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元祐政策：母子政治变革

元丰八年（1085）三月，三十八岁的宋神宗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根据遗诏，十岁的皇子赵煦（原名赵佣）即位，这就是宋哲宗。由于皇帝年幼，宋英宗的皇后高氏在宫中辈分、地位最高，被尊为太皇太后。高太后名义上是权且处理军国大事，实际上却掌握着最高权力。

宋神宗的去世和统治集团的重大变动，将宋朝推向另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口。神宗所确立的“国是”还能否进行下去，国家接下来将向哪个方向前行，都需要新的领导集体加以确认。在当时的情况下，新党和旧党存在彼此合作的可能性。主持朝政的新党领袖蔡确和章惇愿意与各方政治势力相互协调，促使新法更加完善；原本坚决反对新法的一些官员也意识到新法确有便民益国之处。苏轼就在写给滕甫的一封信中反思：“盖谓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11]可惜的是，在此关键时期，代行皇权的高太后对变法人士素怀不满，她所委任的又是治国乏术、刚愎自用却又深孚众望的司马光，由此，北宋政治发生了悲剧性的变化。

高太后出身尊贵，其曾祖父是宋初名将高琼，母亲为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姨母是宋仁宗的曹皇后。幼年时，高太后与宋英宗都住在宫中，曹皇后将她视为亲生女儿。后来，宋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为两人主持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的佳话，这种世家与皇室之间的联姻无疑有助于巩固高氏在宫中的地位。高太后历经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政治经验非常丰富。哲宗能够顺利继承大统，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她的定策之功。

神宗病重，他年龄最大的儿子延安郡王赵佣才十岁，而他的两个同母弟弟却年富力强，雍王赵颢三十六岁，曹王赵頵三十岁，论声望、地位和出身，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有资格做皇帝，而宋朝初年也有赵光义继承其兄赵匡胤皇位这种兄终弟及的先例。所以赵颢和赵頵也极为关注选立皇储一事，时常去皇宫探视神宗病情。看过神宗后，赵颢还径直去高太后处，试图探听或是谈论些什么。宋神宗似乎也察觉到了弟弟们的意图，但并未做更进一步的安排。到了神宗弥留之际，赵颢甚至还请求留在神宗身边侍候。高太后见两位亲王居心叵测，为防万一，便命人关闭宫门，禁止二王出入宋神宗寝宫。其实这是要他们断了念头，不要心存非分之想。同时高太后加快了立赵佣为储的步伐，还暗中吩咐人秘密赶制了一件十岁孩童穿的黄袍，以备不时之需。

元丰八年（1085）三月，在大臣们前来觐见时，高太后当着众人的面夸赞皇子赵佣性格稳重，聪明伶俐。自神宗病后便一直抄写佛经，为神宗祈福，颇为孝顺，还将赵佣所抄佛经传给大臣们看。大臣们齐声称贺，高太后立即命人抱出赵佣，宣读神宗诏书，立赵佣为皇太子，改名赵煦，皇储之争总算平静下来。数日后，宋神宗去世，皇太子赵煦继位。可见，高太后在哲宗继位前就基本上掌握了实际权力，正是由于她的坚定支持，才避免了一场可能出现的皇位争夺，实现了北宋王朝最高权力的平稳过渡。然而，其在哲宗继位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并不能说明高太后是一位很有远见的政治家。高太后被后人誉为“女中尧舜”，但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她往往表现得极为盲目和固执。宋神宗在位时期，高太后就是变法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她曾与曹皇后一起在神宗面前哭诉王安石新法败坏“祖宗家法”，害苦了天下百姓。

宋哲宗继位后的第一个年号是“元祐”，共计九年（1086—1094），这一时期的政治有两大相辅相成的主题：一是废除新法，二是打击新党。高氏垂帘后的首要举措就是召回司马光，委以重任。随后，大批反变法派相继还朝，拉开了元祐之政的序幕。司马光自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就退居洛阳修撰《资治通鉴》，他对新法的实际执行情况并不了解，但废除新法的念头却一直顽固地萦绕在他脑海之中，当机会真的降临时，他自言“积年之志，一朝获伸，感激悲涕，不知所从”^[12]。因此元祐之政中，掺杂着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臣僚因熙丰年间郁郁不得志而报复新党的个人情感。

