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第二次收兵权：内政外交的得与失

北宋末年，经过镇压方腊起义，以及宣和年间的征辽战争，宋朝禁军已经损失相当多的人马。接下来，金军的两次入侵又导致宋军伤亡惨重，开封陷落后，曾经雄极一时的宋朝禁军完全崩溃，溃兵余卒成为“兵匪”，流浪于江淮之间。与宋太祖起家于职业军人，自始便掌握了一支忠心不二的武装力量不同，赵构虽被宋钦宗封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但几乎是个光杆司令，手下能控制的兵力不过一万左右。南宋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如何重建军事力量并将之牢牢掌握在手中，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课题，这不单纯是一个军事问题，也影响到宋金对峙的形势。

赵构继位后，原本康王府的宦官权势日盛，与外臣勾结，肆无忌惮。宋高宗南下逃窜时，宦官们沿途“以射鸭为乐”^[56]“强占居民，强市民物”^[57]。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从扬州逃往杭州，宦官们自恃保驾有功，“益自炫，愈有轻外朝心”^[58]。由于对金人的进攻防备不足，宋高宗罢免了黄潜善和汪伯彦，任命朱胜非为右相，同时在宦官康履的推荐下，以王渊为签书枢密院事。

当时宋高宗手下只有一支戍卫部队，由苗傅、刘正彦统领，他们一方面“以赏薄怨望”^[59]，另一方面对王渊的任命不满，于是发动政变。两人率兵一举杀死了王渊和众宦官，在闹市张贴榜文，宣称为民除害。苗傅、刘正彦逼迫宋高宗退位，重弹让赵构耿耿于怀的老调：“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60]他们请出“元祐皇后”孟氏再次垂帘听政，由宋高宗三岁的幼子赵旉继位，改元“明受”。这次叛乱称为“苗刘之变”，又称“明受之变”。

这次叛乱是由赏赐不均和人事纠纷引发的，苗傅、刘正彦虽挟制朝廷，但其实并无深谋远虑。得知叛乱的消息后，正在江宁府的江东制置使吕颐浩和驻扎在平江府的礼部侍郎张浚，与大将韩世忠、刘光世、岳飞等联络，组织勤王军，向杭州进发。苗傅、刘正彦仓皇出逃，宋高宗得以复辟，恢复建炎年号。吕颐浩、张浚、韩世忠亲至行宫，宋高宗步行出宫门与众人相见，握着韩世忠的手恸哭。

苗刘之变给刚刚登基不久的赵构极大打击，使其终生难忘。这种唐末五代时期常见的武将带兵逼宫事件，已经绝迹一百六十余年，居然在此时复现，使得高宗极端震骇。宋高宗本人对于这次叛乱的感受，和参与平叛的将领们大不相同。韩世忠奉命追击叛军时不屑地说：“金人固难敌，若苗傅，但有少许汉儿，何足畏者！”^[61]而对宋高宗来说，最难忍受的不是向敌国乞怜，而是受迫于肘腋之变。苗刘之变使赵构的心态有了深刻的变化，他难以忘记所受到的威胁和羞辱，更对武将专兵的状况心生警惕，一旦环境许可，他就会着手限制乃至剥夺武将权势。

对于北宋末年出现的流民、溃军和叛卒，南宋朝廷的政策，是允许统兵大将采用或抚或剿的策略，将他们收编。由于策略得当，曾经无所统制、不断扩散的军事势力，陆续地被淘汰、整理，逐渐集结在有力的军事将领之下，形成所谓“家军体制”。“今日之兵，隶张俊者则曰张家军，隶岳飞者则曰岳家军，隶韩世忠者则曰韩家军。”^[62]诸大将声势和武力不断壮大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一向为宋廷所忌讳的现象，即大将专兵、地方权重，这和宋代立国的基本政策“强干弱枝”是相互矛盾的。

