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七日,宋孝宗以御札宣示大臣,当天傍晚锁学士院,草拟册封太子的制书。八日,正式册立赵惇为皇太子,同时宣布授赵恺为雄武、保宁军节度使,判宁国府,出镇外藩。为防范发生意外,宋高宗在锁院当晚召赵恺留宿于德寿宫,次日赵恺返回府邸,而储册已经颁行。哀毁之余,宋孝宗做出为高宗守孝三年的决定。自汉代以来,皇帝守孝便形成以日易月的惯例,孝宗的决定引起朝臣的反对。......
2023-08-29
金正隆六年(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金海陵王完颜亮倾全国之力,分兵四路大举入侵南宋,渡过淮河,陈兵长江沿岸。宋高宗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参赞军事。虞允文至采石,以一万八千残军击败完颜亮率领的金东路军,取得采石之战的胜利,力阻金军渡过长江。此时,金朝国内发生政变,东京留守、曹国公完颜雍即位于辽阳,下诏声讨完颜亮。完颜亮见后路已绝,急欲渡江征服南宋,金军多是北方人,不愿南渡,纷纷逃亡。完颜亮下令,军士逃亡者杀其长官,并命即日渡江。结果军中发生哗变,完颜亮被杀,金军班师,南宋转危为安。
完颜亮被弑后,金人试探性地要求恢复和约。宋高宗预料“此事终必归和”,乘势提出两个条件:一是金朝归还河南地,主要包括东京开封和西京洛阳在内的京东路和京西北路;二是将金宋关系由君臣改为兄弟。第二个条件尤其是宋高宗长久以来的希望,因为兄弟关系多少象征两国的对等。然而金人不但断然拒绝,而且再度以战争相威胁,由副元帅彀英措置南边及陕西等路事,都元帅奔睹开府山东。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孝宗继位,朝臣对于和战争议不定,史浩、张浚各自为其代表。史浩认为孝宗初立,御金之计应以守备为先,以南宋之兵将,不足以图恢复。张浚则与史浩意见相反,他认为金自完颜亮被弑,“必不能再举全师”[21],主张乘虚进兵北伐。就在南宋诸臣争论的同时,金朝镇压了西北契丹族起义,瓦解了山东等地的民间反抗力量,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南宋。十月,金朝命纥石烈志宁经略宋事。十一月,命仆散忠义南伐。金朝以十万兵屯驻河南,窥伺两淮;南宋则屯兵盱眙、泗、濠、庐州。
宋金在川陕战场展开激烈争夺,对宋而言,德顺的归属与否决定着胜败的形势。南宋吴璘的主力军队聚集在德顺,金军遂全力进攻。南宋朝堂上,以史浩为代表的一些大臣认为,在德顺与金军作战是错误的,提出放弃德顺等大散关以外新复州县的主张。虞允文连上十五道奏疏反对弃地之说,认为要恢复中原必自陕西开始,陕西五路新收复的州县又系于德顺之存亡,一旦放弃这些地区,则川蜀防线也会出现漏洞,利害至重。但虞允文的意见并未引起孝宗的重视,在史浩的劝说下,孝宗下手诏“罢德顺军屯戍”[22]。撤军诏书在西北前线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诸将力谏吴璘:“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此举所系甚重,奈何退师?”[23]吴璘无奈道:“璘岂不知此!顾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远,有诏,璘何敢违?”[24]在宋军撤退过程中,金军尾随掩杀,吴璘军亡失军兵三万三千人、部将数十人,秦凤、熙河、永兴三路新复十三州,都被金军重新占领。后来,虞允文入朝,孝宗问及弃地,虞允文以笏划地,陈说利害,孝宗悔恨道:“此史浩误朕。”[25]自此以后,孝宗倾向于以张浚为首的主战派。
隆兴元年(1163)正月,宋孝宗任命史浩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具体负责用兵事宜。三月,金人要求南宋归还海、泗、唐、邓、商等地,遭到拒绝。于是金军分屯虹县、灵壁,摆出准备南下的架势。张浚欲趁金军立足未稳,先发制人,请孝宗亲征,又指使主管殿前司李显忠和建康府都统制邵宏渊越级向孝宗献上攻取之策。就是否出兵这一问题,史浩与张浚在殿上连续五天激烈辩论,张浚对孝宗道:“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机会,惟陛下英断。”[26]孝宗被张浚说服,绕过史浩任命李显忠为淮东招抚使、邵宏渊为副使,出兵北上。史浩事后得知,以身居右相而出兵不得与闻为由,坚决辞去相位。
出兵之初,宋军取得主动,很快攻占了灵壁和虹县,并乘胜夺取了宿州(今安徽省宿州市)。金朝纥石烈志宁率精兵万人驰援,宋金在宿州城下展开激战。李显忠和邵宏渊二人在行军过程中结怨,李显忠要求邵宏渊合力夹击金军,邵宏渊非但按兵不动,还向其部下散布说:“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犹不堪,况烈日中被甲苦战乎。”[27]李显忠势孤难支,被迫从宿州撤军,行至符离被金军掩杀,包括丁夫等在内的十三万余宋军大溃,器甲资粮委弃殆尽,死者不可胜计。这次惨败宣告孝宗即位后朝野瞩目的北伐以失败而告终。
