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王安石的权力与去位：揭秘赵宋王朝内政外交

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首创了一个新机构来推动变法，即制置三司条例司。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总揽事权。宋自建国以来，中枢权力结构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制约机制和制度运作的相应程序。中央政府机构为二府三司的行政体制，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分掌行政、军政、财政大权，互相独立、互相牵制，各自向皇帝负责。凡遇军国大事，首先由全体宰执班子讨论议定，再面奏皇帝。皇帝批准后，才能交给尚书省执行。这样纵横交织的网络，共同达成权力的制衡。

王安石虽任参知政事，但仅仅是五位宰执中的一员，其上还有左、右宰相。当时的五位宰执，时人根据他们的特点，给每人都做了一字评价，合起来就是“生老病死苦”：“生”指王安石，生气勃勃，锐意求变；“老”指右相曾公亮，他因年迈而屡请致仕；“病”指左相富弼，他不满新法而称病不出；“死”指参知政事唐介，他反对变法，每日忧心忡忡，变法刚开始就病死了；“苦”指参知政事赵抃，他不赞成变法，但又无力阻止，整日叫苦不迭。王安石虽生龙活虎，但孤立无助，“自宰执同列无一人议论稍合，而台谏章疏攻击者无虚日”，变法主张在宰执议定这一环节就可能受阻搁浅。为了绕过宰执议定的环节，王安石才倡言设置三司条例司：“令分为一司，则事易商议，早见事功。若归中书，则待四人无异议，然后草具文字；文字成，须遍历四人看详，然后出。至于白事之人，亦须待四人皆许，则事积而难集。”^[27]也就是说，条例司集中行使权力，无疑是可以大大提高行政效率的，至少能够缩短讨论政务的时间。显而易见，新机构的设立及相关的人事安排因为政策的匆忙实施，很难避免考虑不周全的弊端。

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后，成为主持变法的总枢纽，新法中争议最大的青苗、免役二法都是由它发布的。借助三司条例司，王安石可以轻而易举地绕过某些既定程序。苏辙曾提到，一次王安石召苏辙、吕惠卿、张端于私第聚会，王安石拿出一个册子说：“此青苗法也，君三人阅之，有疑以告。得详议之，无为他人所称也。”^[28]类似青苗法这样重大的改革法案，只由王安石与条例司几位官员私下商量，中枢机构甚至一无所知，这显然有违典制，反映出三司条例司职权的泛滥。王安石掌控着三司条例司，其权柄之重也臻于前所未有的程度。

三司条例司的设置，等于在原有的二府三司之外，又另设了一个中枢机构，引起很多官员的非议。三朝老臣韩琦的批评一针见血：“自来未有定夺之司，事不关中书、枢密院，不奉圣旨，直可施行者。如是，则中书之外又有一中书也。中书行事，亦须进呈，或候画可，未尝直处分。惟陛下察其专也。”^[29]御史中丞吕公著则意味深长地提醒宋神宗：“宰相不任其责，则坐观成败，尤非制世御下之术。”^[30]由此可知，条例司的设置彻底改变了宋朝一直以来形成的州县政府—路级监司—中央各部门—宰执—皇帝的一整套行政决策机制，而改由条例司出台政策，并推行到地方基层。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机构从某种程度上说削弱了皇帝独断专行的权力，也就是吕公著所谓的“御下之术”的缺失。毫无疑问，这种警告言语对宋神宗的影响是至为深刻的。

宋神宗与王安石虽志同道合，但在权力世界，却分处君权和相权的中心，周围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权力集团。正如有人提醒王安石必须加强相权一样，宋神宗身边也有人要他注意君权不可旁落，“陛下大权一去，不可复收还”^[31]。面对众人对三司条例司的抨击，宋神宗开始“不欲亟罢，恐伤王安石意故也”^[32]，但众口铄金，宋神宗的信心不免发生动摇。熙宁三年（1070）五月，宋神宗在事先没有通知王安石的情况下降诏令，将三司条例司罢归中书。