对于旧党集团废除新法的做法，有人提出质疑，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是儒家传统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理念之一。宋神宗刚刚去世，就要废除他的法令，是否有不孝的嫌疑？司马光则首倡“以母改子”的说法，太皇太后听政，是“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13]，为废除新法消除了舆论上的障碍。废除新法的过程，充分展现出司马光的狭隘与偏激。在他主持下的中央政府行事草率而武断。以募役法为例，司马光主张由朝廷直接下令予以废除，甚至要求各地在敕书到达的五日之内恢复差役法。募役法在各地实施已有十余年，百姓多已熟习，即便是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人也不难明白，这种不顾后果的做法是不可行的。在旧党内部，范纯仁和苏轼都建议不应操之过急，但司马光固执己见，苏轼气愤地称他为“司马牛”。

在高太后支持、司马光主导之下，短短一年左右时间，宋神宗苦心经营十七年的新法就废之殆尽，历史上称为“元祐更化”。元祐之政得到传统史家的高度评价，明人张溥甚至说“宋代称治，莫盛于元祐”^[14]。可事实上，旧党废除了新法，恢复了心心念念的“祖宗旧制”，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差役法复行以后，“行之十年，州县绎骚，民受其患”^[15]，“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16]。青苗法被废，“民间每遇丰稔，不免为豪宗大姓乘时射利，贱价收蓄。一有水旱，则物价腾踊，流亡饿殍不可胜计。……比岁以来，物力凋敝，甚于熙宁、元丰之间，至人心复思青苗之法行而不可得”^[17]。元祐年间，旧党专注于“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18]，冗官、冗费等社会问题不断加重，对外关系更加被动，宋王朝更深地陷入内外危机之中。

在废除新法的同时，旧党对新党展开了无情的打击，宰相蔡确和章惇首当其冲。元祐时期的旧党完全继承了熙丰时期的故技，以君子之称自相标榜，理所当然地对新党进行人身攻击。左司谏苏辙称，“左仆射蔡确 佞刻深，以狱吏进。右仆射韩缜识暗性暴，才疏行污。枢密使章惇虽有应务之才，而其为人，难以独任”，其余如张璪、李清臣、安焘“皆斗筲之人，持禄固位”。^[19]左正言朱光庭将司马光、范纯仁、韩维誉为“三贤”，将蔡确、章惇、韩缜斥为“三奸”，声称“治乱安危之所系，惟在陛下退三奸、进三贤一举错之间尔”。^[20]可知两派之间尤其是掌权的反变法派官员几乎失去了谦谦君子之风，俨然如愤怒的泼妇一般，肆无忌惮地用极其恶毒的语言谩骂其政敌，即神宗时期的变法官员，成为了一群毫无风度甚至从政底线的无良政客。

元朝官修的《宋史》将蔡确列入《奸臣传》，其大致记载为：神宗变法时，王安石见蔡确颇有些才能，便推荐他担任考核武官的职位。而蔡确长于见风使舵和阴谋诡计，当他见到神宗有厌恶王安石之意时，竟不顾知遇之恩，上书参劾王安石。后来，蔡确为了谋取高官，甚至制造多起冤狱。他自知制诰擢升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均是靠夺取别人官位的手段而获得的。很多大臣都看不起他，而蔡确却自以为本事了得。神宗病重之时，蔡确伙同邢恕有策立雍王和曹王之意，他们曾想通过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达到目的。于是，邢恕以赏花为名，将二人邀请到自己府中，对他们说，神宗的病情已无回天之力，延安郡王年幼，雍王和曹王都很贤明，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高公绘大惊失色，明确表示，邢恕这是想陷害他们全家，急忙与高公纪一起离开邢府。蔡确和邢恕见阴谋难以得逞，便决定拥立赵佣，以夺策立之功，并趁机除掉与蔡确有矛盾的王珪。蔡确在与王珪同去探望神宗时，询问王珪对立储之事有何看法，暗中则派开封知府蔡京率杀手埋伏在外，只要王珪稍有异议，就立即将他杀死。王珪胆小怕事，是出了名的“三旨宰相”，因为他上殿奏事时称“取圣旨”，皇帝裁决后，他称“领圣旨”，传达旨意是“已得圣旨”。见蔡确相问，王珪便慢吞吞地回答：皇上有子。言下之意，便是主张立赵佣为皇储。蔡确无计可施，便只好四处张扬说，自己有策立哲宗的大功，反诬高太后和王珪有废立赵佣之意。

