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和议及赵宋王朝内政外交得失

南宋建炎、绍兴年间，宋、金之间的力量经历着此消彼长的变化。南宋逐渐从动乱中稳定下来，在江南地区建立起比较稳固的统治；金朝国内政局发生动荡，军队在连年征战之下疲态尽显，双方达成均势，为和谈创造了条件。

绍兴七年（1137）正月，被扣留在金朝的宋朝使臣何藓、范宁之忽然被释放归国，并带回了金右副元帅兀术的信，告知宋徽宗及宁德皇后的死讯。宋徽宗其实早于绍兴五年（1135）四月就已去世，金朝一直封锁消息，此时突然告知，显然别有用意。宋人杨炜说：“见报以太上之丧，以探朝廷意，谓我若遣使而有请，则唱为议和。”^[1]宋高宗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不饭食者数日”^[2]“号恸擗踊”^[3]。在此后数年中，迎还徽宗梓宫和高宗生母韦太后，就成为南宋政权面临的重要课题。

宋徽宗死讯传来时，正是张浚等对金强硬论者主政，他们主张借机伐金，恢复中原。张浚上言，“天子之孝与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庙、奉社稷者”^[7]，要求高宗“挥涕而起，敛发而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8]。荆南知府王庶则提出“奉衣冠弓剑，起灵庙”^[6]，为徽宗建衣冠冢，然后遣使向金国讨还徽宗梓宫，若金人不同意，“则以大兵蹑之，问罪致讨”^[4]“因神民痛愤之情，刷宗庙存亡之耻”^[5]。

但宋高宗本人却并不这样想，而是力主请和。他事后对张浚说：“去岁上皇讣至，朕若不遣使，天下谓朕何？”^[12]为此，他特地找来刚被任命为枢密使的秦桧商议。秦桧早年随徽、钦二帝被掳，建炎四年（1130）自称杀掉守兵逃归南宋。当时有人质疑秦桧穿越千里之遥的金军占领区，“全家同舟，婢仆亦如故”^[10]，显然不合情理，怀疑他是金朝派回来的奸细。秦桧初见高宗，就提出“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11]，倡议与金讲和。宋高宗拿着他的奏折气冲冲地说：“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9]但世易时移，此刻议和时机已经成熟，宋高宗在与秦桧商议后，于二月任命王伦为使节，到金朝商讨和议。

绍兴七年（1137）四月，王伦出发使金，宋高宗特别命他给兀术和挞懒（完颜昌）传信：“河南之地，上国既不自有，与其封刘豫，曷若归之赵氏。”^[13]请求金朝废掉伪齐政权，将其领土归还南宋。王伦出使途中被伪齐扣留，在金朝的过问下，才终于在当年九月抵达涿州，见到金帅挞懒。王伦对挞懒说，刘豫曾经在宋朝任台谏官，其人外朴内奸，营私掊刻，“方欲吞噬两朝，能保他日不为大国之患乎？”^[14]挞懒问道：“若将豫与南宋，能制之否？”^[15]王伦回答：“皇帝（宋高宗）圣孝神武，卧薪尝胆，志在恢复，但以天下为度，不忍轻以动兵。豫之父子，忘背国恩，孰不愿食其肉。倘欲驱除，何难之有？”^[16]向挞懒反复陈说利害。

通过王伦，宋朝的意向传送至金朝，双方议和的障碍，只剩伪齐刘豫政权。由于金朝国内形势的变化，刘豫的支持者粘罕去世，女真贵族早有取消伪齐政权的打算。南宋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挞懒和兀术率兵至开封，将刘豫废为蜀王。挞懒令王伦还朝转达口信：“归报皇帝，强梗扫去，自此和议无复间沮。”^[17]王伦归朝后报告宋高宗：“金人许还梓宫及皇太后，又许还河南诸州。”^[18]

王伦留滞伪齐、金时，南宋政局也发生了巨变。淮西兵变的发生，使宋高宗对积极的军事行动产生怀疑，张浚下台，重归庙堂的赵鼎以“镇静”为首务，对金政策趋于和缓。因此，王伦回国时，宋金议和的背景条件已经具备：南宋国内对金积极路线退潮，伪齐刘豫政权垮台，金朝许还宋徽宗梓宫及宋高宗生母韦太后。从绍兴八年（1138）开始，宋金迅速展开缔结和议的行动。