三司条例司废罢后，司农寺、中书条例司、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共同分担了推动变法的职责。这些机构仍然掌握在王安石手中，王安石的相权只不过换了一个平台延续。司农寺有所建议，中书往往不经奏禀神宗就施行。宋神宗觉察到相权对君权的侵夺，于熙宁七年（1074）下旨，“臣僚起请，必须奏禀，方得施行”^[33]。次年十月，又诏：“中书有置局取索文字，烦扰官司，无补事实者，宜并罢之。”^[34]将中书条例司和司农寺条例司一并撤罢。在宋神宗与王安石合作的后期，双方的权力意识都已出现。

三司条例司等机构权力的扩张，使宋神宗意识到其中隐含的深层次问题，于是尝试在制度上对相权予以制约。元丰年间，宋神宗推行官制改革，业已罢相的王安石“见之大惊”：“上平日许多事，无不商量来。只有此一大事，却不曾商量。”^[35]王安石大惊的是什么呢？程颐曾有过这样一段议论：

“枢密院乃虚设，大事三省同议，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书之职。然艺祖用此以分宰相之权。神宗改官制，亦循此意。”^[36]宋神宗亲定元丰官制，其中寓有削减相权之意，这显然是针对王安石的，他事先当然不会与王安石商量，这是王安石相权扩张引起的一种自然反应。

王安石“非常相权”的取得，在宋代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权力得到了皇帝的正式承认，也意味着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定型。对王安石来说，权力只是实现“治天下”理想的手段，而不是满足个人野心和私利的工具，因此他绝无“权相”的嫌疑，有宋一代人们也从未批评他弄权。可是王安石扩张相权的种种策略，却为以后的权相开启了方便之门。宋徽宗时期，蔡京拜相当月，徽宗就令“如熙宁条例司故事，都省置讲议司”^[37]，由蔡京提举。讲议司在绍述熙丰法度的旗号下，成为蔡京扩展相权的机构。南宋李心传指出，讲议司正是踵循熙宁时期条例司的“故事”：“自王荆公秉政，始创制置三司条例司，以行新法。其后蔡儋州当国，踵其故置讲议司。”^[38]至南宋初的绍兴二年（1132）五月，左相吕颐浩督军在外，右相秦桧欲夺其权，于是设“修政局”，“如讲议司故事”^[39]。检讨官曾统不解其中奥秘，问秦桧道：“宰相事无不统，何以局为？”^[40]秦桧避而不答。溯其源头，仍是借用王安石条例司的办法。

再以台谏官的任用来看。台谏官负有监督政府的职责，须由皇帝亲自任免，宰相不得插手其间。宋真宗时，寇准不避嫌疑，推荐台谏官的人选，便被批评为擅权。但熙宁时期，为了减少推行新法的阻力，宋神宗将择任台谏的权柄交给王安石。司马光气愤地说：“至于台谏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规朝政之阙失，纠大臣之专恣。此陛下所当自择，而亦使执政择之。彼专用其所亲爱之人，或小有违忤，即加贬逐，以惩后来。必得佞谀之尤者，然后为之。”^[41]台谏官成为听命于宰相的僚属。

王安石任免台谏的权力，被后来的权臣们因袭。宋高宗时期，胡铨上书乞斩秦桧，中书舍人勾龙如渊为秦桧献计：“胡不择台官击去之”^[42]。秦桧于是推荐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强势弹劾胡铨。以后，台谏官沦为秦桧的爪牙，每当秦桧有事要上奏或要排挤某人，便会向台谏官授意，台谏们甚至主动派人在秦桧身边伺察动向，一有消息就闻风而动。宋宁宗时期，韩侂胄在与赵汝愚的政争中，也是通过控制台谏官员，达到了陷害赵汝愚的目的，成为宋代历史上一位外戚权相。南宋时期，“一相去，台谏以党去；一相拜，台谏以党进”^[43]，北宋前期台谏官的独立精神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台谏不敢违中书之诮”^[44]，成为权臣当政的工具甚至鹰犬。

