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赵宋王朝内政外交的得与失

向太后死后，宋徽宗失去了约束，徽宗本人早有绍述神宗变法之意，他曾与曾布谈及，茶马法、免役法、常平法等新法措施都不应该更改，司马光“诋毁神宗，变乱法度”^[17]，罪莫大焉。尚书右丞范纯礼当时就意识到：“上有所涵蓄，恐彻帘后，必更有所为。”^[18]徽宗继位第二年，他改年号“建中靖国”为“崇宁”，显然是尊崇熙宁的意思。由此，新一轮党争又开始了。一系列权力斗争之后，蔡京脱颖而出，在徽宗皇帝身边第一大红人、宦官童贯的帮扶下，蔡京终于进入权力中枢，成为宋代有名的权相，影响了徽宗一朝的政局走向。

向太后去世不久，宋徽宗在杭州设立明金局，由宦官童贯主持，专门搜罗珍品玩物。蔡京是宋朝历史上的书法名家，据说他深得书圣王羲之的笔意，能写一手好字，自成一家。童贯的到来对正苦于官场失意的蔡京来说无异于天赐良机，不容错过。于是蔡京刻意交结童贯，与他昼夜相处，还通过童贯将自己所写的条屏、扇带等书画作品送给宋徽宗，以此表明对皇帝的忠心，蔡京还帮助童贯出谋划策，把杭州民间收藏的几件珍品字画弄到了手。童贯回京复命时，除了向宋徽宗奉上蔡京的书画作品外，还称赞蔡京是国家栋梁之材。宋徽宗作端王时，就很喜欢蔡京的画，曾出高价买过一幅，此时见到大量蔡京佳作，他惊喜异常。蔡京与宋徽宗性情相近，宋徽宗便有意重用蔡京。此外，蔡京又通过赠送字画的方式结交宫人、内侍及皇帝近臣，由此他们也众口一词地称誉蔡京，蔡京很快东山再起，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知州，随即又升迁为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知府。

蔡京是一个政治投机者，向太后垂帘时，他作为章惇、蔡卞集团的核心成员，处心积虑地投到向太后门下，倚恃向太后的庇护来抵挡政治浪潮的冲击。然而他虽身处向太后阵营，却并未放弃向徽宗示好，他通过交结徽宗身边的亲信内侍冯说等人，窥伺着徽宗的动静，徽宗绍述神宗变法的心意很快引起他的注意。元符三年（1100）五月，就在朝中对蔡京的弹劾日趋激烈时，蔡京却暗度陈仓，瞒过韩忠彦、曾布等人的耳目，数次借面对机会向徽宗陈说继述神宗变法之意，获得徽宗信任。徽宗对他说：“朕尽解此，独母后之意未听，卿姑待焉。”^[19]蔡京此举无异于一次政治赌博，但不得不承认，他的政治嗅觉是非常敏锐的，这次冒险得来的成功，为他复起打下了基础。此前，徽宗虽执意将他外放，但并非针对蔡京本人，而是为了迫使向太后放权。

徽宗和蔡京共同主导了北宋晚期的政局，共同的政治倾向是徽宗倚重蔡京的重要原因。蔡京把自己打造成王安石新法思想的正统继承人，徽宗想要绍述神宗之政，便必须由蔡京来主持。邓绾之子、起居郎邓洵武预料到蔡京不久会东山再起，重新执掌朝政，便刻意巴结蔡京。一次宋徽宗召邓洵武，邓洵武乘机向徽宗进言：“陛下乃神宗之子，宰相韩忠彦是韩琦之子，当年神宗皇帝变法利民，韩琦坚决反对，如今韩忠彦依然反对新法，这是子承父志，陛下作为天子，难道不能继承父志吗？”显而易见，这是鼓动徽宗疏远宰相韩忠彦，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徽宗不禁为之动容。邓洵武接着又劝说徽宗道：“陛下如果诚心继承先帝的事业，非重用蔡京不可。”善于察言观色的邓洵武在退朝后又画了一幅《爱莫助之图》献给徽宗。这幅图仿照《史记》年表的体例，分左右两栏，左边列元丰旧臣，只有以蔡京为首的五六人而已，右边列元祐旧臣，举朝宰执公卿尽在此列，差不多有一百余人。宋徽宗见元祐党人明显要比元丰党人多，便怀疑元祐诸臣相互援引，朋比为奸，于是决定起用蔡京为相。岳珂说：“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擅国之祸，胎靖康裔夷之酷者，此图也。”^[20]