其实，《宋史》是在宋朝国史、实录等资料的基础上修成的，而有关这一时期的国史、实录几经修改后，最终由反变法派官员的子孙增补删削而成，变法派重要人物的文集、笔记大多荡然无存。在现代研究者看来，某些记载是大成问题的，有些甚至是无中生有的杜撰，明显存在严重诬蔑和中伤变法派的成分。同时，这一记载与当时台谏中反变法派官员对蔡确各式各样的攻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左司谏苏辙称蔡确阴险狡诈，通过大兴冤狱最终谋取了宰相职位。而侍御史刘挚则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攻击蔡确在神宗灵车出发前，没有尽到臣子的职责和礼数，明显有不恭之心。由此可见，当时党争的激烈程度已经到了令人不齿的地步，以致深深影响了后世对某些变法派官员的评价。可以说，正是后来掌握权力的宋代士大夫将这个人品多少有些问题的变法派官员彻底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旧党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下，元祐元年（1086），蔡确罢相，出知陈州（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知枢密院事章惇罢知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新党彻底丧失了在最高统治集团中的位置。随后，其他新党臣僚也纷纷被罢免，旧党完全支配了朝政。但政治迫害并没有就此结束，为了将新党斩草除根，旧党又罗织了“车盖亭诗案”。元祐二年（1087），蔡确再贬安州（今湖北省安陆市）。在安州游览车盖亭时，蔡确写下了《夏中登车盖亭》十首绝句，这些诗被与他有过节的吴处厚所得。吴处厚曾在蔡确手下为官，希望他推荐自己，但被蔡确拒绝，吴处厚由此怨恨不已。终于，吴处厚等来了报复的机会，他将蔡确的诗上呈朝廷，说其中五篇有讽刺朝政的嫌疑，有两篇更是涉及垂帘的高太后。最明显的便是“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郝甑山，安州人，是唐高宗朝的忠直之士。唐上元三年（676），唐高宗曾想让位给皇后武则天，郝甑山上奏反对。显然，蔡确是在游览名胜时，赞美郝甑山的高风亮节，完全是即兴之作，并无含沙射影之意。

但吴处厚曲解诗意，说此处是将高太后比作武则天。而反变法派官员梁焘、朱光庭和刘安世等人立即加以发挥，肆意攻击，并以“邢恕极论蔡确有策立（哲宗）功，社稷臣也”^[21]的言论相弹劾，意思是说邢恕到处张扬，声称蔡确是哲宗得以继承皇位的最大功臣。高太后阅罢奏章，怒不可遏，立刻将蔡确贬到新州（今广东省新兴市）。新州是当时全国十三个“远恶”州军之一，自仁宗初年寇准、丁谓以后，蔡确成为七十年间被放逐岭南的第一人。吕大防和刘挚曾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路远，主张改迁他处。高太后却格外决绝：“山可移，此州不可移。”^[22]意思非常明显，就是一定要置蔡确于死地。

最初，高太后并不重视吴处厚捕风捉影的奏疏，只是在反变法派声称朝中盛传蔡确有策立哲宗之功的言论后，她的态度才发生了根本变化，立刻兴治大狱，极力维护自己的权威。可以想见，神宗去世后，宋朝统治集团内部似乎存在一场围绕皇权继承问题而展开的斗争，虽然最后宋哲宗继承了皇位，但同时也留下了严重的政治隐患。以变法派蔡确为代表的一方声称自己是哲宗继位的最有力支持者，高太后对此非常不满，她曾在“车盖亭诗案”后对近臣坦言，蔡确遭到重贬并不是因为写诗讥讽朝政，完全是由于此人对国家社稷不利。蔡确若是死于被贬之地，正是国家社稷之福。高太后欲置蔡确于死地，既是为了维护自己策立哲宗的头功，也是为了维护自己掌握最高权力的合法性。

旧党还张榜公布了王安石亲党三十人、蔡确亲党六十人，限制他们出仕任官。同时，再次重贬元祐元年（1086）便被司马光斥逐的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彻底铲除在朝的变法派，如李德刍、吴安诗和蒲宗孟等都被降官贬斥。可见，司马光的同僚及追随者充分利用高太后的支持，试图给予变法派以毁灭性的打击，以巩固自己的势力。“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

元祐年间旧党对新党的残酷迫害，为北宋建国以来所仅见，对元祐之后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多方面都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它将北宋党争推进到一个不论是非、挟私报复、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地步，导致朋党之争恶性循环，给北宋历史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自此以后，一直到“靖康之难”，北宋政坛再也没有平静过，新、旧两党拼死厮杀，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政治倾轧，而其党同伐异的形式和手段，都可溯源至元祐时期。一心为旧党歌功颂德的邵伯温也不得不承认：“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忠直有余，然疾恶已甚，不知国体。以贻后日缙绅之祸，不能无过也。”^[23]

