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宗朝的朝政先后把持在两个人手中,前期是韩侂胄,后期是史弥远,二人权力的交接发生于开禧、嘉定之际。北伐失败给韩侂胄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在朝野内外引发激烈批评。因此,“开禧北伐”的政治原动力是南宋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它是韩侂胄为转移内部矛盾、巩固自身地位所做出的决策。内外形势的发展,推动杨皇后与韩侂胄之间的矛盾走向激化,逐渐达到爆发的临界点。三日早晨,夏震率兵卒拦住韩侂胄,将他拥至玉津园夹墙内挝死。......
2023-08-29
宋太宗晚年,外有契丹虎视眈眈,内部也矛盾重重。他逼死侄子德芳、德昭和弟弟廷美,拒绝按皇后礼仪为太祖宋皇后发丧,引发皇室成员和太祖旧臣的不满;他任用亲信,架空政府,侵夺中书事权,也致使一般士大夫颇有异议;兼之水旱蝗灾接踵而至,连岁民饥,“群盗”蜂起。因此,宋太宗晚年的局势十分危险。宋真宗继位后的数年间,统治集团都以化解内外矛盾、稳定人心为要。经过七八年的休养生息,国家呈现稳定状态,民力渐苏。
在这样一个以“守静”为要旨的大环境中,任性使气的寇准显得格格不入,宋真宗对他的性格心知肚明,并未急于把他召回中枢。但宋真宗没有忘记寇准,从他继位后寇准的仕履来看,“真宗继位,迁尚书工部侍郎。咸平初,徙河阳,改同州。三年,朝京师,行次阌乡,又徙凤翔府。帝幸大名,诏赴行在所,迁刑部,权知开封府。六年,迁兵部,为三司使”[20]。三司使在宋代号称“计相”,掌管财政大权,寇准正一步步地返回权力中枢。
寇准重返权力核心,有赖于时代的推动,契机就是北部契丹的威胁。宋真宗继位后,整军经武,宋朝军队展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这一变化给边境对面的契丹带来巨大压力,据当时从契丹投奔宋朝的人说,“国中(契丹)畏陛下(宋真宗)神武,本朝雄富,常惧一旦举兵复幽州,故深入为寇”[21]。契丹方面担心宋朝再次举兵进攻幽云地区,因此计划先发制人,掌握主动。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宋朝北部边境的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辽军即将大举南下的消息不断传来,宋朝也加紧战备御敌。当此多事之秋,宰相李沆偏偏又于景德元年(1004)七月病逝。外有强敌,内无宰相,宋真宗面对日益紧急的边奏,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起“临事明敏”的寇准。
宋真宗对寇准刚强任性的性格心存疑虑,因此在任用寇准之前,他首先任命翰林侍读学士、兵部侍郎毕士安为参知政事。毕士安是宋真宗的潜邸旧臣,为人宽厚,深得宋真宗信任,任命他为执政,意在对寇准进行一定的制衡,以毕士安的宽厚化解寇准的偏执。毕士安得到任命后入谢,宋真宗对他说,不久就将任命你为宰相,紧跟着又问:“谁可与卿同进者?”[22]毕士安当然明白宋真宗的用意,马上推荐了寇准:“准天资忠义,能断大事,臣所不如。”[23]宋真宗把他的顾虑和盘托出:“闻准刚,使气,奈何?”[24]毕士安开解宋真宗说:“准忘身徇国,秉道嫉邪,故不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虽蒙休德,涵养安佚,而北敌跳梁未服,若准者,正宜用也。”[25]毕士安的话打消了宋真宗的顾虑,不久,毕士安与寇准同时拜相,寇准在时隔八年之后,再次登上权力巅峰。
寇准拜相后,宋真宗的压力终于得到缓解,每得边奏,必令先送中书。寇准也积极备战,他的同年好友张咏、向敏中、马亮、边肃、张秉等人,分别扼守成都、长安、金陵、邢州和澶州等要地,做好了应对契丹入侵的准备。
北宋景德元年(1004)九月,契丹纠集兵马,大举南下,绕过河北边境诸城,长驱深入,“围瀛州,直犯贝、魏,中外震骇”[26]。面对来势汹汹的契丹军队,北宋朝堂议论纷纷。胆小怕事的参知政事王钦若和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主张迁都,王钦若是江南人,倡议迁都金陵;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迁都成都。宋真宗以此询问寇准,王钦若、陈尧叟也都在场,寇准明知是这二人的建议,但装作不知,回答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天子神武,而将帅协和。若车驾亲征,彼自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众。劳逸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欲委弃宗社,远之楚、蜀耶?”[27]
有寇准的力主和毕士安的支持,宋真宗于当年十一月御驾亲征。南征途中,边情日急,而宋朝调动的大军久久不至,宋真宗再度动摇。宋真宗身边的宦官劝他速还京师,宋真宗召来寇准问道:“南巡何如?”[28]寇准坚定地说:“群臣怯懦无知,不异于乡老妇人之言。今寇已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望銮舆至,士气当百倍。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乘其势,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29]
