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宋朝内政外交：揭示得失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朱松是杨时弟子罗从彦的学生，自小培养了朱熹对二程学术的兴趣。吕祖谦在丽泽书院制定了详细的学规，将儒家道德规定为人际关系的准则，强调在儒家生活规范中体认道德修养。朱熹借鉴吕祖谦的学规并进一步修订，制定了更加精致系统、规范简约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后世书院学规的典范。

朱熹出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恰逢宋金战争时期的混乱与动荡，他的父亲朱松是一名中下级官员，由于反对秦桧主持下的和金政策，仕途遭遇挫折。朱松是杨时弟子罗从彦的学生，自小培养了朱熹对二程学术的兴趣。绍兴十三年（1143），朱松病逝，委托胡宪、刘子翚、刘勉之三位学者负责朱熹的教育。三人也都信奉二程学说，朱熹在他们的指导下，钻研张载、二程的著作，造就了他的道学性格。

成年以后的朱熹追求儒家思想的纯粹，但少年时代的他也曾涉猎广泛，禅、道、文章、诗辞、兵法，事事要学。他尤其对佛教兴趣浓厚，非常喜爱大慧宗杲的禅说，并师事大慧的弟子道谦。绍兴十八年（1148），十九岁的朱熹赴临安参加科举考试，随身行李中只有一部《大慧语录》。他借用禅学解释《易经》《论语》《孟子》，由于考官周执羔、沈该、汤思退等都好佛老，居然考中进士。朱熹考取功名的时间比同时代其他主要思想家如吕祖谦、陆九渊、叶适、陈亮等都要早，虽然仅位列五甲第九十名，但朱熹此后可以不必再为应付科举而浪费时间，可以自由安排学业。到二十岁时，朱熹的学问有了很大进境，他意识到读书应融会贯通：“某从十七八岁读至二十岁，只逐句去理会，更不通透。二十岁已后，方知不可恁地读。元来许多长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络相贯串，只恁地熟读，自见得意思。从此看《孟子》，觉得意思极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1]

朱熹在思想上放弃佛老而专研儒学，是在见到延平先生李侗以后。绍兴二十三年（1153）秋，朱熹在赴任同安县主簿的途中拜访了李侗。李侗与朱松一样师从罗从彦，朱松推许他为二程学术的传人。朱熹探讨程学时兴致勃勃地参引释、道之说，李侗批评他不能将儒、释、道混同为一，而应集中精力研究程学。朱熹日后回忆说：“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先生极言其不是。后来考究，却是这边（指儒学）味长，才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到今销铄无余矣。毕竟佛学无是处。”^[2]

在李侗的影响下，朱熹完全转向程学。乾道二年（1166），他撰写《杂学辨》一文，批评苏轼、苏辙、张九成、吕本中等人对《易经》《老子》《中庸》《大学》的注解，认为诸人将儒家经典与释、道思想混为一谈，致使异端邪说日渐发展。《杂学辨》表明朱熹已经与年轻时代儒佛混一的思想告别，开始清理他所认为的儒家内部异说，在随后的《二程遗书》《论孟精义》《论孟集注或问》等著作中，朱熹旁征博引各种观点来解释二程理论，在编选、诠释各家学说的过程中，显示出逐步走向道学权威的自信与成熟。

后人常以“理学”来指称程朱学派以及与其气类相近的宋代学术，但“理学”在宋代并不常用，它侧重于抽象的哲学概念，宋人更常使用的术语是“道学”，包括哲学思辨、文化价值和现实政论等相互关联的层次。二程兄弟在北宋时期就开始阐扬道学，道学的基础在周敦颐、张载、二程的努力下建立起来，但北宋儒学的主流是荆公新学和温公史学，道学仅是儒学复兴的一个旁支，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道学迎来突飞猛进的发展是在南宋以后，张栻、吕祖谦、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等巨儒空前活跃，道学与传统儒学及学者区分开来，形成特别的文化传统和排斥其他儒士的群体。南宋道学是一个广义的学术群体，尽管朱熹的思想为道学传统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但他也只是道学群体的一员，并没有取得独尊的地位。从12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即孝宗乾道、淳熙年间，道学的主要领袖是张栻和吕祖谦，他们确定了道学的基调，影响了朱熹的思想，其贡献远比后人通常认识到的更加深远。

张栻是南宋中兴大臣张浚之子，他师从胡宏，后来成为湖湘学派的领袖。他是12世纪60年代最重要的道学家，朱熹称赞他“道学之懿，为世醇儒”^[3]。朱熹虽比张栻年长三岁，却佩服张栻闻道“甚早甚易”，承认“敬夫见识，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4]。朱熹界定和厘清了许多观念名词，建立起一套前所未有的综合儒学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他从与张栻的讨论中受益匪浅。比如功夫修养论方面，朱熹继承杨时、罗从彦传至李侗的观点，把静坐澄心当作体验本心和定性的方法，认为静坐沉思可以排除各种私欲，获得澄清的心境。湖湘学派则不主张静坐沉思，认为唯有在日常生活的行为活动中体验“静”，才能获得心的“中”。乾道三年（1167），朱熹到湖南拜访张栻，与张栻讨论后他放弃了自己的看法，转而接受湖湘学派的主张。但不久朱熹又开始质疑张栻，决定直接从二程著作中寻找答案。研究程颐的著作后，朱熹认为张栻的观点是对程颐的误解，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功夫修养论的看法。从李侗的影响、张栻的冲击，然后到自己的功夫修养观，朱熹的思想走向成熟，实现了自我超越。

