒙军遂于九月北还。

忽必烈部于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八月渡过淮河，抵达长江北岸。忽必烈接到宗王穆哥的信件，信件中告知了蒙哥汗的死讯，令他紧急北还继承汗位。但忽必烈认为大军已至长江边上，并且有南宋渔民因不满苛税而主动提供渡江船只，机会难得，因此坚持渡过长江，拉开了鄂州之战的序幕。

鄂州是军事重镇，它被蒙军围攻的消息使南宋“中外大震”。宋理宗急诏诸路宋军应援，并拿出内库银币犒师，前后出缗钱七千七百万缗，银一百六十万两，帛一百六十万匹。开庆元年（1259）十月，宋理宗罢免了应战不力的宰相丁大全，命贾似道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赴前线指挥作战。宋蒙双方交战非常激烈，鄂州城内死伤达一万三千人，知州张胜也战死军中。蒙军屡次攻破鄂州城墙，宋军屡次补筑。贾似道下令建木栅环绕城墙，一夜之间便告完工，忽必烈看到后大为赞赏，对扈从诸臣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4]蒙军挖通城墙，但为木栅所阻，“入战者辄不利”^[5]。

鄂州之战紧急时，南宋援军陆续到达。宋将吕文德率军从重庆来援，乘夜进入鄂州，鄂城“守愈坚”。战争进入对峙状态，忽必烈的妻子派人急报蒙古贵族中有人谋立阿里不哥继承汗位，请忽必烈尽快北归，谋士郝经也建议“断然班师，亟定大计”^[6]。恰在此时，贾似道私下派人请和，许诺与蒙古“割江为界”，“岁奉银、绢匹两各二十万”^[7]。忽必烈顺水推舟，与贾似道达成停战协议，解除了对鄂州的包围，北归而去。

另外一支由兀良合台统率的蒙军，于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十一月受挫于潭州，后转战于江西，于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正月从寿昌（今浙江省建德市西南）、新生洲（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西）渡江北还。贾似道采用刘整的计谋，命水军攻断蒙军渡江的浮梁，杀死蒙军一百七十人，上表请功。这也成了贾似道的一大战功，在南宋朝野上下传颂。

景定元年（1260）四月，贾似道班师回朝，上表说：“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8]宋理宗大喜，以为贾似道立下了不世之功，褒美贾似道为“股肱之臣”，“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9]。朝野内外也是一片欢呼赞誉，要求速诏贾似道“正位鼎轴”^[10]。贾似道凭借鄂州之战，一举确立了其政治地位，不过他所谓的“功绩”，很大部分却是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的。忽必烈撤军只是为了北归争夺汗位，并非被南宋军队战胜，因此“鄂州大捷”名不副实，贾似道还朝后又向包括理宗在内的南宋中央政府隐瞒了私下求和的行为。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虚构的“功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在中央政府势单力孤，同时政治基础不够稳固，贾似道执政后不得不发动政治斗争，营建私人势力。当时与贾似道一起担任宰相的是左丞相兼枢密使吴潜。二人并相的制度，目的在于使双方互相牵制，防止一人独大，因此贾似道想要大权独揽，就必须除掉吴潜。吴潜与宋理宗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理宗早年有过两个儿子，但都夭折了，此后多年未能再生皇子，于是只能按惯例在宗室之中选择继承人。出于血缘和辈分的考虑，宋理宗首先考虑的人选是弟弟赵与芮的独生子赵禥，赵禥七岁起就被养在皇宫之中。但其生母黄氏本来是陪嫁的丫鬟，由于地位低下，黄氏担心孩子的未来受到影响，因而不想生下腹中胎儿，于是在怀孕后服用了堕胎药。然而，可能是药物效果欠佳，抑或是别的原因，黄氏服药之后并没有流产，结果却使赵禥先天发育不良，七岁才能开口说话。理宗皇帝看重的正是这样一位疑似智障者的继承人。吴潜反对立赵禥为太子，上书密奏说，“臣没有史弥远的才能，忠王（赵禥）没有陛下的福分”。意思是说，理宗当年依靠权臣史弥远才得以登基，以亲疏关系而论，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继承皇位的。吴潜的话一下子触到了理宗最脆弱的神经，这给他带来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贾似道顺应宋理宗的心意，令侍御史沈炎以“忠王之立，人心所属，潜独不然”为罪名，弹劾吴潜“奸谋叵测”。^[11]宋理宗遂罢免吴潜，并将与吴潜关系密切的大臣一概逐出朝廷，“凡似道所恶者，无贤否，皆论斥之”^[12]。他称赞贾似道能与自己同心同德为国家确定大计，贾似道不仅去除了一大政敌，而且成了“定策功臣”，权势愈发炙手可热。

