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党复仇：宋朝内政与外交的得失

2023-08-29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绍圣元年，章惇回到朝廷后，对旧党展开了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此案因在同文馆审理，故而得名。事实上，宋哲宗如此重视此案，显然另有深意。蔡确一案牵扯到了宋神宗元丰末年的皇位继承问题，而蔡渭这一奏书不仅明确牵涉宋哲宗的皇位，同时也是旧事重提，有借以表彰其父蔡确策立哲宗之功的用意。更为重要的是，“同文馆之狱”为进一步清算和打击高太后及旧党的势力做了铺垫。

元祐年间，旧党臣僚倚仗太皇太后高氏的庇护，沉迷于狂热的政治斗争，却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高氏只是代行皇权而已，宋哲宗才是政治权力真正的原动力，他终有一天要亲政。当司马光打出“以母改子”的旗号时，就有人不无忧虑地提醒他，“他日有以父子义间上，则祸作矣”，司马光居然幼稚地回答，“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24]此后旧党臣僚甚至忘记了为人臣子的本分，言语间对宋神宗颇为不敬，“以先帝之法，一切为非，指斥点尘，无所不至……乃斥先帝以苛名，而自沽讦直之誉。陵土未干，肆为丑诋”^[25]。这些言行显然违背了君臣之道，无论如何，以司马光为代表的臣子是不能丑化甚至谩骂前朝皇帝的，这在中国古代历代王朝都是严重的大逆不道之举。哲宗年纪虽小，却对父亲感情颇深。朱熹曾提到这样一个故事，宋哲宗经常使用一张旧桌子，已经有些坏掉了，高太后命人换一张新的，却被宋哲宗拒绝。当高太后问起缘由时，宋哲宗回答说，这是爹爹（宋神宗）用过的。高太后听了“大恸”。对于父亲留下的一张桌子，哲宗尚且如此眷恋，而旧党臣僚将神宗所立之法尽数废除，甚至对神宗“肆为丑诋”，哲宗的愤恨是可想而知的。

宋哲宗对旧党的不满还来自他日益成熟的帝王心态。王夫之说，旧党“拥女主以行其志，后一日不死，天子一日隅坐画诺，如秉笔之内竖，奉教而行”^[26]。这真切地反映了宋哲宗在元祐年间的尴尬处境，当时大臣奏事，只向高太后面禀，而将后背朝向哲宗，哲宗问话也无人理会。哲宗多年后提起这些事情，还愤愤不平地说：“朕只见臀背。”这些行为无疑大大伤害了哲宗的自尊心，由此，哲宗逐渐滋生出反叛心理，上殿时往往一言不发。高太后问哲宗：“彼大臣奏事，乃胸中且谓何，奈无一语耶？”^[27]宋哲宗只说：“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28]这种沉默的背后，是对高太后和旧党诸臣日益增长的不满甚至是痛恨。

随着哲宗逐渐长大成人，高太后和旧党臣僚发现，哲宗的所思所想与他们所期望的大相径庭，更加不肯放手将权力交还给哲宗。他们刻意避而不谈哲宗亲政之事，这进一步加深了哲宗的愤懑情绪。后来哲宗亲政后，马上罢免了宰相吕大防，原因就是吕大防身为宰相，却未尝提议高太后撤帘归政。

从哲宗对他们的态度中，旧党集团已经感觉到山雨欲来的杀气，他们虽然希望维持既有的权力格局，但终究无法扭转急转直下的政治局面。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驾崩，旧党的政治支柱轰然倒塌。受宋神宗和王安石重用的邓润甫上书：“首陈武王能广文王之声，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开绍述。”^[29]元祐九年（1094）四月，宋哲宗宣布改元“绍圣”，“绍”意为继述、继承，“圣”是指宋神宗，意思就是继承父亲神宗的事业。宋哲宗亲政后，立即任命章惇为宰相，蔡卞、黄履和张商英等新党官员相继被召回朝廷，新党在沉沦八年后重新崛起。

新党官员经历了元祐时期反变法派的残酷迫害后，政治性格严重扭曲，他们复出时，与亲政的哲宗一样，有着强烈的报复心理，章惇就是其中的代表。熙宁初年，章惇深得王安石赏识，被委以要职。元祐元年（1086），高太后和司马光废除新法，章惇与他们的冲突便越来越激烈，甚至还与司马光在高太后帘前争论，言辞极为尖锐。刘挚、朱光庭和王岩叟等人趁机上奏弹劾，称其有不恭之心，高太后大怒，立刻将章惇贬出朝廷，出知汝州。整个元祐时期，即使章惇已经被贬为无足轻重的地方官，仍不断遭到反变法派各种各样的迫害和弹劾，以致被一贬再贬，其怨愤之情可想而知。绍圣元年（1094），章惇回到朝廷后，对旧党展开了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旧党臣僚几乎无一幸免，吕大防、刘挚、苏轼、梁焘、刘安世和范祖禹等人都被贬到岭南。绍圣四年（1097），章惇等人频频上奏，哲宗又开始对元祐大臣进行了新一轮的打击。已故的司马光和吕公著等人均被追贬和削夺恩封，哲宗甚至还要开掘两人的坟墓，因大臣以“发人之墓，非盛德事”^[30]相谏才作罢，但两人的后代都被牵连遭贬。当年蔡确被贬往新州时，范纯仁曾对吕大防说：“公若重开此路，吾辈将不免矣。”^[31]几年以后，范纯仁的预言成为现实，在新党的主持下，几乎所有在世的旧党重要人物都被贬到了岭南。在当时，将人犯贬到岭南，实际上与处以极刑无异，“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32]苏轼的诗便是南贬结局的真实写照。