到绍兴五年（1135），这种内轻外重的情况特别明显。除四川外，南宋全部兵力约二十万，其中所谓“四镇”即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的兵力总和就达到十八万。大将的军队总数远远超过朝廷直接控制的兵力，况且在乱世中，大将在驻地拥有民政、财政和军政大权，遂使军队与主将的关系密切，而与朝廷的关系疏远，对中央政府形成潜在的威胁。

不少士大夫对此都有相当的关切，汪藻就说：“自古以兵权属人，久而未有不为患者。岂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难，不早图之，后悔无及耶！”^[63]他们尝试通过拔擢偏裨将校来分散诸大将的兵权，但在外患内乱接踵而来的绍兴初年，中央政府既要依赖大将稳定政局，又无法完全控制大将及其部队，这种策略便无法推动，只得消极地谋求加强中央兵力。绍兴二年（1132）起，南宋设立直隶中央的御前忠锐十将，恢复三衙制度，并增强其兵员，不过这些措施和大将大肆增兵的幅度无法相比。

张浚掌理军政大权时，想借御敌平乱的军事行动，将大军手中的军队收归中央，扼守淮西的刘光世成为他的目标。绍兴七年（1137）二月，有臣僚弹劾刘光世在宋与伪齐会战淮南时擅自撤退，“几误大事”^[64]，又言其“军律不整，士卒恣横”^[65]。张浚趁机上奏刘光世“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语以恢复，意气拂然，乞赐罢斥，以儆将帅”^[66]。高宗命刘光世为万寿观使，封荣国公，罢去其兵权。然而在处置刘光世所部的过程中，却产生了波折。宋高宗一开始许诺让岳飞统领刘光世军，在张浚的提醒下，又很快收回成命，将刘光世军重编为六军，由张浚心腹吕祉节制。

吕祉是一个文官，志大才疏，在这样敏感的时刻，将兵权交到一个从无带兵经验、又与刘光世部素无往来的书生手中，很多人都感到忧虑。岳飞反对说，“吕尚书虽通才，然书生不习军事”^[67]“变乱反掌间耳”^[68]。但张浚仍一意孤行。刘光世罢去兵权后，部将王德和郦琼为争夺指挥权发生激烈抗争，吕祉匆促被派往刘光世军驻地庐州进行调处。他行事向来过激，又不懂军政，到军中后“简倨自处，将士之情不达”^[69]，调停失败。吕祉密奏宋高宗请求罢免郦琼等人，奏折却被郦琼得到。郦琼于是杀掉吕祉，率所部四万人渡过淮河，投降伪齐。这一事件就是“郦琼叛乱”，又称为“淮西兵变”。

淮西兵变完全是一个突发事件，其直接原因就是张浚和吕祉的处置失当。数万装备精良之军投敌，使南宋两淮防线出现巨大空白，对南宋政权产生极大冲击。主导这一事件的张浚立刻遭到罢免，故相赵鼎被疾速召回朝廷。兵变暴露出南宋中央政府还没有能力统制家军，也使宋高宗再次意识到，将军事力量收归中央控制之下，是政权确立的根本条件，其他一些目标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淮西兵变从根本上改变了南宋朝廷的最高国策，“北伐之谋日以益衰，顾望中原，坐失机会”^[70]。张浚被罢相，其所主张的积极恢复政策破产，宋高宗原本已经被张浚说服，移跸到建康，以展示进取的姿态，却于兵变后很快返回杭州。赵鼎劝他：“恐回跸之后，中外谓朝廷无意恢复。”^[71]高宗回答：“张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国用，何尝得尺寸之地，而坏事多矣。此等议论，不足恤也。”^[72]此后，宋高宗再也无意采取对金积极作战的方针，对诸大将也充满不信任。绍兴七年（1137），宋徽宗的死讯传来，赵鼎想要召集诸大将商议恢复中原之计，宋高宗一口回绝：“不须恤此，今日梓宫、太后、渊圣皇帝皆未还，不和则无可还之理。”^[73]淮西兵变的冲击，使宋高宗坚定了放弃恢复中原的想法，一心只想与金议和。