王安石以后，章惇、蔡京等手握大权的宰相相继出现，南宋时期更有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接踵而出，权相政治成为一个突出的政治现象。权相政治的出现不应归罪于王安石，但从权力关系和运作方式来看，南宋的权相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王安石的“非常相权”，是值得注意的一点。

随着变法的不断推进，新政触犯了许多官员的切身利益，因而招致反对的呼声日益激烈，甚至有人将日食、山崩地裂等自然现象说成是上天对变法和人世间的警告。反变法派官员的纷纷攘攘无疑给王安石制造了很多麻烦，但最令他伤脑筋的还是宋神宗的动摇。“变法”虽被确定为国是，但只是一个大方向，如何变、变什么、由谁主导、各方权力如何分配等，诸多问题都需要在实际操作中予以明确。对于一些新法措施，宋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存在不少分歧，特别是那些明显有违宋朝“祖宗家法”的变法内容，神宗更是表现出深切的疑虑。熙宁三年（1070），韩琦上书言青苗法给民间带来了很大不便，神宗不知有心还是无意，拿着韩琦的奏疏对王安石等人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45]，一度要停止青苗法。熙宁五年（1072），宋神宗又想要废罢市易法，经王安石苦苦劝说才最终作罢。宋神宗的犹豫动摇，使王安石感觉到人言纷纷之下，“陛下已不能无惑矣”^[46]，他因此多次提出辞职，但都经神宗极力挽留而留任。

新法推行的过程中，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不断经受着考验。司马光《涑水记闻》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神宗向王安石询问一件外廷发生的事，王安石问他从何处得知，神宗不愿回答。王安石道：“陛下与他人为密，而独隐于臣，岂君臣推心之道乎？”^[47]神宗这才说：“得之李评。”^[48]王安石由此嫌恶李评，不久将他外放任职。另一天，王安石向神宗询问一件隐秘之事，神宗也问他从何处得知，王安石不肯说，神宗道：“朕无隐于卿，卿独隐于朕乎？”^[49]王安石不得已答道：“朱明之为臣言之。”^[50]神宗由此嫌恶朱明之。透过文字，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已经出现了某种猜疑和嫌隙。

激烈的政治斗争以及神宗的动摇，使王安石陷入去与留的矛盾之中。与此同时，外部环境也愈发困难。熙宁六年（1073）秋到次年春，久旱不雨。在古代中国，根据天人感应的说法，灾异的发生往往与朝政阙失联系起来，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此次也不例外。光州司法参军郑侠向神宗献上了《流民图》。他描述了各地百姓因旱灾而流离失所的景象，并把灾害归罪于王安石领导的变法。据说疏奏既上，神宗夜不能寐，反复观图，长吁短叹。第二天，神宗下诏罢方田、保甲等法，凡十八事。因吕惠卿、邓绾等人力争，最后只废除了方田均税法。

外廷议论纷纷，宫中的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也向神宗哭诉“王安石变乱天下”，使神宗对新法愈发怀疑，于是他不得不命令王安石裁减新法条目。王安石再次提出辞职，于熙宁七年（1074）四月出知江宁府，这是他第一次罢相。在王安石的举荐下，宋神宗任命吕惠卿为参知政事。韩绛、吕惠卿继续主持新法及其相关事务，时人将韩绛称为“传法沙门”，将吕惠卿称为“护法善神”。