吴潜去位后，贾似道还面临着几股政治势力的挑战。宋朝“祖宗家法”对宦官、外戚参与朝政有严格的限制，但理宗在位后期，宦官、外戚势力上扬，致使吏治极为紊乱。不但一般大臣受到宦官的威逼，即便是宰相也不得不看宦官的脸色行事，丁大全因奴事卢允升、董宋臣而得宠，谢方叔、董槐、程元凤、吴潜等人的下台，也都与宦官有关。如果任凭其势力膨胀，汉、唐末年宦官专政的局面很可能再现。外戚是指理宗谢皇后的家人，特别是其侄谢堂，为人“深崄”，最为颉颃难制。他虽然不任要职，但拉帮结派，竟然能左右朝政，时人称之为“天下三患”之一。

与宦官、外戚并列为患的，还有学舍（即“三学”：太学、武学、宗学）的力量。随着朱学逐渐控制了意识形态，学生的群体意识也陡然增强，他们利用舆论，成为足以撼动朝政的政治势力。“其所以招权受赂，豪夺庇奸，动摇国法，作为无名之谤，扣阍上书，经台投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贾，无不被害，而无所赴诉。”^[13]朝廷对他们稍有处置，他们便借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典故反击，致使皇帝、宰相也心存顾忌。

在处理这几种政治势力时，贾似道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手腕，他并没有采用正面对抗的方式，而是寻求迂回的解决方案。对于董宋臣、卢允升等宦官，贾似道先剪除其党羽，将他们引荐的大臣尽皆赶出朝堂，失去了在外朝的羽翼，董、卢等人无从施展，“余党慑伏，惴惴无敢为矣”^[14]，此后便再也不见有宦官弄权的记载。对付外戚谢氏也是如此，贾似道先假意与谢堂“日亲狎”，在谢堂放松警惕后，不动声色间将谢氏党羽“悉皆换班”，谢堂虽醒悟自己上了当，但也无可奈何。贾似道又规定外戚不得担任地方监司、郡守，由此“子弟门客敛迹，不敢干朝政”^[15]。对于学舍，史嵩之、丁大全等人曾试图以强硬手段压制，结果反而在学生的游行抗议中倒台。贾似道则改弦更张，“度其不可以力胜，遂以术笼络”^[16]。一方面增加给学生的恩赏和馈给，提高他们的待遇；另一方面严格法制，一旦有人违法得罪，“则黥决不少贷”^[17]。恩威并施之下，学生“啖其利而畏其威，虽目击似道之罪，而噤不敢发一语”^[18]，反而日颂其德。

贾似道凭借“鄂州大捷”进入权力中枢，他的专权是建立在对蒙作战基础上的，构筑明确的对蒙防卫体制是身为宰相的贾似道必须面对的问题；确保对军队的绝对掌握，则是贾似道巩固自己地位的前提。