蔡京的机会来自韩忠彦与曾布的纷争。建中靖国元年（1101），向太后去世，作为旧党代表的韩忠彦很快失势，与变法派骨干右相曾布产生冲突。曾布为扩充自己的势力而极力拉拢蔡京，在他的举荐下，蔡京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又回到中央。崇宁元年（1102）五月，曾布指使谏官弹劾左相韩忠彦变更神宗法度，韩忠彦出知大名府，蔡京递补升任尚书左丞，位列执政。不久，蔡京揭露曾布任用亲家陈祐甫为户部侍郎，质疑“陛下之爵禄，奈何使宰相私其亲”^[21]。曾布遂被罢相，蔡京取代曾布为右仆射，晋身宰相。“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蔡京成为韩、曾之争中的受益者。随后，蔡京入宫拜谢宋徽宗。徽宗面谕蔡京说：“神宗皇帝创立法制，先帝继承父志，其间遭遇两次变故，国是未定，我想继承父兄遗志，你如何帮我？”蔡京已猜透徽宗的意图，他立即起身顿首说：“一定竭心尽力。”显然，宋徽宗对与自己趣味相投的蔡京十分信任，他们是艺术上的知音，也正是基于这种共同爱好，他们成了至交，这也是维系以后君臣良好关系的纽带。从此，蔡京长期把持朝政近二十年，徽宗对他虽有不满，但信任之深却无人能比，北宋末期的政治，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他的印记。

有了徽宗皇帝的强有力支持，蔡京开始推行所谓的改革。君臣二人打着绍述神宗改革事业的旗号，禁用元祐法令，恢复绍圣年间的免役法，仿照熙宁条例司故事，于尚书省设置讲议司作为实施“新法”的领导机构。在蔡京的倡议下，还为熙宁、元丰功臣绘像，以王安石配享孔庙，位在孔门七十二贤之上，后来王安石之子王雱也配享孔庙，并在政和三年（1113）又追封王安石为舒王。

蔡京深知要推行新法，必须摆脱反对派老臣的干扰，使权力归于皇帝，然后才可为所欲为。因此，打击与迫害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排斥异己，成为蔡京当政后的主要活动之一。蔡京上任的第二天，宋徽宗便下达了一道禁止元祐法的诏书，一反往日谦逊与温和之态，措辞严厉而强硬。正是蔡京和宋徽宗合谋炮制的这道诏书，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打击迫害反变法派人士的“元祐党案”。

宋徽宗继位之初，向太后倾向于反变法派，她以四月初一将出现日食为由，下诏让朝廷内外官员直言朝政得失，以消弭天灾。当时正值向太后当政，应诏上书的人非常多，实际上，这是变法派和反变法派对宋神宗、王安石的改革事业及高太后、司马光废除新法的一次大规模辩论。反变法派人士纷纷上书指斥朝政，虽也有改革派人士肯定朝政，但人数不多。结果，肯定高太后、司马光者取得了相对胜利，变法派官员蔡卞被贬谪，蔡京也被降职，闲居杭州。蔡京对此耿耿于怀，他在升任右相两个月后，即崇宁元年（1102）九月，就将元祐及元符三年（1100）当政的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秦观、曾肇等文武官员及一些宦官，共计一百二十人编为一籍，称为“奸党”，其中还包括新党陆佃（王安石的学生）等，又请宋徽宗御书刻石，竖立于端礼门外，号称“党人碑”。其后又对元符三年（1100）曾上过书的人分等定级，将拥护“新法”的钟世美等四十一人列为正等（分为正上、正中、正下三级）；而将反对“新法”的范柔中等五百余人列为邪等（分为邪上、邪中、邪下三级）。凡是列入“正等”者，升官晋爵；列入“邪等”者，皆遭禁锢。这是继东汉之后，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党锢之祸”。

崇宁二年（1103）四月，宋徽宗下诏销毁司马光等人在景灵西宫的画像，蔡京又进一步怂恿徽宗，下诏焚毁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和“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以及马涓等人的文集等，司马光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最初也在焚毁之列，但因其序文为宋神宗所作，最后才得以保留下来。