张栻之后，吕祖谦成为道学的领袖。吕祖谦出身望族，先人吕蒙正、吕夷简和吕公著都在北宋时期官至宰相。吕氏家族的学术表现也出类拔萃，有十七人被列入《宋元学案》。吕祖谦的家世和教育条件都很优越，科举仕途也很顺利，他将家学与道学结合，发展出了道学的一个主要流派。他的学术不主一说，兼采众家之长，具有调和折中的色彩，余英时称之为“开放和多元的一种儒家类型”。全祖望在《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中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所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5]

吕祖谦与朱熹关系非常密切，两人经常就各类问题进行讨论，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方面，吕祖谦都对朱熹有明显的影响。他们都注重道学群体的建立，认为书院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组织。吕祖谦在金华创建丽泽书院，吸引了大量学生，他的史学和经世之学成为后世金华学派的基础。吕祖谦的书院讲学活动启发了朱熹，他也于淳熙七年（1180）在重建的白鹿洞书院开放讲学。在白鹿洞书院的筹建过程中，吕祖谦经常提供建议，朱熹还把吕祖谦为书院写的题记刻在书院石碑上。吕祖谦在丽泽书院制定了详细的学规，将儒家道德规定为人际关系的准则，强调在儒家生活规范中体认道德修养。朱熹借鉴吕祖谦的学规并进一步修订，制定了更加精致系统、规范简约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后世书院学规的典范。

朱熹与吕祖谦合作编辑了一部《近思录》，尽管有朱学后人声称这部著作是由朱熹独立完成的，但钱穆和陈荣捷等学者都指出，吕祖谦在成书过程中有很大贡献。吕祖谦的观点影响了这部书的内容，他建议将讨论抽象哲学的“道体”作为全书的第一卷，并保留了一段讨论法制的条文，删除了一些抨击科举制度的文字。朱熹原本并不认同程颐注解《易经》的方法，不想在《近思录》中引用程颐的观点，但由于吕祖谦的坚持，书中还是收录了大量程颐《易传》的内容。

吕祖谦“主盟斯文”的时期，道学内部呈现出极大的多元性，吕祖谦并不认为朱熹有超越他人的权威，而是以包容的态度，调和朱熹与其他学者之间的关系。淳熙二年（1175）六月，在吕祖谦的安排下，朱熹与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在江西东南的鹅湖寺会面，举行了12世纪最著名的哲学辩论。鹅湖之会本为调和朱、陆治学方法的分歧，但结果却明确了双方的分歧是不能统一的。朱熹强调“格物穷理”，认为读书能使人理解圣人的用心和道理，并能培养道德与修养，他注解了大量经典，并详细规定了读书次序。陆氏兄弟则没有那么严格，他们针锋相对地批评朱熹的主张，将之讥讽为“支离事业”，认为太注重研究经典会妨碍体会圣人之心。辩论中陆九渊甚至要追问朱熹“尧舜之前何书可读”，但被陆九龄阻止。吕祖谦不时协调双方的讨论，但在关键问题上同意朱熹的观点，强调读书对教学和功夫修养的重要性。

鹅湖之会是朱、陆学术的分水岭，但在吕祖谦的居中调解下，会后几年双方维持着良好的关系。朱熹认为陆氏兄弟的见解对自己很有启发，认识到自己解释经典固守章句，未免“屋下架屋”，意味淡薄，以致“看得支离，至于本旨，全不相照”，对自己解经的方法进行反省。他给张栻写信，对陆氏兄弟评价很高，但也指出了其问题所在：“子寿兄弟气象甚好，其病却是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却于践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者。”^[6]陆九龄兄弟也调整自己的立场，更重视研读经典，陆门弟子纷纷向朱熹求教，一些杰出弟子甚至转投朱熹门下。淳熙七年（1180），陆九龄病逝，朱熹和吕祖谦都深感痛惜。吕祖谦给朱熹写信：“陆子寿不起，可痛。笃学力行，深知旧习之非。求益不已，乃止于此。”^[7]朱熹为陆九龄撰写了墓志铭。

淳熙八年（1181），陆九渊亲自拜访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发表了著名的关于义利之辨的演说。演说取得了巨大成功，听者深受感动，朱熹将讲词刻在了书院石碑上。朱熹对吕祖谦赞扬陆九渊的观点转变很大：“子静近日讲论，比旧亦不同，但终有未尽合处。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8]吕祖谦询问陆九渊是否放弃鹅湖之会时的观点，并且评论陆九渊过于强调人内在的潜能，较不注意学习普遍的规范之理。朱熹则认为陆九渊的根本缺点是受禅宗影响，将学问看得过于简易，又专注内在的心，忽视外在事物。朱熹计划三人在吕祖谦的丽泽书院再度会面，讨论彼此的分歧，但吕祖谦突然于当年七月去世。