贾似道自鄂州还朝之初就向理宗上奏：“今天下之势，保藩篱，则下可保堂奥；有三边，则可有内地。”^[19]南宋立国东南，为了防御北方强敌的入侵，建构了比较完整的战区防御体系，“唯曰长江为户庭，两淮为藩篱”^[20]。沿长江一线布置军队，上起汉水，下迄淮河，将千里江面分为三块，形成川陕、京湖、两淮三大防区。两淮防区直接掩护临安和江浙地区，以防御长江下游；京湖防区连接两淮、川陕防区，防御长江中游；川陕防区守卫四川，防御长江上游。贾似道提到的三边，便是指四川、京湖、两淮边境，其中两淮地区尤为关键，是贾似道对蒙防卫体制的根本。这种防卫构想的实施，首先表现在边帅人事安排上，特别是京湖和两淮两个军区的长官人选。京湖地区，自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至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一直由吕文德驻守；两淮边境，自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至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由李庭芝驻守。吕文德、李庭芝加上身在中央的贾似道，三人鼎足而立，构成贾似道在鄂州之战后的对蒙防卫体制。

吕文德，据说早年是安丰（今安徽省寿县）的一个樵夫，后投身军旅。开庆元年（1259）宋蒙战争中，他担任京西湖北安抚使兼制置使，与贾似道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贾似道对吕文德非常信任，将京湖地区的军政、财政等大权全权委托给他，“沿边数千里，皆归其控制，所在将佐列戍皆俾其私人”^[21]。吕文德“好无礼士大夫”，甚至不肯拜祭孔子，痛斥孔子不曾教他识字。他贪财好利，军队只有七万人，却要用湖广六十四州的收入来维持，并且将朝廷下发的军费据为己有，“以至宝货充栋，宇产遍江淮，富亦极矣”^[22]。

李庭芝出自名将孟珙幕下，淳祐元年（1241）考中进士。孟珙去世前，将李庭芝推荐给贾似道。贾似道拔擢李庭芝知扬州、主管两淮制置安抚司事，后来成为两淮防区的最高官员。李庭芝对两淮的经营有着非常明显的地方主义特色，他在扬州努力振兴当地产业，成功恢复大宗盐利；募集两万流民，创建“武锐军”；兴办学校；在水旱时拿出个人财产来赈灾，因此当地百姓“德之如父母”。扬州后来在蒙军大举南下时顽强抵抗，临安陷落后，谢太后诏李庭芝降元：“今吾与嗣君既已臣伏，卿尚为谁守之？”^[23]但李庭芝仍然坚持不肯投降。南宋末期，扬州聚集了一大批忠诚之士，陆秀夫、边居谊、李芾等名列《宋史·忠义传》的人物都出自李庭芝幕下，“时天下称得士多者，以淮南为第一，号‘小朝廷’”^[24]。

贾似道构筑的防御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唐末五代藩镇体制的翻版，也是南宋中央政府面对现实压力，对北宋建国以来“以文治武”“强干弱枝”政策的调整。吕文德、李庭芝二人虽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和个性，但在对蒙防卫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贾似道构建的对蒙防卫体制确有其效。然而不能否认，这一体系也存在巨大的缺陷。贾似道将几乎整个南宋国防都委托给吕、李二人，特别是吕文德，他在贾似道支持下组建了庞大的吕氏集团，南宋沿江防线重要据点多被其亲族、部曲占据，这使得南宋国防的基础变得脆弱和单薄。随后的宋蒙战争中，当吕氏集团核心人物投降后，其他吕氏集团成员也相继纳款，致使南宋防线迅速崩溃瓦解。

在选拔心腹将帅构建对蒙防卫体制的同时，贾似道在军队中展开肃清异己的活动。在当时南宋军队中，贾似道的权力基础并不牢固，只有吕文德、李庭芝等少数人可以称得上是贾似道的心腹，其余很多将领并不依附于他，甚至对他阳奉阴违乃至公然对立。贾似道为了将这些异己力量肃清，创造出“打算法”。