绍兴八年（1138）正月，宋高宗再次派遣王伦出使。王伦于五月会见金熙宗，金朝派乌凌噶思谋等为使，与宋朝议和。宋高宗对王伦和金使说：

“早遂休兵，得免赤子肝脑涂地，此朕之本意也。”^[19]虽然表面上以求得百姓安宁为借口，但宋高宗真正在意的是韦太后的生还，他对接伴金使的范同坦承：“太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念，欲早相见，故不惮屈己，以冀和议之成者，此也。”^[20]

议和的决定在南宋朝廷激起强烈的反对，金使入京时，“物议大讻，群臣登对，率以不可深信为言”^[21]。但高宗意志非常坚定，“往往峻拒之，或至震怒”^[22]。在宋高宗看来，宋金并存的关系是理所当然的：“外国之与中国，如阴阳消长，岂能偏废。若可剿除，汉唐之君，行之久矣。”^[23]不过以赵鼎为核心的一派官员致力于整备军队，重建集权国家，以图恢复中原，他们并不支持宋高宗议和的构想。

赵鼎等人对和议的反对，给了秦桧可乘之机。绍兴八年（1138）十月，秦桧单独觐见，称宋高宗如果决心讲和，要求“独与臣议其事，不许群臣干预，则其事乃可成”^[24]，宋高宗答应：“朕独与卿。”^[25]秦桧担心高宗心意未定，施展欲擒故纵的计策，反复令高宗仔细考虑，最后宋高宗降下手诏，由秦桧全权主持和议，不许他人干预，赵鼎因此而罢相。至此，宋高宗和秦桧在议和的国策上形成排他性的联盟，秦桧借机将其他政治势力排除。此后，虽仍有臣僚反对议和，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秦桧的主张就是高宗的意见，攻击秦桧就是批判高宗，要求罢免秦桧也就等于要求高宗退位。

绍兴八年（1138）第一次宋金和议非常粗略，金使张通古十二月抵达杭州时说：“先归河南地，徐议余事。”^[26]其基本任务只是传递金朝国书。在金人看来，国书的接受已经可以视为和议的成立。因此，绍兴八年和议的最大争议，就在于宋朝应该以何种礼法接受金朝国书。金朝方面把南宋与伪齐刘豫政权同等看待，金、伪齐约定为君臣关系，但刘豫不只尽臣下之礼，“又为大朝（金）之子”^[27]。金朝要求南宋遵守与刘豫相同的礼法，由宋高宗“北面拜诏”。

南宋朝野上下，都将刘豫视为宋朝逆臣，要宋接承其位，显然难以接受。消息传出，舆论立刻沸腾起来，“军民时出不平之语，闻之有可骇者。上自大臣，下至百执事，朝夕惴惴，恐此礼一行，或生意外之变。阖城百姓，有终夜不能寐者。而近甸、常、润、会稽之间，民悉不安”^[28]。禁军将领杨沂中、解潜、韩世良向秦桧心腹勾龙如渊进言，皇帝如行屈己之礼，受纳金朝国书，恐怕将有不测之事，并表示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虽在外地，但恐日后被他们斥责，因此难以协助。勾龙如渊不得不向三人保证：“第令计议使取国书，纳入禁中，必不行其他礼数。”^[29]他向宋高宗上奏：“此和议固不可坏，而礼文之间，动辄过当。若不度利害，勉而从之，则堂堂中国，一旦遂为敌人屈己。”^[30]