在对金政策方面,宋高宗与宋孝宗有根本性的分歧,宋高宗倾向于维持和好,而宋孝宗锐志于恢复。宋孝宗即位初年的北伐得到了宋高宗的默许,这可以看作太上皇对今上恢复志向的妥协,宋高宗不能过分压抑宋孝宗的皇权,他自己也未尝不心存些许侥幸心理,想趁金朝内乱之机,坐收卞庄刺虎之利。但一见北伐遭遇挫折,宋高宗马上介入干预,要求孝宗放弃用兵,重新回到议和的轨道上来。符离兵败后,张浚、李显忠、邵宏渊等都被贬责,在宋高宗的授意下,孝宗复用主和的汤思退为右相,主持与金和谈。
和谈的焦点之一是海(今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泗(今江苏省盱眙县北)、唐(今河南省唐河县)、邓(今河南省邓州市)四州的归属,金人要求南宋继续遵守“绍兴和议”,归还四州,南宋高层则对此存在争议。汤思退主张答应金人要求,尽快达成和议;而宋孝宗对此断然拒绝,双方和谈一度停顿。隆兴元年(1163)十二月,汤思退接任因病辞职的陈康伯为左相,张浚被擢升为右相,戴罪立功。这一安排清楚地反映出南宋高层的权力结构及政策分歧,汤思退是宋高宗主和路线的代表,张浚则象征着宋孝宗的恢复志向。
张浚派儿子张栻劝说孝宗不要让步,孝宗带他朝拜德寿宫,想要说服高宗。张栻对高宗畅言不应与金议和的种种原因,宋高宗却让张栻转告其父,国家需要度量民力国力来决定对金政策,金朝国内契丹族正在作乱,如果契丹事成,自可坐收其利,如果金朝平定了叛乱,则务要恤民治军,待时而动。张栻离开前,宋高宗再次叮嘱:“与卿父说不如和好。”[28]此后,太上皇又“深劝上,令从和”,宋孝宗遂宣谕,“虏能以太上为兄,朕所喜者。朕意已定,正当因此兴起治功”[29],决定再派使节议和。宋孝宗特意到德寿宫,告知高宗已决定遣使,宋高宗非常高兴,甚至要自己单独准备一份礼物给金世宗。宋使胡昉至金营,对金帅说:“本朝皇帝恐为贵朝见欺,初不肯遣使,而太上爱惜生灵,不欲杜绝。”[30]
金朝坚持索要四州,宋孝宗召集官员集议,群臣多欲答应金人要求,只有张浚、虞允文、胡铨等人认为不可。汤思退怒道:“此皆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31]为迫使宋孝宗同意,汤思退甚至抬出宋高宗,要孝宗“以宗社大计,奏禀上皇,而后从事”[32]。这明显是对孝宗权威的蔑视,宋孝宗大怒,斥责汤思退道:“虏无礼如此,卿犹欲和,今日虏势,非秦桧时比,卿之议论,秦桧不若。”[33]宋孝宗拒绝割让四州,使和议再次搁浅,他对张浚说,和议不成乃是天意,准备再次用兵。宋高宗再次召来孝宗,劝他不要听信张浚之虚名,强调张浚惯于用国家的官爵、钱物做人情,以抬高自己的声誉。张浚遂被罢去,不久去世。
汤思退为促成和议,竟然秘密派人到金营,告诉金人以重兵压境来迫使宋孝宗答应和谈。南宋隆兴二年(金大定四年,1164)十月,金朝对南宋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知楚州魏胜率军拒敌于淮阳,都统制刘宝留守楚州。刘宝根据汤思退的命令,以正在议和为由,拒不出兵支援,接着弃城逃遁,致使魏胜战死于前线,楚州、濠州相继陷落,形势再度吃紧。南宋朝野舆论纷纷声讨汤思退争和撤备之罪,宋孝宗罢去汤思退相职,责居永州。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又上书论汤思退奸邪误国,请斩之。汤思退忧悸而死。
在金朝的军事压力和太上皇的督促下,宋孝宗最终让步。隆兴二年(1164)十一月,派亲信王抃携参知政事周葵的书信,前往金元帅府求和。议和条款的主要内容是:金宋约为叔侄之国;改“岁贡”为“岁币”,减十万;割商、秦之地,宋金边界恢复至完颜亮南侵前的状态;归还被俘人员,叛亡者不与。金人入侵的目的本就是迫使南宋让步,遂接受了和议条款,从两淮撤军。十二月,“隆兴和议”正式签订。次年四月,金朝遣完颜仲为报问国信使,宋孝宗不欲行“降榻受书”礼,与完颜仲发生争执,宋高宗命皇子邓王受书以进,才避免僵持。宋孝宗欲拘留完颜仲,也因宋高宗反对而作罢。
年复一年,太上皇厌战的心态并没有改变。他乐于看到宋孝宗一再派遣使臣请求金人归还河南,这也是他自己的目标,但却不能容许宋孝宗兴兵恢复。据史书记载,宋孝宗每侍奉太上皇,必力陈恢复大计以取旨,太上皇道:“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34]孝宗自此不敢复言。宋孝宗“忧勤十闰,经营富强,将以雪耻”[35],其锐意恢复中原的志向,甚至连金人都知之甚详,金世宗时常说,“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36],告诫群臣“积钱谷,谨边备”[37]。然而宋孝宗终究“屈于孝养”[38]“不敢北伐”[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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