在南宋初诸大将中，岳飞的资历最浅，却升迁最快，宋高宗本来对他极为器重，有意将他引为心腹力量。绍兴七年（1137）初，岳飞至平江府面见宋高宗，高宗问岳飞是否有良马，岳飞或许也听到一些有关刘光世的传闻，便说自己过去所乘的是良马，现在所乘的却是驽马，并意有所指地说：“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远之材也。”^[74]高宗大为赞赏，对宰执们称赞岳飞见识大有长进，“论议皆可取”，擢升他的官职，使其与韩世忠、张俊地位相当。三月，宋高宗又单独召见岳飞说：“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75]等于将全国一半以上的兵力都交给岳飞指挥，这在宋朝是没有先例的。

然而很快，在处理刘光世军时，宋高宗与岳飞就初次爆发了矛盾。宋高宗出尔反尔，已经令岳飞不快，张浚随后又暗指他意图吞并刘光世军，更激起岳飞愤慨。岳飞一怒之下，回到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庐山为母亲守孝，以“与宰相议不合”为由，请求解除兵柄。张浚打算趁机一并罢免岳飞，向宋高宗上奏称“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76]。宋高宗对岳飞的行为十分震怒，但他深知此时还不宜处置岳飞，再三下诏敦促岳飞复职。岳飞无奈于六月重返行朝，向宋高宗“具表待罪”。高宗回答：“卿前日奏陈轻率，朕实不怒卿。若怒卿，则必有行遣。太祖所谓‘犯吾法者，惟有剑耳！’所以复令卿典军，任卿以恢复之事者，可以知朕无怒卿之意也。”^[77]这番话看似宽慰，实则警诫，已隐隐透露出杀机。

淮西兵变使宋高宗意识到大将专兵的威胁，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整编军事力量方面，在对外政策上由对金强硬转向与金议和。战争形势既趋缓和，对大将的倚赖便相应减少，于是着手进行收兵权的部署。一方面限制大将扩张势力，绍兴八年（1138）二月，岳飞因防区辽阔请求增兵，宋高宗明确拒绝。“上流地分诚阔远，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即便是增兵，“与其添与大将，不若别置数项军马，庶几缓急之际，易为分合也”。^[78]高宗之意，就是防止大将壮大声势，同时另外设置忠于皇帝的中央军队。另一方面“擢偏裨”，使大将手下的副将独立，直接听命中央，以分散大将权势。

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二月，宋金两军交战，金军在大败于柘皋后，向北攻取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张俊、杨沂中、韩世忠军相继败北。宋高宗希望岳飞前往救援，但岳飞以军粮不足为由拒不动兵，高宗前后发出十七道手札，岳飞始终不为所动。最后，高宗只得恳请岳飞说：“社稷存亡，在卿此举。”^[79]岳飞行军三十里，听说濠州已经陷落，驻留在舒州、蕲州境上。这次事件使秦桧和张俊耿耿于怀，宋高宗也萌生了诛杀岳飞的想法。

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宋廷得知金人愿和，对偏安东南有了把握，故而加快了收兵权的行动。三大将被召回杭州，张俊第一个到达，韩世忠次之，岳飞最后。张俊首先入见，宋高宗对他说：“（郭）子仪方时多虞，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顾望，故身享厚福，子孙庆流无穷。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一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权之重，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享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80]在接见岳飞时，宋高宗又旁敲侧击：“李、郭在唐俱称名将，有大功于王室，然光弼负不释位之衅，陷于嫌隙；而子仪闻命就道，以勋名福禄自终，是则功臣去就趋舍之际，是非利害之端，岂不较然著明！”^[81]宋高宗以唐代郭子仪和李光弼的例子来警诫三大将，又明确说三人所管之兵乃朝廷之兵，其中之意已昭然若揭。