秦桧此时根基尚不稳固，不敢公然违背公议，一度向宋高宗请求辞职。惶惑之间，给事中楼炤对秦桧说：“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这是《尚书》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说殷商高宗武丁服丧三年，这期间沉默不语。秦桧顿时醒悟，借口赵构正为宋徽宗服丧，不得行礼，由自己代替宋高宗接受国书。十二月二十八日，秦桧至使馆见金使，“受国书以归”^[31]，终于解决了受纳国书的难题，“人情始安”^[32]。根据议和条件，金朝将原伪齐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划归南宋，南宋向金朝称臣，每年向金朝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绍兴八年（1138），宋金和议在宋高宗的力主下完成，他以孝道作为和议的理由，“向日讲和，本为梓宫、太后故，虽屈己卑辞，有所不惮”^[33]。和议虽招致一片反对之声，但终究不能扭转宋高宗的心意。对宋高宗来说，缔结和议固然有骨肉亲情的原因，同时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前文提到，赵构继位没有徽、钦二帝的授命，其皇位来源最大的合法性支柱，就是“元祐皇后”孟氏的援立。可即便是孟氏自己的身份，都是存在争议的。孟氏于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被册立为皇后，绍圣三年（1096）被废，此后几经反复，以废后的身份居于瑶华宫。陈寅恪先生指出，援立赵构继位的《皇太后告天下手书》，“此文之发言者，乃先朝被废之皇后。以失去政权资格之人，而欲建立继承大统之君主，本非合法，不易立言”。^[34]也正因为如此，宋高宗急于将徽宗梓宫和生母迎回，借助宗庙祭祀的连续性来确立自己继位的正当性。

和议引起很多大臣批评，甚至有人提出皇位乃天下之公器，高宗不得专擅的说法。方庭实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纵忍为此，其如中国何，其如先王之礼何，其如天下之心何。”^[35]然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人们尽管不甘于成为金朝附属，但对于和议放弃河北、河东、山东等北宋领土、民众，几乎没有任何反对之声，甚至表现出极端的冷漠。吕中后来说：“朝廷弃三路如弃土梗，弃两淮如弃敝屣。”^[36]这种情况的出现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就客观来看，宋高宗证明自己皇位合法性的迫切需要决定了与金议和的国策，议和又意味着南宋放弃恢复中原，成为偏安江南一隅的政权。

绍兴八年和议是不稳定的，其主要原因是和议在金朝并未获得一致的支持，如完颜宗干、兀术等尤为反对，金熙宗原本就对主持朝廷军政的宗磐、宗隽、挞懒一伙擅权不满，在宗干、兀术等人的撺掇下，金朝发生政变，主持对宋和议的挞懒被杀，新任都元帅兀术决定征讨南宋，复取河南地。南宋绍兴十年（金天眷三年，1140）五月，金国撕毁与南宋签订的和议，同时进军山东、陕西、河南。兀术亲率精兵攻占开封，西路金军在经过与南宋吴璘等部一番艰苦搏杀之后，基本控制陕西，南宋军队退守蜀地，使金军不得入蜀。

金人背弃和议，使南宋朝堂陷入混乱，秦桧更是坐立难安。挞懒被杀，使秦桧不但失去了在金朝的合伙人，也在南宋朝堂丧失了政治基础，其政治威信严重受损。秦桧儿媳的叔父郑亿年曾附和秦桧倡导议和，称“和好可久，愿以百口保之”^[37]，此时工部尚书廖刚当着秦桧的面质问他：“公以百口保金人讲和，今已背约，有何面目尚在朝廷？”^[38]秦桧在旁尴尬万分，只能说：“尚书晓人，不当如是。”^[39]

按照惯例，既然金已败盟，秦桧力主的和议失败，他只能引咎辞职。但秦桧显然不甘心就范，暗中指使心腹进行政治工作。御史中丞王次翁面见宋高宗，提出金人败盟责任不在秦桧，请宋高宗不要轻易更换宰相，“盖后来者未必贤于前人”^[40]“于国事初无补也”^[41]。宋高宗听后深以为然。秦桧仍不放心，又对心腹冯檝说：“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虑，独君乡衮（张浚），未测上意，君其为我探之。”^[42]冯檝试探高宗说：“金人长驱犯顺，势须兴师，如张浚者，且须以戎机付之。”^[43]高宗“正色”回答：“宁至覆国，不用此人。”^[44]秦桧听到后大喜。宋高宗之所以对张浚有如此深的成见，一方面是嫌恶张浚对淮西兵变处理不当，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宋徽宗梓宫、韦太后都滞留金朝，不愿与金人展开全面对决。他的设想，是将对金战争保持局部化，尽快恢复和议。