淳熙八年（1181）七月，吕祖谦病逝，朱熹作了一篇《祭吕伯恭著作文》，其中写道：

呜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岁已夺吾敬夫，今者伯恭胡为又至于不淑耶？道学将谁使之振，君德将谁使之复，后生将谁使之诲，斯民将谁使之福耶？经说将谁使之继，事记将谁使之续耶？

若我之愚，则病将孰为之箴，而过将谁为之督耶？然则伯恭之亡，曷为而不使我失声而惊呼，号天而恸哭耶？^[9]

吕祖谦的去世，使道学团体失去了一位声望地位、人格影响都非比寻常的领袖。朱熹在祭文中明白地宣示，在吕祖谦之后，自己将肩负起领导道学的责任。然而朱熹并不像吕祖谦那样众望所归，他自命为道学领袖也在道学团体内部引发了强烈的反应。

失去了吕祖谦的制约，朱熹对陈亮、叶适、陆九渊等人展开了更严厉的批评，认为他们的思想都已经偏离了正道。他认为陈亮的功利主义思想只追求政治和社会的实际效果，而陆九渊则倾向于禅宗般的个人顿悟，他说：“海内学术之弊，不过两说：江西顿悟、永康事功。若不极力争辩，此道无由得明。”^[10]当叶适的著作在政治斗争中被禁毁时，朱熹罔顾叶适曾经在他受到攻击时给予支持，反而拍手叫好。朱熹的做法导致他与其他道学家之间的冲突变得尖锐起来，陈亮指责朱熹的观念忽视了历史的发展变化，将仁义与实用对立起来；陆九渊则强调心的一体直观，反对朱熹太过注重读书和格物，而且直接向朱熹所定义的传统权威提出质疑。

朱熹在组织上较吕祖谦更严格地界定道学群体的范围，排挤其他学派，很多同道中人都意识到了朱熹在重塑道学传统过程中日益增长的排他性。陈亮因受到朱熹弟子的排斥而不满，把道学弟子比喻成秘密宗教，批评他们：“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画界而立，一似结坛，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11]叶适在一次上书中辩解称，道学是一个多元的群体，包括许多致力于推动改革的士大夫，不能专指朱熹。陆九渊也对用道学界定划分儒家群体的做法不满，批评朱熹门人虚张声势：“然此道本日用常行，近日学者却把作一事，张大虚声，名过于实，起人不平之心，是以为道学之说者，必为人深排力诋。此风一长，岂不可惧？”^[12]朱熹并没有理会诸人的抗议，坚持自己对道学的界定，陈亮和叶适最终被排挤出道学群体之外，转变成道学最严厉的批评者，道学的范围更加狭窄。

朱熹积极将自己树立为道统的唯一继承人，激化了与同道的冲突，朱熹、陆九渊之间的关系就因此变得紧张。淳熙十年（1183），朱熹的学生曹建去世，朱熹为他撰写了墓志铭。曹建曾是陆九渊的得意门生，淳熙六年（1179）转投到朱熹门下。陆九渊尽管没有明确反对，但婉转地表达了对朱熹学术的态度：“以为有序，其实失序；以为有证，其实无证；以为广大，其实小狭；以为公平，其实偏侧；将为通儒，乃为拘儒；将为正学，乃为曲学。以是主张吾道，恐非吾道之幸。”^[13]朱熹在墓志铭中提到，曹建跟随自己求学后，认识到陆九渊学问的弊端，评价曹建已经超越了陆九渊。他称赞曹建“使天假之年以尽其力，则斯道之传其庶几乎”^[14]，意思是说曹建不仅在自己的教导下回归了儒学正统，而且将传承道统，暗示自己是道学正统，负责道的传承。墓志铭引起陆九渊学生的气愤，朱熹给陆九渊写信控诉，并附上了铭文。陆九渊回信指出，朱熹对曹建生平的记述有不实之处，认为自己的记载才是真实无误的，表达了他的不满。

陆九渊以孟子衣钵传人自居，但在他去世后，朱熹的评语否定了他的自我定位。朱熹听到陆九渊去世的消息后说：“可惜，死了告子。”^[15]他把陆九渊比成与孟子争论的告子，批评陆九渊思想混杂。朱熹的评语意在为陆九渊盖棺论定，并且通过将陆九渊与告子并列，表示自己对陆九渊的批评正如孟子对告子的排击，暗示自己在道统与道学中的地位。陆九渊去世后，朱熹对他的批评更为严厉，他批评陆学后人“说禅”，并且“悖慢无礼，便说乱道，更无礼律，只学得那许多凶暴，可畏，可畏”^[16]。他将两派的界限划分得更清楚，暗示陆氏门人不是道学成员。

探索宋朝内政外交：揭示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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