开庆元年（1259）宋蒙战争耗费了南宋大量财物，所谓“打算法”，就是在战后对战时军费进行结算审计。南宋后期，统兵将领对军费的贪黩侵吞、滥支滥用一直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因此在军队中建立起会计、审计制度有其必要性。然而，“打算法”并不是纯粹的审计制度，而是极具政治性和策略性的，贾似道的目的就是借此将政见不合的异己分子排挤出重要岗位。“鄂州围解，贾似道既罔上要功，恶阃外之臣与己分功，乃行打算法于诸路，欲以军兴时支散官物为罪，击去之。”^[25]

打算法采用交叉审计的原则，如“向士璧守潭，费用委浙西阃打算；赵葵守淮，则委建康阃马光祖打算”^[26]。这种方案看似公平，但实际上被委任的审计者都是贾似道的同盟。在打算法下，大批表现突出的良将被清算。马光祖素来与赵葵不合，并且要迎合贾似道，他在赵葵身上找不出财务问题，就诬陷赵葵于元宵节张灯设宴为不正当支出。在“打算法”的受害者中，以向士璧的遭遇最为凄惨。向士璧与贾似道的亲信吕文德有矛盾，素来与贾似道不合。兀良合台攻打潭州时，向士璧负责守城。蒙军攻城，向士璧亲自在城头指挥作战，慰劳士卒，成功将兀良合台阻挡在潭州城下，为在鄂州的贾似道分担了很大军事压力。潭州解围后，理宗赐金带给向士璧以示褒奖。贾似道将战功卓著的向士璧视作巨大的威胁，攻击向士璧在潭州时“侵盗官钱”。向士璧先被剥夺军功封赏、贬逐漳州（福建省章州市），随后又因被追究“守城时所用金谷”致死，乃至“复拘其妻妾而征之”^[27]。在重庆钓鱼城之战中立下卓越战功的王坚，因遭贾似道忌恨，“出知和州，郁郁而死”^[28]。李曾伯素有威望，贾似道忌惮其声望太高，利用打算法将他排挤去位。史岩之曾对贾似道有提携之恩，并与贾似道有亲姻关系，最后“亦纳钱而妻子下狱”^[29]。

给南宋政权造成最大影响的，是对骁将刘整的迫害，刘整由此叛宋降蒙。刘整本是金军将领，在金朝灭亡前投奔南宋名将孟珙，屡立战功，出任泸州知州。由于刘整是降将，因而在南宋军中颇受排挤。孟珙死后，刘整更加孤立。当时，贾似道嫡系吕文德、俞兴掌握四川军政大权，他们之间存在严重矛盾，吕、俞二人经常故意贬低刘整的战功。景定二年（1261）六月，俞兴派人到刘整处审计军中钱粮。刘整惊恐之下，以金瓶贿赂俞兴，但俞兴不受；到江陵求俞兴的母亲写信求情，俞兴仍不为所动；派人到临安控诉，又在贾似道的压制下不得上达。刘整担心大祸将至，假意大肆贿赂吕文德、俞兴，找到机会便叛降蒙古，忽必烈随即授刘整为行夔府路中书省兼安抚使。

打算法的实施确立并巩固了贾似道在军中的专权地位，也给南宋末期的军事造成了巨大伤害。贾似道、吕文德等人独占南宋大部分军事力量，一大批不依附他们的边帅武将被肃清，封闭了不同军事集团间联合作战的可能性，削弱了南宋防卫力量。刘整的叛降，更给南宋带来近乎致命的打击，他“熟知山川险要、国事虚实”，使南宋最重要的政治、军事情报外泄，“元自是愈易宋，而边祸日深矣”。^[30]刘整降蒙后成为攻宋的先锋军，在基本战略和临阵战术方面，都提出了很多关键性提案，影响了宋蒙战争的走向。