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南宋对金的战争基本是防御性的，重点在阻挡金军的攻势，只做有限度的还击。这种方针与岳飞等大将的想法尖锐对立，他们要求乘势追击，“深入敌境，复取旧疆，报前日之耻”^[45]。南宋绍兴十年（金天眷三年，1140）六月，金军十余万主力杀到顺昌府，兀术豪言要将顺昌府“以靴尖趯倒”^[46]，却被仅有五千人的刘锜军大败。就在刘锜准备乘胜追击时，宋高宗、秦桧下令班师。七月，岳飞军在郾城（今河南省漯河市）和颍昌（今河南省许昌市）连奏凯歌，大败金军主力，兀术感叹：“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屡见挫衄。”^[47]但岳飞也同样收到班师的指令，以致他愤然说：“十年之力，废于一旦！”^[48]到了九月，秦桧将岳飞召赴行在，令杨沂中、刘光世、刘锜、岳飞等军还屯长江南岸，摆出防御江南的姿态。

南宋绍兴十一年（金皇统元年，1141）正月，兀术计划率军渡过长江进军和州（今安徽省和县）。和州是防卫江南的重要据点，南宋不得不全力防御。张俊军出建康府，屯营于和州；杨沂中率殿前司军三万出杭州，以赴淮西；刘锜军二万自太平州开向和州；李显忠出兵淮南；韩世忠和岳飞两军也收到出兵增援的指令。除四川驻军外，这一仗几乎动员了南宋当时所有有力的军队。二月，宋金会战，宋军取得柘皋大捷。宋高宗赐诸大将诏书，“以捷书累至，军声大张。盖自军兴以来，未有今日之盛”^[49]。

从南宋绍兴十年（1140）开始的宋金战争，金军虽夺回河南、陕西，但想要实现对南宋军事压制的战略目标却告失败；宋朝虽将战争限定为防御战，但成功遏制了金朝的军事攻势，展现出足以自保的实力。《大金国志·兀术传》说：“（兀术）锐意败盟，举兵南征。后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乃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50]南宋绍兴十一年（金皇统元年，1141）九月，兀术将此前扣押的宋使莫将和韩恕放回，宋廷当月派刘光远和曹勋出使淮南，双方开始议和。到该年十一月十八日，金使萧毅入见宋高宗，双方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即达成和议。

和议之所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金朝方面的急切是重要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国内形势还是战场形势，都愈来愈向着不利于金朝的方向发展。也正是看到金朝陷入困境，并对己方力量有了信心，宋高宗才少见地“豪言”：“今虽与之立誓，当奏告天地、宗庙、社稷，明言若归我太后，朕不惮屈己与之和。如其不然，则此要盟，神固不听，朕亦不惮用兵也。”^[51]在金使萧毅返程前又“威胁”道：“若今岁太后果还，自当谨守誓约。如今岁未也，则誓文为虚设。”^[52]对于惯于屈膝请和的宋高宗来说，这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了。

根据和约，南宋向金朝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53]，金朝册立宋康王赵构为皇帝；宋、金两国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南宋版图由此确定，河北、河东、河南、陕西、山东等地尽皆放弃；南宋每年向金朝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自宋绍兴十二年开始，每年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纳。南宋绍兴十二年（金皇统二年，1142）三月，金朝派遣左宣徽使刘筈至宋，对宋高宗进行册封礼。此次和议结束了宋、金间长达十余年的战争状态，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维持了近二十年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局面的取得，是以宋金间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与经济上的屈辱代价换来的。

宋人评论说：“向者战败而求和，今则战胜而求和矣；向者战败而弃地，今则战胜而弃地矣。”^[54]但宋高宗对此毫不计较，他心心念念的，只是徽宗梓宫和韦太后的还朝。在他看来，只有这一点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韦太后的还朝，可以解决高宗继位名不正、言不顺的问题，使其名分健全。“天子建国，宗庙为先”^[55]，徽宗梓宫的归返，更可以使高宗接续宗庙祭礼的一贯性。宋高宗借着徽宗梓宫与韦太后的归返，使其继位的正当性与授权关系得以完整，成就了作为北宋继承政权的南宋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