章惇对反变法派还采取了一个极严厉的措施，即编辑元祐臣僚章、疏，也就是把元丰八年（1085）四月以后所有攻击变法派和新法的章、疏都予以排比分类，再给奏上章、疏的人依次定罪，这一活动直到哲宗去世后仍在进行。不仅如此，绍圣时期，变法派还仿效反变法派在元祐年间罗织的“车盖亭诗案”，制造了一起“同文馆之狱”，对反变法派进行无情的打击，而力主其事的正是蔡确的次子蔡渭。

绍圣四年（1097）八月，蔡渭上奏宋哲宗称，其叔父蔡硕曾经在邢恕那里见到文及甫寄给邢恕的书信，其中有明确证据表明，反变法派官员刘挚、梁焘等人在元祐年间有阴谋废掉哲宗的企图。宋哲宗立刻下诏，命变法派官员翰林学士承旨蔡京与权吏部侍郎安惇，在同文馆审理此案。其实，刘挚等人早在绍圣初年（1094）就已被贬谪到岭南，此案经蔡京等人审理穷治，也并未找到刘挚等人谋反的确凿证据，但是宋廷仍然将刘挚等人的子孙一并禁锢于岭南边远之地，以示惩戒。到此，这一政治迫害才告一段落。此案因在同文馆审理，故而得名。“同文馆之狱”由个人书信引发，是一起颇为特殊的文字狱。它不仅表明两党之间争斗的手段增多，更意味着围绕最高权力的党争进一步激烈化。尤其是到了宋徽宗时期，蔡京专权，文字狱更加盛行，各种文字都可能成为打击政敌的借口和工具。为避免旧党后裔复起，新党对他们的子弟也进行禁锢，将大批旧党后代和亲属逐出官僚队伍。

事实上，宋哲宗如此重视此案，显然另有深意。蔡确一案牵扯到了宋神宗元丰末年的皇位继承问题，而蔡渭这一奏书不仅明确牵涉宋哲宗的皇位，同时也是旧事重提，有借以表彰其父蔡确策立哲宗之功的用意。更为重要的是，“同文馆之狱”为进一步清算和打击高太后及旧党的势力做了铺垫。不久，章惇、蔡卞等上奏称元祐时期，司马光、刘挚、吕大防等人曾经勾结高太后身边的宦官陈衍、张士良，怂恿高太后，阴谋废掉哲宗。哲宗立刻又命蔡京和安惇严加审理。蔡京将张士良抓入大牢，在其面前摆满了鼎、刀、锯等多种酷刑所用的刑具，并威胁劝说道，只要你张士良承认此事，即可官复原职；若不承认，就马上大刑伺候。显然，蔡京是想通过威逼利诱，使张士良就范，进而掌握反变法派和高太后密谋废帝的确凿证据。但是，张士良却誓死不从，当即仰天大哭道：“太皇太后不可诬，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33]意思是说，宁肯一死，也不能昧着良心诬陷太皇太后。蔡京见张士良态度非常坚定，也就无可奈何了。

于是，章惇、蔡卞便自作主张，起草了废高太后为庶人的诏书，奏请宋哲宗恩准。此时，宋神宗的皇后向太后已经就寝，她听闻此事，立即请宋哲宗前来，厉声道：“我日日侍奉高太后，青天白日，这些事情我为何就一点也不知道？如果陛下定要如此行事，将来又欲如何对待我！”宋哲宗听罢，恍然大悟，当即将章惇、蔡卞的奏疏就着蜡烛烧掉。次日上朝，章惇、蔡卞又重新上奏，力主宋哲宗废掉高太后。宋哲宗将其奏章扔到地上，大怒道：“百年之后，你们让我有何颜面去见英宗皇帝！”正是由于向太后的干预，这件废除高太后尊号的事才最终作罢。

由此可见，宋哲宗对司马光“以母改子”的言行非常不满，对元祐旧臣早年冷落他而怀恨在心。可以说，宋哲宗对反变法派的仇恨心理不亚于元祐时被残酷打击的变法派。绍圣元年（1094），逢郊祀大礼，朝廷要颁布大赦诏令。按照惯例，连死囚都会免去一死。于是，就有大臣请示宋哲宗，可否赦免贬谪在外的反变法派官员，宋哲宗当时回答得极为干脆，绝不可以。绍圣四年（1097），曾布向宋哲宗建议，让谪居岭南的刘挚等人迁到环境条件稍微好一些的地方，以显示哲宗的恩德。宋哲宗却说：“刘挚等安可徙！”^[34]连在岭南附近做些调动也不允许。尽管如此，宋哲宗虽然对高太后垂帘时压抑自己一直感到愤愤不平，但却并没有完全丧失理性，以致被变法派官员彻底牵着鼻子走。应该说，宋哲宗对旧党和高太后做了明显的区别对待。否则，如果新党章惇等人的挑拨得以成功，其政治后果将不堪设想。即便如此，在经历了新、旧党人的相互反复清算后，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形势已经是每况愈下，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变得很难挽回了。

新党复仇：宋朝内政与外交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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