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和蔡京共同主导了北宋晚期的政局,共同的政治倾向是徽宗倚重蔡京的重要原因。蔡京把自己打造成王安石新法思想的正统继承人,徽宗想要绍述神宗之政,便必须由蔡京来主持。从此,蔡京长期把持朝政近二十年,徽宗对他虽有不满,但信任之深却无人能比,北宋末期的政治,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他的印记。因此,打击与迫害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排斥异己,成为蔡京当政后的主要活动之一。......
2023-08-29
庆元党禁是南宋儒学发展史上的大事,它在短时期内使道学团体在仕途上遭遇挫折,从长时段看改变了道学发展的方向。庆元党禁前,南宋道学呈现朱学、陆学、浙学三足鼎立之势,党禁带来的政治变化使浙学率先没落。浙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依赖其在科举中的成功,庆元党禁在科举上对浙学实行封杀,给浙学带来了很大伤害,尽管开禁后陈傅良和叶适官复原职,但浙学来自场屋决战的风头已经失去。
浙东学者对韩侂胄北伐的参与,也给浙学带来了不利影响。恢复旧疆是浙东学者一贯的政治主张,但叶适目睹南宋的实力,意识到北伐并非轻而易举。他上书宁宗,希望朝廷改开边为修边,整兵而不用兵,以待来时。韩侂胄想要借叶适之手起草出师诏书,叶适也予以拒绝。但当北伐启动,特别是出现危机时,叶适又积极参与到实际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中,甚至亲往前线。北伐的失败使叶适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他所主张的事功之学也连带受到批判,此后叶适虽继续讲学,但已少有士子关心他的思想,更多是向他请教决胜场屋的本领。叶适说:“余久居水心村落,农蓑圃笠,共谈陇亩间。有士人来,多言场屋利害、破题工拙而已。”[48]经过庆元党禁和开禧北伐,浙东事功哲学的影响减弱,真正在党禁后仍有影响力的,只剩朱学、陆学两派。
朱、陆二家在党禁后的发展,也呈现出朱学盛而陆学衰的趋势,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其自身学术形态和学术思想资源有关。朱熹在其思想形成和展开的过程中,始终重视文本建设,撰写了大量著述,陆九渊则极不重视这项工作。在朱熹、陆九渊去世后,他们的弟子虽极力维护师说,但很难有他们那样的影响力,能够让其他人了解他们学说的只有他们留下的著述,朱熹的优势由此突显出来。经过多年推动,朱熹注解过的四书五经成为士子钻研儒学的必读书目,朱子学术的影响日益扩大。南宋大儒魏了翁就曾提到:“某少时只喜记问、辞章,所以无书不记。甲子、乙丑年间,与辅汉卿、李公晦邂逅于都城,即招二公时时同看朱子诸书,只数月间,便觉记览辞章皆不足以为学,于是取六经、《语》、《孟》,字字读过,胸次愈觉开豁。”[49]
浙学和陆学的衰落使朱学一枝独秀,朱熹弟子门人的宣传和活动,也推动着朱熹走向道学的核心地位。朱熹门人推动了南宋政府对道学禁令的解除。嘉定四年(1211)二月,朱熹弟子刘爚自浙西提刑任上召还为国子司业,他极力为“伪学”鸣冤,先后提出两项建议:一是要求太学、国子监采用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二是呼吁宁宗下诏废止此前发布的禁止道学的条令。宁宗同意刘爚的建议,但由于朝中部分大臣的反对,最终未能实行。嘉定五年(1212)三月,刘爚迁国子祭酒,奏请将朱熹《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列于官学,得到同意。当年六月,南宋政府正式下诏“开伪学禁”,将朱熹集注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书列于官学。
宋人倡导“敬宗收族”,朱门弟子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朱熹的弟子,同时也是其女婿的黄榦,把朱熹门人团结在一起,他坚定维护朱熹学说,撰写了《朱子行状》,成为日后朱熹传记的主要资料。黄榦把朱熹描述为道学传统的高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50]他将朱熹与孟子并列,认为朱熹使道学达到巅峰,贡献超过了北宋周敦颐、二程等人。朱熹的另一位弟子陈淳赞扬道,唯有朱熹可以延续道统:“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谓主盟斯世,独惟先生一人而已。”[51]他撰写《北溪字义》,系统解释朱熹哲学的关键观念,规范后人对朱熹思想的理解。他在讲学中强调朱熹学说的重要意义,沿袭朱熹的说法,突出周敦颐的学说,继承经二程直接到朱熹的道统传承,越过了张载,提升了朱熹的地位。
至宋理宗时期,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蒙古威胁,南宋政府将道学提升为官方学术。蒙古于端平元年(1234)消灭金朝,势力扩展到南宋边界。在金朝遗老的建议下,蒙古贵族在华北统治中心建立孔庙,自称继承儒家正统。宋朝为对抗蒙古的军事和文化侵略,不得不采取措施宣示自己的正统地位,魏了翁和真德秀两位道学领袖被召入朝。真德秀是朱熹再传弟子中的杰出领袖,黄榦称赞他和陈宓:“此二公者异日所就又当卓然,真护法大神也。先师没,今赖有此耳。”[52]真德秀的政治声望是朱子学派的重要资源,同时代的学者称赞他拯救了道学的命运,《宋史》写道:“然自侂胄立伪学之名以锢善类,凡近世大儒之书,皆显禁以绝之。德秀晚出,独慨然以斯文自任,讲习而服行之。党禁既开,而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多其力也。”[53]真德秀在各地州府传播道学价值观,建立祠堂祭祀朱熹等人,加强书院的传统,使朱熹的学术更受士子欢迎。嘉熙二年(1238),蒙古建立太极书院,祭祀周敦颐、二程、张载、杨时和朱熹,这些措施加强了对南宋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宋理宗遂于淳祐元年(1241)颁布敕令,以道学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并将朱熹、周敦颐、张载、二程画像供奉在孔庙中,尤其肯定朱熹的成就使道学昌明,在宣示南宋继承北宋文化正统之余,确立了朱熹道学权威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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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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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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