元祐党人既遭迫害，其亲属子弟也随之受到牵连。崇宁年间，宋徽宗多次下诏，凡是奸党子弟，不论有无官职，均不得在京城居住，也不准擅自来到京城；宗室子弟不得与奸党子弟联姻，双方已订婚但尚未成礼的，必须解除婚约；等等。以上情况，知情不报者处斩。此外，党人子弟在科举考试中也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崇宁二年（1103），李阶参加礼部考试，他本已中举，但因是奸党李深之子，又是奸党陈瓘的外甥，被宋徽宗夺去进士出身而转赐他人。同时，这榜考中的黄定等十八人也被列为上书邪等。宋徽宗临轩申斥他们：“你们可以诋毁我，但神宗、哲宗哪里对不住你们！”在蔡京的建议下，徽宗将他们一并罢黜。这样，凡属于奸党子弟亲属的，彻底被禁锢。

崇宁三年（1104）六月，宋廷重定元祐、元符及上书反对“新法”者，合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章惇本是主持变法的新党领袖，可徽宗为了报复他阻止自己继位，授意将他也列入“元祐党籍”。蔡京更是借圈定党籍之机一逞私意，凡是与自己意见不合者，“人无贤否，官无大小，悉列其中，屏而弃之”^[22]。素来主张变法的曾布、张商英都因与蔡京不合而被列入“元祐党籍”，初与蔡京相好的张庭坚，也因后来不听蔡京调遣，位列其中。宋徽宗亲自书写党人姓名，刻于文德殿东壁，再由蔡京抄写颁示州县，令各地皆刻于石碑之上，昭示天下。

“元祐党案”前前后后持续了七年之久，徽宗、蔡京对所谓“元祐党人”的倾轧，实际上已经与变法关系不大，更多是出于徽宗特别是蔡京排斥异己的需要。徽宗、蔡京集团正是通过这场精心策划的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运动，用暴力方式暂时结束了由延绵不息的党争造成的混乱局面，建立了统治集团的权威，同时，这也为宋徽宗君臣实行黑暗、腐朽的统治铺平了道路。

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各地“奸党碑”逐渐被销毁。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国内仅存的一块完整的碑，位于广西桂林市东七星山瑶光峰下的龙隐岩，这是南宋庆元四年（1198）元祐党人梁焘的曾孙梁律依据家藏旧本重刻的。这块距今已有八百多年的石碑，距地面一丈有余，虽久经风雨，但字迹清晰，上有蔡京手书“元祐党籍”四字，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

徽宗时期的变法是北宋历史上规模仅次于王安石变法的改革运动，其内容包括官制、学校、科举、礼法等诸多方面。蔡京是打着绍述新法的旗号上台的，其中经济改革自然成为他改革活动的中心。自宋朝开国以来，每当财政出现困难的时候，朝廷在财赋的分配上，一般都会采取重中央轻地方的手段，以支持中央财政，这是典型的削弱地方而充实中央的传统国策。食盐属于国家专卖产品，其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宋朝政府历来对食盐收入特别重视，尤其是在蔡京当政后，他为了搜刮全国的财富，以夸耀富强，从而保住受宠的地位，便更改盐法，以便最快捷、最有效地增加中央财政收入，这使得宋朝强干弱枝的倾向更加明显。此前，陕西因连年用兵，粮草供应紧张，官府便实行折中法，商人可将军需物资运至边地，按货物价值换成盐钞（一种领取、运销食盐的凭证），或者直接到京城榷货务（专门负责国家专卖产品的机构）交纳现钱购买盐钞，然后到解州（位于今山西省运城市西南）盐池，凭借盐钞运盐到内地指定区域销售。由于贩卖食盐有利可图，因此从事运粮贩盐的商人趋之若鹜，宋朝边备也无匮乏之忧，还大大节省了朝廷向西部输送财赋的耗费。但蔡京当政时，解州盐池已被雨水冲坏，不能产盐，这一方面确实给国家财政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另一方面以解州盐池为基础的盐钞法发生了根本动摇，商人凭借原来的盐钞也买不到盐。同时，东南一带的海盐还是以官府自行运输到各地销售的直接专卖制度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全面改革盐钞制度迅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崇宁二年（1103），蔡京在京城榷货务设立买钞所，印制新盐钞，收换旧盐钞，全面推行盐钞法。新的盐法规定，凡是从事贩盐者，要先到买钞所交钱购买新盐钞，再到产盐州、县获取食盐，而旧盐钞一概作废。此后，蔡京不断发行新盐钞，迫使商人必须购买新钞才能使旧的盐钞有效，旧钞必须加钱才能另外兑换新钞；而新钞随即又宣布作废，须再度加钱，才能与更新的盐钞搭配使用，人为地促使旧钞不断贬值，从而牟取暴利。其实质就是利用不断变更盐钞的手段，把财政困难转嫁于商人，再将商人的盐利转移给朝廷。这样，朝廷的收入自然迅速增加，仅崇宁三年（1104）一年的盐钱收入就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盐钱税收。蔡京在徽宗朝始终执掌政权，与他善于措置财计有直接关系，而盐法改革无疑是他重要的经济政策。但屡次变革钞法，直接给盐商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越来越多的商人赔本破产。后来，商人输钱三次，才能得到一次贩盐机会，有的商人因无钱更换新盐钞，已经输纳的钱便被没收。数十万盐券一旦废弃，富商巨贾朝夕之间沦为乞丐，投水自尽者甚多。随之，钞法自身的信誉渐趋扫地，这不仅造成了经济秩序混乱，还导致边储失备，严重影响了边防的稳定。