经过一番苦心经营，贾似道的权势走向巅峰，其党羽布列要津，盘错中外。“上自执政侍从，下至小小朝绅，无一人而非其党。”^[31]他曾在一次百官议事时，骄横地说：“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32]景定五年（1264）十月，宋理宗病逝，时年二十五岁的赵禥登上皇位，即宋度宗。宋度宗把军国大政拱手委付给贾似道，自己“惟荒乐之从，未尝及外庭事”^[33]。在蒙军大举压境时，他仍在宫中晏然无事一般以琴酒自娱。

南宋政治史上有一个突出现象，即权相秉政，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相继擅权，时间共达七十二年，几乎占了整个南宋一百五十二年历史时期的一半。他们利用掌握的权力，网罗党羽、排挤政敌，给南宋王朝的政治生态造成了很大影响。士大夫们或者追逐势利、丧失名节，恬然“以公朝之执法，为私门之吠犬”^[34]；或者廉耻虽存、气节不足，“平居未尝立异，遇事不敢尽言”^[35]。那些忠于职守、敢于谏诤者，轻则罢官去职，重则“随陷其祸”。贾似道将这种权相政治推向顶峰。

贾似道在朝堂采用高压政策，压制一切反对意见。“街谈巷议，及其谬政，则为骗局之狱，赌局之狱，一网打尽，皂白不分，陷之死地。场屋程文，一有所指，则虽已擢科第，必籍记其人，将来治之。稍有廉声才誉、学问文采，而觉其意不附己，即堕机阱。”^[36]他深居葛岭私第，不赴官署治事，由吏人抱文书至宅第呈送，大小政事，“非关白不敢擅行”^[37]。叶梦鼎、马廷鸾、江万里等人先后担任宰相，但都因不堪成为贾似道的附庸而坚决辞职。宋蒙战事日急之时，贾似道压制朝中大臣讨论边事。江万里屡次请求增兵救援襄阳，贾似道都不予理睬，江万里无奈出知福州。一日，宋度宗突然问：“襄阳围已三年，奈何？”^[38]贾似道回答称：“北兵已退，陛下何从得此言？”^[39]宋度宗答道：“适有女嫔言之。”^[40]贾似道于是诬以他事，将该女嫔处死。此后，边境战事虽日渐危急，却再也没有人敢提及。

施行高压政策的同时，贾似道引导士大夫们将军国大事置于脑后，倡导奢侈享乐之风。他于西湖葛岭赐第养尊处优，“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纵博，人无敢窥其第者”^[41]。他曾与群妾蹲在地上斗蟋蟀，与他狎玩的门客看到后戏言：“此军国重事邪？”^[42]当时有人题诗讽刺：“山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43]贾似道令门客廖莹中编撰《福华编》，吹嘘其鄂州战功，虚构出一个“福泽天下、繁华昌盛”的盛世。每年贾似道生日，“四方善颂者”就会赋诗填词，为贾似道歌功颂德。贾似道甚至效仿科举考试，将颂辞分列等次，排名靠前的予以赏拔。

贾似道的行为给南宋政治造成了巨大伤害，在他的主导下，南宋士大夫阶层丧失了往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精神和忧患意识，他们对于迫在眉睫的亡国之危表现麻木，只知玩岁愒日，沉溺于湖山歌舞之娱，不知“有天下大义”。明人黄淳耀感叹说：“南宋之末，士大夫伈伈伣伣，拱手环视以苟岁月。陈同父谓之风痹，不知痛痒，积数十年，而国亦亡，其气弱也。”^[44]

醉生梦死的生活，不仅腐蚀了统治阶层的精神，也腐蚀了整个时代民众的灵魂。受统治阶层精神风貌的影响，普通民众也晏然自安，对国事漠不关心。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观察道：“直至兵临城下之前，杭州城内的生活仍是一如既往的悠哉闲哉。”^[45]这不免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面对虎视眈眈的蒙古铁骑，南宋社会却仿佛陷入麻醉中，对王朝的危难无动于衷。南宋的灭亡，不仅仅是蒙军军事入侵的结果，同时也源于其政治统治的崩溃，而独揽大权的贾似道，显然加速了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