虽有寇准鼓励,但宋真宗意犹未决。寇准又找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一同面见宋真宗,对宋真宗说:“陛下不以臣言为然,盍试问琼等?”[30]高琼支持寇准,说道:“随驾军士父母妻子尽在京师,必不肯弃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愿陛下亟幸澶州,臣等效死,敌不难破。”寇准又上言:“机会不可失,宜趋驾。”[31]宋真宗内心仍未能决断,扭头看向侍立于侧的带御器械王应昌,王应昌遂说:“陛下奉将天讨,所向必克。若逗留不进,恐敌势益张。或且驻跸河南,发诏督王超等进军,寇当自退矣。”[32]宋真宗这才下定决心进军澶州。
澶州地跨黄河两岸,分南北两部分。契丹陈兵北城之下,所以宋真宗到达南城后,不愿过河到北城去。当时宋朝驻守军队都在北城,真宗如果不到北城去,士兵见不到他,也就失去了亲征的意义,寇准再次找来高琼帮忙。寇准说:“今渡河,则河北不劳力而定,不渡则虏日益炽,人心不敢自固。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33]高琼在旁大呼:“陛下听寇准语,准所言是也。”[34]又说:“陛下若不幸北城,百姓如丧考妣。”[35]侍立于侧的签书枢密院事冯拯附和真宗,开口斥责高琼无礼,高琼当即反驳:“君以文章致位两府,今敌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一诗咏退敌骑耶?”[36]
在寇准和高琼的推动下,宋真宗渡河来到北城,登上城楼检阅诸军。宋朝将士望到真宗的黄罗伞盖,群情振奋,“皆呼万岁,声震原野,勇气百倍”[37]。此后,宋真宗把所有事都推给了寇准,这也正符合寇准独断专权的作风,他临阵掌兵,“号令明肃,士卒喜悦”[38]。可宋真宗终究还是放心不下,常派人窥探寇准的动静,寇准每日饮酒谈笑,就寝则鼾声如雷,宋真宗得知以后也放松下来。
随着战争的进行,势头逐渐倒向宋军。宋军以逸待劳,兵精粮足,宋真宗御驾亲征,使军队士气大振;而辽军长途跋涉,沿途并未取得什么战果,甚至可以说是到处碰壁,已成疲惫之师。宋真宗抵达澶州后不久,辽军统军萧挞凛外出督战,被宋军用床子弩发射箭矢,击中额头,伤重不治。辽军临阵折将,士气大落,于是与宋朝商议求和。寇准本想乘此时机,逼迫辽朝归还幽云地区,长久地解决北部边境的防御问题,但消极的宋真宗只想早日结束战事,又有人诬陷寇准拥兵自重,无奈之下,寇准只得同意讲和。
辽朝虽然在战场上不占优势,却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议和条件,要求宋朝割让战略意义重大的关南之地[39]。而可以给钱但不可割地是宋真宗坚守的原则。几番往复之后,辽朝不再坚持索要关南,宋真宗对议和使者曹利用交代了岁币的底线:“百万以下,皆可许也。”[40]曹利用出使前,寇准把他叫去说:“虽有敕旨,汝往,所许毋得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勿来见准,准将斩汝。”[41]曹利用至辽营后,果然以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达成和议,即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从北宋历史的发展来看,澶渊之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经过太祖、太宗两位创业之主的南征北战,宋朝基本恢复了唐朝中原地区的版图,唯有幽云地区孤悬契丹;辽朝方面,同样对后周时期丢掉的关南地区耿耿于怀。由于这些领土争端的存在,宋、辽两国一直征伐不断。澶渊之盟规定了宋、辽的边界,两国约为兄弟之国,宋朝不再提收复幽云,辽朝也不再索要关南之地。它结束了两国之间长期的征战,使宋朝可以无后顾之忧地进入王朝的承平期,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正因如此,宋真宗才在盟约达成之后,将两国誓书诏谕各地百姓,同时举行一系列祭天、祭祖典礼,告慰祖先。
盟约的达成,自然不是轻而易举的,寇准继协助宋太宗“定策”后,再一次在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发挥了关键作用。寇准的后辈范仲淹赞叹说:“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42]王安石也写诗叹曰,“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43]。寇准临危受命,不负“中外以太平责焉”的期望,写下了从政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也为大宋王朝开创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局面。将近一百年后,北宋官员陈瓘评价:“当时若无寇准,天下分为南北矣。”[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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