在进行盐钞法改革的同时，蔡京还对币制、赋税、茶法等实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蔡京是在为国理财，结果却事与愿违，这些改革反而成为官员盘剥百姓的幌子，不断引起社会的不安，宋朝的经济体系也因此遭到严重破坏，北宋王朝埋下了覆灭的祸根。

蔡京工于心计，深谙为官之道，他一切投宋徽宗所好，以得到宋徽宗的宠幸。为此，蔡京在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后，引经据典，编造说《易经》上有“丰亨豫大”之说，意思是在国富民强的太平盛世，作为帝王要敢于大肆挥霍钱财，不必拘泥于世俗之礼，这其实是引导宋徽宗尽情享乐。年轻的徽宗皇帝起初尚不习惯，但蔡京等人经常向皇帝灌输“陛下当享天下之奉”“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有几何，何必自寻烦恼”的思想。不久，宋徽宗胆子就大了起来，居然全盘接受了这套消极的享乐思想，慢慢过上极度荒淫的生活，荒废了朝政，其中蔡京等人的劝诱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北宋朝廷大兴土木，铸造九鼎，修建明堂，制作礼乐，以夸耀、粉饰太平，徽宗统治集团的奢侈、腐败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政和七年（1117），朝廷开始在京城汴京东北、景龙江之南修建规模宏大的万岁山。据说，宋徽宗继位之初，皇子不多，道士刘混康建言，京城东北角正处在八卦的艮位之上，如果能将其地势垫高，便会有多男之祥；如若修建成假山园林，国家必将繁荣昌盛。这本是道士信口开河，宋徽宗却深信不疑。自从将此地增高为土岗之后，宋徽宗果然连连得子，兴奋之余，宋徽宗下令崇奉道教，大建宫观。同时，征发大量士兵、工匠，继续修建万岁山，这项浩大的工程直至北宋灭亡前的十年间一直在进行，国库财富耗费似流水。万岁山建成之后，更名为“艮岳”。方圆十余里，最高峰达八九十步，其中有芙蓉城、灵璧城、慈溪、景龙江等胜地。设计更为精巧的亭台楼阁，不可胜数，山高林深，飞禽走兽应有尽有。富丽堂皇，奢华至极！正是这些大型土木工程的兴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著名的“花石纲”正是为了满足这些工程对奇花异石的需求而设。徽宗专门在苏州设置应奉局，源源不断地把江南的奇花异石运到东京。从朝廷到地方，船只不断被征调，以保证及时满足宫廷的需要，连运粮船也不例外。沿途百姓被迫服各种苦役，无疑是额外增加了一项负担。各级地方官也乘机敲诈勒索，致使许多稍有奇花异石的民户倾家荡产，东南地区民怨沸腾。到宣和二年（1120）十月，终于引发了方腊起义。

宋徽宗在重用蔡京等人的同时，又极力推崇道教。徽宗崇奉道教，始于哲宗元符末年。崇宁四年（1105）五月，宋徽宗赐道士张继先号“虚靖先生”，开始优待道士。原来僧道地位相等，不分伯仲，但宋徽宗为了推崇道教，便下了一道谕批：道士、女冠（女道士）序位在僧尼之前。这显然是利用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人为地把道教抬到了佛教之上。接着，宋徽宗颁布了一系列鼓励道教发展的诏令。先是创置道流官阶，有先生、处士等名，品级和朝廷命官中大夫至将仕郎相当，共有二十六级。同时要求各地挑选道士数人，送往京师集中学习道教礼仪，学成之后，再返回原地加以推广。随后，又下令免除道士迎接地方长官的仪式，地方长官不得向道观征税，不得骚扰道教信徒，还要为道士出行提供车、船方便。更荒唐的是，如果有人触犯法律，只要逃离世俗，皈依道门，官府将不再追究。既然加入道教有这么多好处，许多军人、工匠、贫民，还有乞丐，自然纷纷皈依道教，甚至佛教弟子也愿意加入道教。