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皇帝亲政，宋王朝再一次面临一场巨大的政治震动。高太后在宋哲宗继位时，表面上一再表示她本性好静，垂帘听政是出于无奈，但实际上却丝毫不肯放松手中的权力。高太后垂帘时期，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哲宗年少，对朝政几乎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以为哲宗年幼，凡事都取决于高太后。宋哲宗十七岁时，高太后原本应该还政，但她发觉政治上日渐成熟的哲宗非常推崇父亲神宗的变法事业，与自己的政治理念相去甚远，明显有恢复神宗时期新法的想法。反变法派大臣刘挚曾上疏，让高太后教导哲宗，如何分辨君子和小人。高太后说，我常与孙子说这些，但他似乎不以为然。高太后由此愈加担心，迟迟不肯撤帘，仍然牢牢控制着朝廷的最高权力。此时，朝中的重要职位几乎全被反变法派官员所占据，他们依然有事先奏太后，有宣谕，必听太后之言，也不劝太后撤帘。高太后和反变法派大臣们的这种态度严重地伤害了哲宗，加深了哲宗心中的怨恨和愤怒，这也是后来哲宗亲政后，大力贬斥元祐旧臣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高太后和大臣在垂帘听政时没有考虑哲宗的感受，但他们并不放松对哲宗的教育。高太后任命吕公著、范纯仁、苏轼和范祖禹等人担任哲宗的侍读大臣，想通过教育，使哲宗仰慕创下清平盛世的宋仁宗，而不是学习锐意改革的宋神宗，成为一个恪守祖宗法度、通晓经义的皇帝。

此外，高太后在生活上对宋哲宗的管教也很严格。为避免哲宗沉湎女色，哲宗继位后，高太后便派了二十个年长的宫嫔照顾他的起居，又常令哲宗晚上在自己榻前阁楼中就寝，相当于限制了哲宗自由活动的空间。但元祐四年（1089）十二月，民间却传出了宫中寻找乳母之事。反变法派大臣刘安世得知后大惊，此时哲宗才十四岁，后宫竟然寻找乳母，不由得担心哲宗沉溺于声色。于是，刘安世上奏章，告诫哲宗自重。另一反变法派大臣范祖禹更是分别上疏哲宗和高太后，言辞极为激烈：陛下年幼，能够在复杂的形势下继承皇位，并使得国家安定，四夷顺服，都是太皇太后高氏的功劳。陛下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磨砺品德，自珍自爱，孝敬尊长，以报答高太后的大恩大德。但今年秋天，臣却听说陛下在后宫沉迷于声色之中，甚至已经有宫人怀孕，即将生育，并且外出寻找乳母。古人云“言之所起，必有其端”，希望陛下能够内承慈训，外勤圣学，切勿辜负太皇太后的期望和国家社稷的重任。显然，范祖禹的上奏意在教导哲宗，事事都须听从高太后，不要恣意胡为。

在这种情况下，高太后非常担心事态扩大，不利于国家稳定，便对外解释说，是神宗遗留下的几个小公主年幼，需要乳母照顾，但私下却将哲宗身边的宫女一一唤去审问。哲宗后来回忆说那些宫女们个个红肿着眼，脸色惨白。他心里很害怕，后来才知道是刘、范二人暗中告了状，而自己却浑然不知。从某种程度上说，高太后的这些做法是为了照顾和保护哲宗，但却令哲宗感到窒息，无形中增强了他的逆反心理。随着高太后的逐渐衰老以及哲宗的日益成长，哲宗非常不愿一直生活在高太后的权力阴影下。

元祐五年（1090）秋，高太后染病，反变法派大臣吕大防等人得到诏旨，赶赴皇宫探望。几位大臣赶到高太后病榻前时，一身黄袍的宋哲宗已经立在床前侍奉。吕大防连忙向高太后问安：“太皇太后圣躬万福。”高太后怒气冲冲地说道：“我这个老太太现在是个等死的人了，长年累月一直保护和照顾圣上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唯恐有悖列祖列宗维持天下太平的遗愿，此心天地可鉴，不知官家（宋时对皇帝的称呼）您知道否？更不知诸位大臣和天下子民知道否？”显然，高太后的这段答语是冲着宋哲宗说的，意在消解逐渐长大的宋哲宗对自己的不满甚至怨怼。但宋哲宗似乎并不领情，还没等吕大防回答，就脸色大变，厉声对吕大防等几位大臣说道：“你们都先出去。”可见，至少在当时，宋哲宗和高太后之间已经累积了难以调和的矛盾，甚至有当面爆发冲突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