王安石离开后，朝中形势发生了急遽变化。吕惠卿意图大权独揽，与韩绛和另一位变法派大臣曾布多次发生龃龉，为了防止神宗复用王安石，吕惠卿还对王安石百般诋毁。韩绛向神宗建议召回王安石，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王安石回到京城后，惊讶地发现已经物是人非，除了要面对反变法派一如既往的非议与抨击，还要面对变法派内部的分裂。王安石复相，断绝了吕惠卿升迁的可能，吕惠卿因此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在用人和措置新法等诸多问题上，吕惠卿故意制造事端，甚至以辞职相要挟，在神宗面前巧言攻击王安石。一次，他竟对神宗说了这样一番话：“此次王安石复相，长期托疾，无所事事，与以前大不相同。当年王安石尽心竭力为陛下谋划治国之术，今日反而成了这个样子，必定是心里有不如意的事情，所以不能安于相位。大概是因为微臣在朝中担任要职，才惹得王安石不高兴，使他不能像以往那样尽心竭力地分担陛下的辛劳。朝廷可以没有吕惠卿，但不能没有王安石，这就是我要向您辞职的原因。”吕惠卿这番话的确很巧妙，他在看似不经意间便向宋神宗透露了王安石此次复出为相，没有尽心效命的信息，而且还隐晦地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王安石嫉妒自己的才干和能力。他自己则做出了高姿态，以大局为重，先行辞职，来挽留王安石继续辅佐神宗进行新政。显然，吕惠卿的这种伎俩是以退为进，蓄意在神宗面前丑化王安石的形象，进而达到固宠保位的目的。后来，在诸多方面，吕惠卿无不与王安石严重对立，并继续恣意离间神宗与王安石，节外生枝，制造矛盾。总之，吕惠卿已经完全与王安石离心离德，反目成仇，这直接导致了变法阵营内部分裂，进而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王安石复相后，宋神宗对他比从前疏远得多。经过多年的历练，宋神宗已积累起足够丰富的政治经验，为了维护皇权，他基本上是自作主张、自行其是了。时人吕本中曾有这样的说法：王安石再次为相，神宗对其多少有些厌烦，处理政事，多不听从他的建言。王安石也对身边的人感叹：“陛下对我的信任，哪怕只有从前的一半也就足够了。”由此可见，王安石对政事更加心灰意冷。熙宁九年（1076）六月，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去世，年仅三十三岁。王雱自幼聪慧过人，深得王安石的钟爱，他的去世使王安石再受重大打击。种种因素累加起来，使王安石精神上倍感疲惫，也坚定了他的退隐之心。王安石屡次乞解机务，甚至请好友王珪代为陈情，最终在熙宁九年（1076）十月，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第二次罢相。

这次罢相后，王安石一直赋闲江宁，在此地度过了他略显凄凉的晚年。他彻底摆脱了政治的种种困扰，读书著述，寄情于山水之间。王安石在江宁城外营建了宅舍，取名“半山园”，虽然简陋，但他却非常满意。半山园北面是谢公墩，相传是东晋名臣谢安的故宅；南面有定林寺，王安石常在寺庙中读书；附近还有孙权墓、宝公塔等古迹。这些都是王安石常去游览的地方。早年间因为变法而与王安石争吵不断的苏轼，后来特意去看望王安石。两人一起谈论文学、研读佛经，非常投机。苏轼给友人写信说：“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51]他甚至也想在江宁买地建宅，以便接近王安石。作为同时代出类拔萃的文人代表，放下政见分歧，他们很容易在精神上找到契合点。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王安石撰写挽词，满怀感情地回顾了与神宗的过往：“城阙宫车转，山林隧路归。苍梧云未远，姑射露先晞。玉暗蛟龙蛰，金寒雁鹜飞。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次年四月，王安石也于江宁病逝。自王安石罢相，昔日门生故吏大多弃他而去，因此葬礼冷冷清清。张舜民为王安石撰诗哀吊，讽刺地写道：“门前无爵罢张罗，玄酒生刍亦不多。恸哭一声唯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又道：“去来夫子本无情，奇字新经志不成。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这两首诗形象地刻画出了曾经胸怀大志的王安石去世之时形单影只的悲凉景象，同时也表达了诗作者对死者的无限怜悯之情，更道出了宋代仕宦之人的冷暖人生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