与此同时，道教经典也受到了特别重视。宋徽宗不仅将《道德经》分章节刻在石头上，竖立于京城神霄玉清万寿宫，还令各州学校设置道学博士，由州官兼任，全国在校学生也要学习道家经书。尤其到了政和、宣和年间，宋徽宗更是近乎疯狂地扶植和推广道教，举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崇奉道教的热潮。宋徽宗为表示自己是虔诚的道教徒，将道家的修行、礼仪和生活方式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道教地位的迅速提高，道士格外受到徽宗垂青，道士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在徽宗朝，权势煊赫的道士很多，最为跋扈的是林灵素。林灵素是温州人，出身寒微，少年时曾入寺庙做和尚，因不能忍受师父的鞭笞和辱骂，转而加入道教。政和初年，林灵素来到京城开封，居住在东太乙宫。此时，道士王仔息已经失宠，左街道录徐知常遂向宋徽宗推荐林灵素。林灵素的出现，把宋徽宗时的道教热推向了高潮。宋徽宗召见林灵素，感到似曾相识，便问他：“你过去做过官吗？曾经见过我吗？”林灵素向来胆子极大，他回答说：“我往年在玉帝那里当差，曾经侍奉过陛下。”宋徽宗又说：“我隐隐约约还记得那段往事。我记得你曾骑一头青牛，现在青牛在哪儿？”林灵素回答说：“它暂时寄居在外国，不久就会来此。”宋徽宗大为惊喜。林灵素还自称懂得仙术，吹嘘“上知天宫，中识人间，下知地府”，意思是他无所不知，并大言不惭地对宋徽宗说：“天有九霄，神霄最高，神霄玉清王是上帝的长子，主持南方，号称长生大帝君，就是陛下。”又说蔡京是左元仙伯，王黼是文华吏，童贯等人也都名列仙籍。正被宋徽宗宠爱的刘贵妃是九华玉真安妃。而他自己则是神霄玉清王府的仙卿，名叫褚慧，如今下凡到人间辅佐帝王进行统治。这一席无稽之谈竟然让宋徽宗非常高兴，他立即封林灵素为元妙先生，并赐金牌，随时可以出入皇宫，还为林灵素修建通真宫，赏赐优厚。自此，林灵素的地位迅速上升，他每次出门都是前呼后拥，颇为壮观。由于权势煊赫，林灵素被京城人称为“道家两府”，意思是他可以和宰相分庭抗礼，可见其权势之大。许多人为谋得一份美差，争先恐后投奔林灵素门下，他在京城的弟子就有二万多人。

在林灵素等人的一再怂恿下，宋徽宗为表示对道教的虔诚，降下御笔：我经常朝见上帝，亲自接受上帝的命令，促使风俗转好。我其实是上帝长子，为太霄帝君，看到中华大地都是金狄之教（指佛教），深感怜悯，于是恳求上帝，愿意做人间帝王，使天下归于正道。上帝已经答应了我的请求，你们（指林灵素、蔡攸等人）可上表章，尊我为教主道君皇帝，只在道教奏疏中使用，不得涉及政事。在皇帝的授意下，道录院册封宋徽宗为教主道君皇帝。至此，宋徽宗集皇帝、道教教主、上帝长子于一身，将君权与神权完整地融合在了一起。直到宣和末年金人南侵，宋徽宗才停止了对道教的狂热推崇。此时，朝政已经荒废，北宋命运岌岌可危。

蔡京在徽宗朝，四次出任宰相，前后执政二十年，成为宋朝名副其实的第一位权相。之后继任宰相的是王黼。王黼依附大宦官梁师成，并拜他为父，称其为“恩府先生”。在梁师成的鼎力举荐下，王黼很快拜相。他升为宰相后，借宋徽宗的名义大肆搜刮天下财物，而献给徽宗的不过十分之一，其余尽归自己所有。他还公开卖官鬻爵，并标有定价，当时民间有歌谣“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意思是当时的官职是明码标价的，只要出钱就可以买得到。从这一侧面可以看出，北宋晚期的士大夫并非以天下为己任，而是谋求升官发财。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惜使用任何卑劣手段。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堕落，士风大不如从前，而这无疑也是促成北宋覆灭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