宋高宗借口奖赏柘皋之捷，任命张俊、韩世忠担任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自北宋实施重文轻武的政策以来，枢密使多由文臣担任，这一安排对三位大将而言自然是一项殊荣。宋高宗表面上让他们参与最高军政决策，“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82]，但实际却是明升暗降，迫使他们离开军队。与此同时，宋高宗下诏：撤销三大将主持的宣抚司；命他们的副将各统所部，自成一军，改称统制御前军马，直接隶属于中央；负责筹运各军钱粮的总领官由中央任命，并扩大其职权，成为实际上的监军。

三大将中，张俊最善察言观色，他率先表示拥护中央，交出所管军马，暗地与秦桧达成默契，“约尽罢诸将，独以兵权归俊”^[83]。韩世忠和岳飞二人，就成为宋高宗和秦桧忌惮的对象。秦桧首先授意韩世忠旧部胡纺诬告韩世忠亲校耿著散布流言，图谋由韩世忠重新掌兵，意图牵连韩世忠。但这项阴谋却被派去按阅韩世忠军的岳飞发现，与岳飞同行的张俊暗示：“上留世忠而使吾曹分其军，朝廷意可知。”^[84]岳飞却不肯同流合污，回复秦桧说：“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85]并派人送信给韩世忠。韩世忠得讯后立刻向高宗表明心迹，他是勤王大将，又曾参与平定苗刘之乱，与宋高宗关系深厚，宋高宗于是命秦桧放过韩世忠。韩世忠力请辞职，此后闭门谢客，口不言兵。

秦桧谋害韩世忠未果，遂转而对付岳飞。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言官万俟卨、何铸、罗汝檝等人弹劾岳飞在宋金之战中不听号令等罪名，宋高宗罢免了岳飞枢密副使的职位。接着，张俊胁迫岳飞部将王贵、王俊等人诬告岳飞部将张宪阴谋发动兵变，进而构陷岳飞谋反。宋高宗亲自下旨，将岳飞下大理狱审讯。经过两个多月的讯问，秦桧上奏建议将岳飞斩首，张宪绞刑，岳飞子岳云徒刑。宋高宗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86]一代名将岳飞含冤而死。

朱熹后来评价：“诸将骄横，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而韩世忠破胆矣。”^[87]

韩世忠、岳飞二人的隐患俱已消除，张俊立有大功，倚恃与秦桧的幕后协议，赖在枢密使的位子上不走，秦桧指使台谏官将他劾罢。至绍兴十二年（1142）十二月，宋高宗终于得意扬扬地对秦桧宣称：“唐藩镇跋扈，盖由制之不早，遂至养成。今兵权归朝廷，朕要易将帅，承命奉行，与差文臣无异也。”^[88]

苗刘之变、郦琼兵变以及岳飞之死，这三大事件是观察南宋初期政局变化的关键，前两次事件不仅与宋高宗杀岳飞有关，对南宋政局的影响亦不逊于杀岳飞案。南宋建立之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需要借助武将的力量来自卫，却也逐渐出现了大将专兵的现象，与北宋以来“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家法相悖。苗刘之变的发生，使宋高宗警惕武将对政权的威胁，谋求防患之策。局势稍有好转时，便在张浚的主持下开始收夺大将权力。然而大将与军队之间已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私人关系，一旦处置不当，极易引发军心变动和疑惧，因此导致了郦琼兵变的发生。

郦琼兵变对宋高宗调整宋金关系与收夺兵权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兵变使南宋的内外政策有了很大改变，人事更迭只是表面现象，更具根本性的是宋高宗从此放弃主战，积极谋和，迁都临安，奠定了偏安东南的基础。经过这次挫折后，宋高宗起用秦桧，采取阴柔迂回的策略：一面对金讲和，纾解外来压力；一面兼用“推恩”和抚循偏裨的办法，使大将脱离军队，让军队直隶中央。宋高宗终于结束了武将专兵的局面，使宋朝重回“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